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互联网VS政治,胜负or共赢?——《技术赋权》英文版作者原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29 次 更新时间:2014-03-20 21:45:04

进入专题: 技术赋权  

郑永年 (进入专栏)  
没有制度化和确定边界的互动往往导致了随意性,并且这种随意性随着中国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也为中国社会运动的发生带来了不确定性,从而冲击了社会秩序。那么,至于互动的结果是什么,《技术赋权》和《行为联邦制》一样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预期,一个尚未发生的预期。

   此外,我们还无法忽视的是,中国社会的变革力量从哪里来?作者在两部书中都反馈了他一贯坚持的观点,那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强人政治时代之后的没落。由于中央的分工负责制和集体领导制,碎片化的条条和块块使得中央的改革创议能力已经大为削弱。那么,改革的动力从哪里来呢?作者在两本书中的回答很明确:地方政府和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有效的改革基本首先来自地方。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端不是中央政府的创议,而是小岗村农民的创议,虽然事实上之前已经有其他地方开始了类似的举动,但是小岗村的经验是最终得到国家认可并作为模式推广的。[ix]随后受到了地方政府的保护,并在卓有成效之后上升为国家经验,最后推广到全国。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行为联邦制"为地方的改革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保护。同样,旧有的不合理的政策实践在中国是如何得到改进的?社会创议在这中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它们并非是唯一推动改变的因素。政策实践不合理,体会最深刻的群体首先必然是直接受到相关政策影响的社会群体。由于缺乏正式的制度化表达渠道,这种影响不得不通过社会运动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诞生,使得这种社会运动以更加便利的方式组织起来,从而有效地推动政策的转变。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再提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国政治的碎片化。其中,中央的改革派领导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地方政府的经验进行保护、提升、总结和推广的,毫无疑问是中央的改革派领导人;同样,对社会运动的诉求作出回应和改变的,也是中央的改革派领导人。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中,无论是在处理中央-地方关系上,还是处理国家-社会关系上,改革派领导人的作用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因为现存的结构允许他们拓展自己的手脚与外部的世界形成合力,无论是与地方政府,还是与社会。中国政治的碎片化,进而要求对国家(政府)进行分解式研究,国家(政府)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不同利益的条条和块块,它们之间可能彼此协调,也可能彼此冲突,在每一个问题领域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同样,在社会群体里、在地方政府中,这种碎片化现象也是存在的。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不同的问题领域里也有各自不同的利益;与此类似,在面对集权还是放权的问题上,东部省份与西部省份、甚至同一个地区的不同省份之间,都会存在受益与损益的问题。因此,在围绕每一个问题领域展开互动博弈的时候,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独特的定位和所扮演的角色,分解式研究为我们观察每一个角色的定位提供了一个视角,并且有助于理解每一个角色在特定场景下的立场和利益,从而作出符合其利益定位的分析和判断。这也是这两本著作最大的特色所在。

    

   三、中国的互联网政治及其新发展

   除了《技术赋权》一书外,作者并无其他专著论述这一话题,不过,还有另外一本编著涉及了这个主题,那就是作者与张晓玲教授合编的英文著作《中国的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社会的变化与国家的反应》,[x]该书主要是一本论文集,集中了国内外许多有关互联网与中国政治的高水平论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参看。另外还有一些采访、演讲、会议论文等,均可在网络上搜寻到。[xi]作者在这些文章或采访中的基本观点是,互联网起到了打破"城堡政治"的作用,迫使官员开始回应社会的需求,增加了政治透明度和政治开放性,网络问政、网络参政和网络反腐等已成为中国政治领域的关键词。但是,也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表明,互联网可以直接促成一个国家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因此,作者认为,如何充分释放互联网有助于社会秩序建设的功能,而削减其弱化社会秩序的功能,这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这与作者长期主张的渐进变革具有的内在性是一致的。[xii]

   中国的互联网政治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其规模效应。根据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2012年6月,我国网民中用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用户占比已达72.2%,首次超过台式电脑,成为我国网民第一大上网终端。截止到今年(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亿,其中手机网民达4.64亿,占网民总数的78.5%。[xiii]这不仅在商业上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的规模效应也是非常巨大的。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虽然时常遭到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网络问政"模式。

   首先,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缔造和扶持了大量的国内互联网民族企业,在面对微软MSN、谷歌(Google)、社交网站Facebook和微博服务平台推特(Twitter)的强势全球攻势下,中国企业借助网络管制,打造了属于中国的相应产品。腾讯、百度、人人网和各大门户网站的微博,都取得了与国外相应跨国企业一较高下的能力。同时,管制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各大互联网巨头都在市场上争夺互联网用户,并不断推出能够适应新需求的产品,或推出能够创造出新需求的产品。在网络管制较为松散的国家和地区,很难见到如此大型规模且成体系的互联网企业。网络管制使得所有的企业在一方面服从市场规律运作的同时,一方面也要接受国家(政府)的指导。这为建设性的网络问政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破坏性的网络政治效应。虽然"建设性"与"破坏性"的边界还很模糊,但是这种效应确实是不可否认的。

