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互联网VS政治,胜负or共赢?——《技术赋权》英文版作者原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29 次 更新时间:2014-03-20 21: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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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国家与社会在不同的问题领域中互动,从而造就了不同的行为体(actor),作者对这些行为体的角色(role)进行准确定位,从而构建了其学术分析和时评分析的基本框架。

   《技术赋权》就是站在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上来写作的一部著作。作者在这本书中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互联网究竟如何影响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围绕着这个核心主题,全书七章分别从不同的部分对这个核心问题展开回答。

   在第一章中,作者进行的是历史回顾和文献回顾。作者首先回顾了"科学"与"民主"在中国近百年来的演变和分野,阐释了中国近百年各政治力量一直追求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并接受"科学"为富国强兵的手段;而"民主主义"则为"民族主义"所取代,成为建设强大民族国家的精神动力。随后,作者回顾了中国研究领域里的三类著作,它们分别是:研究后毛泽东时代国家-社会关系的著作、研究技术官僚政治运动的著作和研究中国媒体改革的著作。在回顾了这些著作后,作者分别指出了它们在解释中国互联网政治上的不足。作者在第一类文献中又做了两个归类,即互联网对国家进行赋权的观点和互联网对社会进行赋权的观点,前者包括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詹姆斯·博伊尔(James Boyle)、香提·卡拉希尔(Shanthi Kalathil)和泰勒·鲍尔斯(Taylor Boas)等人;后者包括迈克尔·切斯(Michael Chase)和毛文杰(James Mulvenon)、杨国斌、埃里克·哈维特(Eric Harwit)和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等人。最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四个观察,为全书的铺开阐明了自己的理论观点。

   在第二章中,作者首先将民族国家建设理论和信息技术联系起来,并阐述了为什么发展信息技术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出"科学的思维观念"是如何以"技术民族主义"的方式影响了近百年来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从而推动他们利用科学技术来建设民族国家。信息技术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作者随后列举了许多表格来证明这种发展。这种发展反过来催生了一个信息社会,这个信息社会使得国家和社会都受益,国家开始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开启了"电子政务"等一系列工程;社会精英则利用信息技术大大拓展了商业经营水平。当然,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也导致了中国网络抗争政治的兴起,这些集体行动的原因,针对的是腐败和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在这里,作者借用了社会抗争理论的观点,来解释国家塑造的过程如何引发了集体行动。最后,作者总结道,正是互联网的这种双重功能,开启了国家和社会在互联网公共领域内的互动,从而为后续几章的内容奠定了背景基础。

   在第三章中,作者首先从国家内部的角度进行分析。作者明确指出,无论是分析国家还是社会,都必须对它们进行分解式研究,因为即便同样是在国家或社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不同的问题领域,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作者在对国家进行的分解式研究中指出:中国领导层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它不得不实施有效的政策来推动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控制、监管和最小化由新技术带来的政治风险而不至于伤害到政权本身。这两种任务在多数情况下是冲突的。作者进而对中国互联网的监管机制和控制机制分别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并列举了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最后,作者对监管机制和控制机制如何发挥作用以一些例子进行了阐述。

   在第四章中,作者首先就互联网如何影响了威权主义政权的民主化回顾了相关文献,并列举了乐观的观点及悲观的观点。随后,作者就西方民主国家背景下,互联网如何影响了公民参与进行了文献回顾,同样列举了两种矛盾的观点。接着,作者就信息技术、集体行动与政治自由化的关系作了解释。在其中,首先对政治自由化和政治民主作了区分,随后,在信息技术和集体行动之间,提出了"事件"的重要性,并就这些概念和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探索。作者在本章中提出了四个假设,来探索互联网如何帮助集体行动的组织者克服了各种不同的困难来制造挑战政权的事件,并对这四个假设一一进行验证。这四个假设分别是:(1)信息技术提供了信息空间的新资源,使得个人能够在数字化的公共领域内形成共同体,并对这些共同体进行赋权来参与政治;(2)信息技术减少了潜在挑战者组织化的成本,增加了国家压制基于信息的社会运动的代价;(3)信息技术为体制内的改革派领导人提供了一个获得社会力量支持的渠道,造成体制的碎片化,并从而为政治自由化创造了条件;(4)互联网使得挑战者和政权之间可能形成一个"持续性互动",即一个事件或一连串事件,并因此持续推动政治自由化。最后,作者得出了三个暂时的结论,即(1)信息技术使得社会群体有可能发起新形式的集体行动;(2)通过向集体行动的组织者提供手段来制造事件、使事件"多事件化",或利用一个事件制造另一个事件,信息技术促进了政治自由化;(3)在中国,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有着其局限。

   在第五章中,作者首先回顾了信息技术对公民参与影响的相关文献,指出了信息对公民参与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提出了集体行动成型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需要有"社会资本"(或"信任"),或如西德尼·塔罗所说的"共享的理解和认同",集体行动进而由丹尼斯·琼(Dennis Chong)所说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所驱动。随后,作者分析了中国的"数字鸿沟"并没有阻碍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并且,互联网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极高的信任度。社会群体频繁使用互联网对公共事务进行讨论,民众认为,通过使用互联网,他们能够更好地参与和理解政治,并对政府的行为有更多的发言权。与此相反,民众对公共机构缺乏信任,从而使得民众借助信赖的互联网来对不信任的公共机构施加压力。最后,作者展示了四个案例,来阐释民众如何利用互联网来对公共机构施加压力,并迫使当局作出调整。

