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内战和上山下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68 次 更新时间:2014-03-22 21:5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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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 (进入专栏)  

  
◇ 内战

   1968年初,成都市的武斗急剧升级,变成了真枪实弹的战争。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内战,许多学校、工厂,甚至市区,变成了枪林弹雨的战场。

   武斗的升级有一个过程。开始,人们用拳头、棍棒、长矛相斗,后来出现了零星的火器,因为每个大学、每个工厂都有武装部,还有民兵组织,因而有少量的枪支弹药。一些大学和工厂利用自己的实验室和设备,制造一些简单的武器,如地雷、手榴弹等等。下一步就是兵工厂的工人将产品用于武斗,但现在发展到高潮时,用的是部队的武器。

   部队的武器怎么会落到群众组织手里?它们是"抢"来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明抢暗送的双簧戏。到了这时,军队已深深地卷人"文革"之中,他们要在未来掌握当地的权力,往往支持某一派而反对另一派。在武斗中,他们不能公开出面作战,因此就让群众组织把自己的武器"抢走"。每次发生抢枪事件之前,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都有周密的计划、安排。部队会把枪支弹药的数量、类型、存放地点作详细交待。他们要装得煞有介事的样子,保护自己的武器,有时还要假意和抢劫者打斗一番,向天鸣枪告警,事后报告警备区,但事情也不过仅此而已。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抢枪者在慌乱中走错了地方,没有取到武器,或者只带走一部份武器,这时部队会通知群众组织头头,叫他们马上再去抢第二次,等武器全带走后,再去报警。

   我怀疑这种事情不仅是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的自发行动,因为它们在全国发生得很普遍,而且发生在相同的时间。据说,"中央文革"曾有"武装左派"的指示。不管怎么说,江青和武斗脱不了干系。1967年夏天,她在接见河南造反派组织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正式使武斗合法化。她的讲话在全国广为流传,我是从随上海《文汇报》专门附发的铅印传单上得知她的讲话的。在另一次接见中,当讲到某地武斗厉害时,她轻松地说:"小青年,爱玩枪!"确实,年轻学生中不少人是以爱玩枪的动机开始的,但他们显然不爱流血和送命。

   真枪实弹的武斗开始后,学校成了一小撮亡命之徒的天下,大部份学生只好离校回家。我这个"文斗司令"既不愿参加武斗,也感到和那帮舞枪弄炮的人格格不人,于是就呆在家里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小说。"红成"派的武斗司令Y粉墨登场,独领风骚。

   Y与我初中就同学,学习和其他方面很一般。快到高中毕业时,他似乎一下子从冬眠中醒来,在政治上有一连串惊人表演。他依仗家庭出身贫农,一下子人了团,从此在各项活动中十分活跃。"文革"开始时,他是我校血统论红卫兵"8201部队"的骨干分子。在斗"黑帮"的时候,他最为积极,担任"劳改队"队长。每天挥着棍棒或皮鞭,殴打进人"劳改队"的干部和教师。人们随时可以听到他声嘶力竭地喝斥他管辖的那二十来个犯人。但好景不长,运动中他的家庭被查出问题,他的好出身原来是假的,他很惭愧地退出了红卫兵,但他已经习惯于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不甘寂寞,过了不久,他拉扯起一支造反派队伍。

   Y在某些方面确实有天赋,他枪打得准,抢了几部汽车,一学就会开,虽然几次把学校门口的墙撞坏。他敢作敢为,胆大包天,手下的武斗干将个个服他。据我观察,当一个武斗司令,除了天生的机敏和果断之外,关键是要敢于承担责任。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好勇斗狠的武斗分子,完全明白运动后期是要算账的,现在的一举一动是有人记住的,他们要找一个头领承担责任,以便自己将来不受惩罚。我记得,在还未用枪的时候,有一天我方几个武斗干将跑到办公室向M和我报告,说川大一名大学生到了我校,正与我校"八·二六"商量什么事情,看来此人负有重大使命。他们表示,想把那个大学生抓起来,但事前要与战团负责人讲好,由我们承担责任,他们只是执行任务。M和我拒绝了,于是擒俘计划没有实行。事实证明,他们的心计确实算得上远见,运动后期果然抓"坏头头",而这些追随者都没有事。