   其次,中国庞大的13亿人口的市场为这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在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这些华人社会里,缺乏大型的网络通讯服务商不仅出于可以便捷地利用美国发明创造的应用的考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没有庞大的消费市场来支撑这样的企业,企业最终也无法与强势的美国企业竞争,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美国的互联网行业在全球占据了强势地位,就是"互联网"本身这个词,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也是美国的互联网,目前国内公众使用的网络的准确称呼应当是美国的国际网。[xiv]互联网的国际化给国家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随着斯诺登事件的出现而为全球所关注。中国的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使得中国民众可以借助自己的网络体系来在中国内部推动渐进的政治变化。

   再次,国家借助互联网与社会进行互动,从而不断学习和实践了有关互联网管理和控制的尺度所在,并根据不同时期的特征对网络的控制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并显得愈发成熟。最近一次对互联网的整顿集中在打击所谓的网络谣言上。新上任的领导人在2013年8月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点强调了国家要"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xv]这个被称为"8·19"讲话的发言全面反映了国家对在网络上与社会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决心。随后,一方面,各省市、各大宣传媒体都纷纷表达了捍卫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决心,另一方面,对互联网谣言的清理工作也随之开展,随着"两高"司法解释的发布,[xvi]多名网络大V被逮捕,国家管制和引导网络舆论的意图十分凸显。与以往对网络的清理不同,此次政府在一手打击网络谣言的同时,也主动出击,倡导传播正能量的秩序,[xvii]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来进行"互联网'植被'",例如扶植有"专业背景的中V崛起",他们"将以扎实的专业背景和学理分析,赢得网民的理性认同,而不是像先前的大V一样单单'吸引眼球'"。[xviii]这与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治理上,以技术干部政治的"专"取代意识形态治国的"红"有着极其相似之处。国家在对互联网的管控上采取"网络舆论"的"技术干部路线",将有助于国家在网络舆论中的主导优势。此外,近期一则《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的短篇卡通视频走红网络,也可以被视为是国家主动以新方式推动网络宣传的手段。[xix]

   然后,社会群体和民众在网络活动中也愈发成熟。近年来,较有影响、并取得的积极效果的网络民意针对的主题主要是:网络反腐、司法公正、环境保护、城管执法和土地拆迁。民众在针对地方政府的渎职或不法行为时,积极背靠国家的政策和方针,援引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法律法规来为自己的权益辩护。例如,各地民众反对在当地建设PX项目,乌坎事件中村民对省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呼吁与肯定等等。借助国家推动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主流大势,民众更加善于利用好互联网来为自己的权益呼吁和呐喊。

   最后,互联网反映出了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张力。针对某一事件而集中表达意见的网民事实上是非组织化的,除了少数演变为集体行动的案例外,大多数的压力最终转变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张力。在"两高"司法解释出台后,和其他矫枉过正地执行中央政策的情况类似,地方官员对网络谣言的打击远甚于中央。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16岁的初三学生因在网上"造谣"被当地警方先抓后放事件,不仅引起了网络的关注与热议,而且还引起了《人民日报》发文,隐晦批评地方官员是"歪嘴和尚",将两高司法解释"念歪了",因为司法解释既是"授权",也是"限权",目的是告别依靠个人意志、行政命令的管控,"依法治网"应当是要将其进一步纳入"依法治国"的框架,而非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力,甚至将其作为拒绝舆论监督的手段。[xx]中央对网络的治理,是出于社会稳定和整体秩序的考虑,是对国家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和舆论导向的考虑。而地方则借着这股"东风"掺杂进了自己的"私货"。因此,不仅在互联网的管理上体现出了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张力"(中央与地方目标和手段的不一致),而且最后又是网络的曝光使得这股"张力"再"升级"(中央对地方的批评)。这种张力在互联网推动的其他事件中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最后啰嗦几句,出于某些原因,本译本有删节处理,对本书主题感兴趣并计划深入研究的读者,若不嫌麻烦,也可找来英文原著仔细研读,定会有更多收获。

    

   邱道隆

   2013年10月20日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i] 郑永年:《中国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心太急》,原载《时代周报》,2011年9月29日,转引自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第203页。

   [ii] The Policy Studies Organization,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Volume 17, NO.1 (2010), pp. 89-91.

   [iii] 参见郑永年:《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解释中国而不是改造中国》,原载《南风窗》,2011年7月6日;郑永年:《中国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心太急》,原载《时代周报》,2011年9月29日;均转引自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iv] 郑永年:《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解释中国而不是改造中国》,原载《南风窗》,2011年7月6日,转引自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第185页。

   [v] 郑永年:《全球化与国家的转型:西方、亚洲和中国》,转引自郑永年著:《危机或重生?--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命运》,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87页。

[vi] 项怀诚:《亲历分税制改革  朱镕基同志"东奔西走做工作"》,2008年8月25日,凤凰网:http://finance.ifeng.com/news/history/jjsh/200808/0825_4467_744272.shtml。(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技术赋权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3174.html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