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劳动人口负增长下的改革突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4 次 更新时间:2014-03-20 21: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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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进入专栏)  
但一定是资本密集度更高、人力资本密集度更高、技术密集度更高的行业。

   根据现在的数据可以看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与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岗位需要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大概是9年或者9年多一点。现在比较好的年轻农民工群体,受教育年限恰好适应了这两种产业的人力资本要求,现实中,他们也确实就在这些产业中就业。

   但未来不知道。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第二产业资本密集岗位和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岗位做一个设想,从今天的数据看,这两大岗位分别需要十年多或者十三年多的受教育水平,也就意味着今天最好的年龄段的农民工还需要提高一两年至三四年的受教育水平才能适应上述岗位,但提高受教育水平一两年、三四年其实非常不容易。

   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横跨20年时间,在这20年的期间,在全世界范围内相比,是我们受教育程度提高速度最快的时期,因为我们有“普九”和高校的扩招,但即使如此,20年的时间,中国成年人受教育程度才提高了2.7年,以后这个增长速度也不会太快,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适应这个就业岗位的劳动力也许在未来就不能适应了,那时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这会影响到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微观上来说,这部分劳动力会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困难群体、脆弱群体。

   从欧洲发达国家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可以看到,危机来了,就会有周期性失业。但接下来,危机虽说没有彻底过去,但失业率却没有恢复,甚至在欧洲很多国家,青年失业率仍非常之高,比如西班牙到了50%,这说明周期性失业暴露出了结构性问题。青年人当年不读书,急急忙忙就业,收入也很高,但当困难来临时,他们的人力资本就严重不足,陷入困境。

   周期性就业的矛盾和结构性就业矛盾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这说明今天劳动力市场越强劲,反倒可能产生一些不好的信号,使人们不重视人力资本的培养,在未来会遭遇到更大的冲击。

   因此,我们需要构建安全网。比如,不仅我们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很低,我们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也远没有达到需要的水平,特别是未来产业结构加快调整所需要的水平,所以,应该说这方面任重而道远。

   最后总结一下,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不是互为消长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不是增长抑制性的,而是可以带来人口、改革红利。如果要为改革设出一个优先序,我想应该着眼于清除生产要素配置和供给的制度障碍,着眼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让那些能够立竿见影的能带来改革红利的改革率先进行,这应该有利于攻克其他更难啃的“骨头”。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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