   学生有了枪确实是危险的。刚开始时,我还没有离开学校,经常看见那些人掏出枪来打鸟,打高处的灯泡,我生怕他们误伤了人。有一次,一个女同学叫别人把一支很精巧的勃郎宁牌手枪给她看看,她问清楚了里面未装子弹,于是比划着对准一个人,假装向他开枪。不料枪真响了,子弹从这人头顶上擦过去,大家吓得面如土色。另有一次,也是一伙人嘻嘻哈哈地玩枪,结果一支五四手枪走火了,子弹穿过一个武斗队员的大腿。

   这时,形势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使"红成"这一派压力减轻了一些。首先,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在去过一趟重庆和北京之后,态度变得暧昧起来,他虽然并未支持"红成"打倒刘张,但对"红成"的态度明显缓和与好转。在重庆,他明确支持"八一五"派、反对"反到底"派,而"八一五"是"红成"的亲密战友。其次,五十四军的一位政委调到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当常委,他明显地支持"红成",并暗中支持"红成"打倒刘张。梁兴初有一段时间一直呆在重庆,似乎和成都的司令部唱对台戏。

   一月下旬发生了一件有关军队的事,又使"红成"政治上轻松了一些。四川有一支属于公安性质的部队,叫独立师。一天晚上,师长杜灵和参谋长乘车经过市中心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被兵团派的武斗人员误认为是"红成"派车辆,一阵乱枪扫去,杜灵中弹身亡,参谋长重伤。该师干部战士极其气愤,迁怒于支持兵团的刘张和五十军。当五十军派人以成都警司身份去他们师部调查时,他们赶走来人,掀翻汽车。他们师还有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赶到省革筹开会的地方,要揪走刘张。虽经全力保护,刘张未被抓走,但被狠狠揍了一顿,张西挺住进了医院。"红成"派人则络绎不绝去独立师悼念慰问,大肆宣传兵团是有预谋开枪。

   第二轮武斗使用枪炮,与第一轮大不相同了。在上一次,斗争的胜负取决于参战人数,而这一次主要取决于武器的先进程度,更取决于人们敢于使用武器的程度。在第二轮武斗期间,市中心仍被对方占领,但"红成"可以保留一些孤立的据点。在使用枪支之后,拿下这些据点太困难了。在重庆,新一轮武斗使局面和上一次大为不同。"反到底"派十分亡命,敢于使用重火器,最常见的是把高射炮和四管高射机枪平射,"八一五"派在有些地方被打得惨败。重庆是中国军火工业的中心之一(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临时首都,许多兵工厂从各地迁到这里),两派把工厂中新造的,准备援助越南的最新武器用来打内战。我那段时间去过一次重庆,看见重庆大学的教学楼和宿舍墙壁上布满了弹洞。在朝天门码头,陈列了一大串死难"烈士"照片,原来这里有一场大"海战",几艘轮船(被枪炮武装起来当作军舰)和岸上对射,结果全被击沉于江底。

   在这一轮武斗中,"红成"派没过多久就处于劣势,但未被全部逐出市区。市中心的交火持续了很久,成为全市关注的战场。"红成"派的成都十中和对方控制的百货大楼在这中心地带对峙。对方逐渐扫平了十中周围的"红成"阵地,决意拿下十中。"红成"则坚决捍卫,调了不少勇敢善战的人去守卫。我最熟悉的总部勤务员之一,中医学院的Z是十中保卫战的军事指挥,他不但成功地坚守学校,还不时在附近打反击。每天都有小小的,但鼓舞人心的捷报传至总部。在大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红成"总部以十中的胜利来鼓舞人心,专门办了一份《火线战报》,报导每日战况、那时,市中心空旷无人,白天是对射和冷枪,夜晚则是偷袭。

   对方恼羞成怒了,发誓要拿下十中,调来兵团中最不要命的街道工业分团实施进攻,总指挥就是团长宋立本。"红成"的阵地一天天缩小,眼看只能放弃撤离。这时梁兴初从重庆返回成都,强令两大派实施停火。3月4日,停火协议正式公布并生效。这在客观上帮了"红成"的大忙,因为再过两三天,十中就会失守。停火之后,"红成"在市中心办了一个对方的罪行展览,因为进攻者将装满食盐、粮食的大麻袋垒作掩体。"红成"宣称,内战期间成都市食品供应紧张,就在于对方的所作所为。"红成"由于"三四停火协议"在政治上占了不少便宜,但这些好处并不是实质性的。