   在第六章中,作者继续从社会群体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有些集体行动失败了,而有些集体行动成功了,作者认为,社会群体采取的互动战略非常重要。作者借用了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分析,明确了网络行动的三个主要类别:"退出"(exit)、"呼吁"(voice)和"忠诚"(loyalty),并认为,在社会群体采取"退出"选项时,集体行动将遭遇失败,而采取了"呼吁"选项时,社会群体就能够和体制内的改革派领导人联手改变不合理的旧政策,推动变革。最后,作者用了几个案例来证实这一观点。

   在第七章,也就是本书最后一章里,作者提出了全书的一个终极问题:信息技术是否能够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作者首先就政治变革的核心--政权变革作出了解释,同时对中国政治精英的政权变革观念作了分析;随后,作者阐述了三种政权变革的方案,并讨论了信息技术在各种方案中的可能作用和局限。在分析了以上内容后,作者认为,从渐进的政治自由化中发生变革是中国更为现实的政权变革方案。其结果是政治自由化与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改造。这也就是作者在本书中所要回答的问题的最终答案和所要得出的结论。

   (2)构建一种政治学的分析

   作者一直以来都认为,西方的社会科学从15世纪以后开始发展到近代,出现了马克思、韦伯等等,建立起一个宏大的体系,后来慢慢地发展进入微观研究,而中国在宏大体系上还没有走过,就直接跑到了微观,这是"见树不见林"。[i]这种"宏大叙事"的缺失,导致了对中国许多问题的分析仅仅停留在一个受到时间和地点限制的框架内,一旦具体的被分析事项发生了变化,所有的分析就要推倒重来。作者试图在这部著作中,对互联网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建立起一种政治学的分析。这种政治学的分析,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经受不住考验。作者最后没有为本书再写一个新的序言,就是认为他对这一领域的政治学思考基本没有变化,而依然保留了其原来的观点。超越简单的政策分析思路和简单的二元对立思路,正是经典著作得以脱颖而出的原因。在当下中国受到热议的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极佳的例子。法国大革命之后,对这场革命进行研究的著作不计其数,但是大多数都是站在阶级对立或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评判。托克维尔的分析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正是因为他的眼光跳出了简单的阶级分析视角,以一个更加宏大而超然的角度来观察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因此,任何对于此类作品的评论,如果仅是从政策和细节的角度批评,或是脱离了作品建构的写作基础和论述的环境,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因为这些评论和它们所批评的对象相比,完全不是在一个平台上交锋,从而失去了评论的意义。

   马凯特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康勉(Barrett McCormick)曾经为《技术赋权》一书写作了一个书评,并对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如果你只有时间来阅读一本有关中国互联网的书,那么这本简明扼要且可读性极强的书将会是一个好的选择。"[ii]麦康勉对这本书的详尽评述基本涵盖了本书的特色,不过在其提出的批评意见上,译者认为与此书所要论述的话题并不在一个平台上。麦康勉认为此书未能够就不文明网络暴行的兴起进行讨论,例如"人肉搜索",但是在译者看来,此书写作的背景设定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而"人肉搜索"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和问题,还没有进入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领域中,即便是国家也没有采取相对应的措施来针对这一行为。相反,对这一问题讨论较多的是学界、思想界和媒体界,因此,这一问题在本质上还是"社会的",在本书中不进行讨论是无可厚非的。

   因此,政治学分析的框架就是要超越一时一地的现象,通过剥离现象及现象之间的关系,探索出事物背后的本质和相互联系的逻辑,并使得这种观察能够经受住新的同类现象的检验。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成书于几十年前、上百年前,甚至是上千年前的著作,对今天依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就是因为这些著作的作者站在了一个超然的高度进行一种规律的解析。《技术赋权》的英文原作出版于2004年,当时盛极一时的互联网现象还是博客、BBS、聊天室等。今天,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日新月异,手机的上网功能已经大大提高和普及,微博、微信、飞信等新事物已经逐渐使旧的互联网产品黯然失色,并以各种新的"网络问政"方式继续深深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发展。然而我们会发现,作者在书中的观察不仅没有过时,而且随着这些新事物的发展进一步得到验证和巩固,因此,这就是《技术赋权》一书的价值所在。

    

   二、从《行为联邦制》到《技术赋权》

   这是译者为郑永年教授翻译的第二本书,第一本为《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东方出版社,2013年4月版。结合之前译者翻译的另外一本书,译者试图将二者做一个类比分析。虽然这两本书的写作年限间隔较长,并且基本属于中国研究的不同领域,但是从这两部著作的写作特点中,还是完全能够看出作者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思路,译者现就以翻译这两本书的感受为途径,尝试分析其在政治学著作写作中的特点与风格。

   (1)解释中国

   "解释中国"发端于郑永年教授在普林斯顿求学期间,成熟于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并通过近几年媒体对其的若干采访而为中国读者所知晓。[iii]可以说,在这两部学术著作中,"解释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什么是"解释中国"呢?就是首先要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任何对中国现象的深入分析,必须首先要了解这一点,并从经验中提升出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其次是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经验来比对中国,更不能轻易套用从西方经验中得出的理论和逻辑来解释中国发生的现象。在学术史上得享大名的著作,都首先是当代最好、最为深入的时评作品之一,它们无一不是在对当时当地的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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