吕元礼 魏军妹:民主政治中的妥协原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0 次 更新时间:2014-03-26 21: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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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元礼   魏军妹  

  
妥协(Compromise)是指以折衷的方法——即通过冲突各方都放弃自己的部分要求的办法——解决争端和避免冲突。妥协之为解决争端、避免冲突的方法,其主要特征是:(1)容忍性,即矛盾各方都要放弃对抗,以合作、对话、让步的方式解决分歧和矛盾;(2)互利性,即矛盾各方都要将问题考虑全面,既考虑自己,也顾及对方,从而达到“双赢”;(3)务实性,即矛盾各方都要放下过往成见和意识形态,以追求整体最大利益为目标。(4)自愿性,即矛盾各方都要意识到让步所带来的好处要大于让步所带来的损失,从而自愿地进行让步。综上所述,妥协是一种give-and-take式的协商。真正的妥协是“综合对立的势力,并把双方(或几种)观点中的精彩部分以不完整的形式保留下来。……只有各方准备把自己要求中的各个部分区别开来,在某些部分让步,以换取另一部分上的满足,才有可能达成彼此满意的协议”   。在民主政治中,利益多元和意见分歧是必然的、合理的。这样,要在公民之间、利益集团之间、公民和利益集团之间等和平实现利益分配和利益整合,就需要相互妥协。通过与反动阶级进行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而“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的革命阶级,更要自觉实现从革命到执政、从革命到建设的思维方式的转型,充分认识到妥协对于民主政治的重大意义;而不能将革命时期势不两立的思维方式,简单照搬到执政时期建设民主的进程中来。为此,我们对民主政治中的妥协原则的根源、基础和作用阐释如下:

    

   一.民主政治中妥协原则的根源

   政治本质上是人的活动。人的理性的有限性,要求人们在行使民主政治所赋予的充分权利的时候,必须采取谦虚而不过于自信、谨慎而能留有余地的态度,通过妥协解决争端。因此,民主政治中的妥协原则具有其认识论根源。同时,民主政治不同于专制政治的性质特征也决定了民主社会的人们必须通过妥协化解冲突。因此,民主政治中的妥协原则又有其政治性根源。

   1.认识论根源

   人是理性的动物。但是,人又是有限理性的动物。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主要表现在知识的有限性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等两个方面:一方面,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不可能有某个个人能集中人类的所有知识和能力。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制造铅笔是一种最为简单不过的事情。但是,要制造一支简简单单的铅笔,却需要智利的石墨工人的知识,台湾的胶水工人的知识,德国的工具制造者的知识等。只有依赖相互的分工合作,才能制造出一支铅笔。在巨大的分工合作链中,个人甚至根本无法制造一支简单的铅笔。实际上,社会的演进是无数人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结果。每个人都只能运用有限的信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作出决策和选择。谁都难免犯错。正因为没有万能的人,所以才被人们塑造出了万能的上帝。另一方面,人的认知能力也是有限的。人的认知至多只是对于现实的反映,而不是客观现实本身。这一认知过程受知觉主体、知觉对象和知觉情境的影响。就认知主体而言,每个人看问题时,都会戴着观念和经验的眼镜。由于美国人强调个人的生命权,所以,美国人并不将被俘视为一件羞耻的事情。相反,由于日本人视被俘或投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所以,二战时期的日本人被俘时会想尽办法自杀。就认知对象而言,认知对象的特征也会影响认知的形成。《韩非子·说难》云:“宋有富人,天雨坏墙。其子曰:‘不筑必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这里,同样一句话,或由于出自“其子”,或与出自“其邻人之父”,宋国富人其家就会产生“智”与“疑”的不同认知。就认知情境而言,知觉情境也会影响认知的形成。正式谈判的时候,一般要求穿职业装。若有人穿着休闲服去谈判,则不符合当时的情境,很可能让对方产生误解或偏见。

   正是由于对于人的有限理性的清醒认识,美国制宪者们才愿意通过妥协达成共识。弗兰克林在美国宪法签署仪式上,作了颇具他个人风格的演讲:“我支持这部宪法,因为我并不期望得到一部比此更好的宪法,也因为这部宪法不一定就不是一部最好的宪法。”  他确认,事实上,当一群人因集合在一起而产生出智慧的同时,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自己的偏见、偏激的情绪、错误的意见以及关注地方利益和自私自利的观点。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民主政治中的许多冲突并不不一定是清晰的“对”和“错”的冲突,而是人们对问题有不同见解所引起的冲突。因此,为了解决问题,达成共识,就需要相互沟通协商,抱着 “你可能对,我也可能对”、“你可能对,我可能错”、“我可能对,你也可能对”或“你可能错,我也可能错”的态度,进行真正的妥协,即“综合对立的势力,并把双方(或几种)观点中的精彩部分以不完整形式保留下来”   。