   就在3月4日这一天,有人上我家来报告说,我校司令Y在一次乘车外出时遭到伏击,被对方俘获,关押在附近一所中学。我和同伴们赶快行动起来,设法营救。我们深知,Y这次被俘,凶多吉少。我校的武斗队在远近都打出了名,他们不但打仗凶,抢东西也凶。最轰动的事件,是说他们抢了一卡车多达几千斤的腊肉。他们被对方恨之人骨,很有点恶名昭著。记得不久前我曾从家里去过一次学校,想看看有无可能恢复正常活动。当我遇到Y,正和他交谈时,一个初一小兵L赶来报告,说第三医院(由兵团派掌握,L的父亲在那里工作)伙食团的人正要运载一批肉食品经过一中。Y马上中断与我讲话,要去把肉抢过来。他带了几个持枪学生,出去之后几分钟就回来了。肉自然全落在他们手中,那个三医院的炊事员吓得浑身哆嗦,连连告饶。我看不下去了,心中十分厌恶,转身就走回家去。

   我们想了各种办法,与对方取得间接联系,并许诺各种条件,希望放人。但对方坚决不肯,称Y罪大恶极,定将严惩。我们虽然碰了钉子,但不能抱绝望态度,继续努力。过了几天,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是要贯彻"三四停火协议",Y获得释放。我们战团的同学,不论平时与他关系如何,纷纷前去看望慰问。

   Y在城西无线电机械学校("红成"派的一个坚固据点)休养。该校门前周围一带是一大片自由市场,许多农民在那里卖农副产品。我们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进到学校。见到Y时,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他的脸被打得又肿又黑。我虽然平时与他谈不到一块,但见此情景,仍忍不住一阵心酸。我们亲热地说话,Y仍有英雄气概,语调轻松,若无其事的样子。

   正谈得上劲,Y的几个兄弟伙计从腰间掏出枪来挥挥:"走,给我们Y司令弄点营养品补补身体!"他们去了不到10分钟,抱了一大堆鸡鸭鱼蛋进来。我一见之下,心情大变。走出门去,只见一个农民正在向Y的一个下属作揖求情:"我们全家就盼着我卖几个钱拿回去,请好歹给点钱吧!"那人把枪挥了几下,说:"再罗唆,我毙了你!"这个农民算胆大的了,其他遭抢的人根本不敢跟进来恳求。但他见此情况,还是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跑了。我没有回去向Y告别,径直走回家去。

   当我前去看望Y时,我内心充满了同情。但我一到那里,只感到那是一窝土匪。我感到和他们同属一个组织真是可耻。在我心中,这些人是流氓和强盗。他们是"红成"和"八·二六"中正派学生的共同敌人。

   只过了半个月,Y就报了一箭之仇,洗刷了他被俘虏的耻辱。身体很快复元之后,他恢复了活动。一天,他带着两个下属在学校附近逛荡,只见前面一辆豪华轿车停下来,从车中走下一官两兵,以及一个肥胖妖娆的女人。那个头头是大名鼎鼎的宋立本,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团长,据说以前被监禁和劳教过几次。他知道他在运动后期要被收拾,抱着豁出去了的心理,打仗不要命,干其他为非作歹的事也无所顾忌。Y挥枪走上前去,对方也刷地拔出枪来。这时枪对枪,两个威震四方的好汉四目相对,形势千钧一发。宋喝叫道:"你们动一动,我就开枪,我的枪可是连发的!"Y冷笑应道:"我的枪是20响,手一扣你们全没命!"对方全是短枪,而Y的下属手持冲锋枪。最后,宋立本软了下来,他放下枪,甘当俘虏,跟Y来到我校。这真是一场比谁更亡命的心理战,不知那个胆大包天。无恶不作的宋为何在关键时刻软了下来,也许,我听的故事有些夸张。

   宋及其一伙被带到学校,免不了受到拷打。他们把他那个秘书兼情妇放到井台辘轳架的桶里,朝水中放下,说要淹死她,吓得她又哭又叫,上边的人乐得哈哈大笑。宋立本是大人物,Y怕将他关在我校,对方会来营救,于是将俘虏全部押解到成都大学,那里是安全的根据地。在那里,宋被活活打死。由于官方认为他是在运动中兴风作浪的阶级异己分子,在运动后期这件事没有深究,Y他们也未因此事而受惩罚,虽然毕竟死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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