   2.政治性根源

   民主政治不同于专制政治的性质特征,是民主政治中妥协原则的政治性根源:(1)民主国家社会利益的多元性决定了妥协在民主政治中的必要性。在民主体制下,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社会呈现丰富多样的利益多元状态。民主制度赋予每个个体都具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但又限制任何个体强迫他人服从自己的自由。于是,当冲突发生之时,就要避免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局面,要求冲突双方各让一步,以求各自都得到部分满足。(2)民主国家的政党政治决定了妥协在民主政治中的必要性。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没有政党的桥梁作用,单个公民就无法充分实行民主权利。而政党政治的生存和维持需要每个“主要政党都有全部人口中许多部分的支持者”。如果主要政党与社会的基本阶层划分完全一致,就表明民主社会的分裂和冲突已到了非常紧张的局势。因此,这就需要主要政党懂得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在政治宗旨和纲领等方面作出一定的妥协,以吸引各阶层的人。如果不作出妥协,该主要政党本身就会趋于衰亡或者形成对立的政党格局,从而危及民主政治本身。(3)民主国家公民自由权利的广泛性决定了妥协在民主政治中的必要性。在民主国家,公民享有包括选举与被选举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等的充分自由。为了保证各人的自由不受无理侵犯,公民之间就要互相体谅、忍让和尊重,不能强行一致。民主政治实行的“多数裁决”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尊重和贯彻多数人的意志或意见。民主政治同样奉行的“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和保护少数人的权益”的原则,使少数人在遵纪守法和不危害大众利益的前提下,具有保持、坚持自己意见的权利,并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其合法权益也应受到社会保护。这里,少数服从多数,实际上就是少数对多数的妥协;多数尊重少数,实际上就是多数对少数的妥协。(4)民主国家的人民的自治性质决定了妥协在民主政治中的必要性。民主社会是一个自治社会,而自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国家与自治个体之间的合作。在这一合作关系中,国家只作宏观上管理,具体事务则由自治个体自己决定,通过双方合作,整个国家得到更好的治理。“在这个市场与竞争已经环球化的世界里,政府必须建立共识,使人民、工人、资方和政府等方面,互相合作,以取得成功。在一个现代工业经济中,人民必须支持能影响他们命运的主要决定,因为工人的积极参与是高生产力的基础。”  合作需要找出各方共同点,需要互让,从而也就需要妥协。(5)民主国家的法治性质决定了妥协在民主政治中的必要性。法治是民主的内在要求。在民主制度下,法律由公民或其代表通过“讨价还价”制定出来,既体现着公众的利益,又不能完全实现各方的利益。民主国家的法治性质决定了任何政党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人们遵守体现公众利益但又不能完全满足各方利益的法律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6)民主国家公民的参与性质决定了妥协在民主政治中的必要性。民主制度的价值体现在公民参与管理的过程中。公民参与政治必须学会妥协,在参与政治前必定事先分析自己什么地方可以让步,什么地方必须坚持,以便在讨价还价中把握好自己的利益。妥协意味着容忍。在大家都愿意互相容忍的宽松环境里,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才能得到维护,公民的政治参与也才能取得正面的成效。

    

   二.民主政治中妥协原则的基础

   民主政治中的妥协原则得以确立和维持,有其自身的经济、文化基础。认识、坚持民主政治中的妥协原则,也需要把握、维护上述原则得以确立和维护的基础。

   1.经济基础

   民主政治中的妥协原则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发展为基础。一般来说,民无恒产,则无恒心。当社会成员缺乏或毫无产权明晰的属于自己的财富的时候,往往会不惜以暴力或动乱来解决问题。因为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相反,当社会成员充分拥有产权明晰的属于自己的财富时,就会因为担心财富的丧失而愿意社会安定。这时候,即使他们对某些具体政策有所不满,也不愿意采取暴力或动乱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愿意通过妥协合作来解决问题。因为暴力或动乱将会带来比维持现状更糟的结果。实际上,“只有境况不好时,一般人才会想到革命,这是基本概念。”以上个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为例,鼓动暴力革命的政治团体未能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政府的领导下人民的经济“境况变好了”。时任新加坡内阁总理的李光耀指出,过去,当新加坡人民的境况不好时,上述团体的各支部一度“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现在,当新加坡人民的境况变好时,上述团体的各支部却“一个接一个关门”。   。李光耀说:“为什么?最根本的,因为我们在进步。新房子盖起来了,大家赚到钱了,到处是摩托车。” 1961年,新加坡将近八千辆摩托车拿到执照。对于国小人少的新加坡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李光耀说:“试想,每户人家有三个人使用它,带给两万四千个人快乐。他们交两万四千个女朋友,带给四万八千个人快乐。”  进一步说,随着社会成员财富的增加,中产阶级必将壮大。中产阶级由于拥有较为富足的财富,他们必然不希望通过暴乱或动乱来解决问题,而是愿意通过妥协合作来解决问题。因此,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当经济发展促进私人财富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壮大,社会结构将从二元对立的金字塔形的阶级结构向多元分化的六边形的阶层结构转变。在金字塔形的阶级结构里,大部分人仅拥有少部分财产,少部分人却占据大部分财产。同时,少部分人所占据的大部分财产又是由大部分人创造的。这就势必导致大部分贫苦民众对于少部分富贵阶层的势不两立的对抗态度和你死我活的革命情绪。相反,在六边形的阶层结构中,占有巨大财富和拥有极少财富的只是少数人,大部分人士都属于拥有可观财产的中产阶级。当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民主政治中的妥协原则就具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妥协精神才能在这个具有深厚物质基础的社会土壤中扎根、生长。

   2.文化基础

   民主政治中的妥协原则需要有愿意妥协或能够妥协的文化心理基础。其主要内容包括基本价值层面的共识基础和包容、忍让的心理基础。

妥协要求冲突各方必须具有基本价值层面的共识,也即根本价值文化上的一致性。如果将政治共识区分为基本价值层面的共识、政体层面的共识和政策层面的共识,则基本价值层面的共识是根本性的共识。它决定既定社会是否从整体上分享同样的价值信仰和价值目标。若没有基本价值层面的共识,就比较难以作出妥协。以韩国为例。韩国民主化进程充斥了政治冲突甚至政治暴力。以朴正熙、全斗焕等为代表的军政府和以金泳三、金大中为代表的民主斗士之间可谓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前者推行军事独裁,后者推崇民主;前者倾向于视经济发展的价值高于一切,后者则倾向于视民主政治的价值高于一切;前者为了实现被认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威权统治,不惜采取修宪手段和不法选举;后者为了兑现民主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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