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中国发展模式的两部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08 次 更新时间:2014-03-20 19: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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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昨天晚上参加你们的建校二十周年和新年音乐晚会,觉得很温暖,我好多年都没参加类似活动了。我出国之前在北京工作,偶尔也参加过这种活动,中间隔了三十年,所以这个感受特别深。三十年以前能够出席西方音乐会的人都是要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生怕你西方音乐听多了以后,思想意识会变得“不革命”。而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担忧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被邀请去了很多地方演讲,因为时间冲突我把很多邀请都推掉了,但是有一个地方我是没有推的,就是参加全世界十七个大学在一起开的一个大会,在阿姆斯特丹开的,荷兰皇家学会组织的,主要是对过去三十五年到四十年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转型,做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和比较,这个回顾和比较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为什么呢?在座的人有的人可能记得,70年代初期、中期,波兰团结工会兴起,一下子就造成了整个东欧剧变,剧变是从那时开始的。我是唯一一个来自于非西方世界大学的学者,我的任务就是要讲一下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和转型,它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何不同,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重要的不同。今天我就把在荷兰皇家学会的演讲中比较有趣的部分综合到今天的报告里,题目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两部曲”。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六十条”,我相信在座的人读的次数比我多多了,我是自愿读的,而你们开会的时候总归要读的。要理解“六十条”在哪些方面具有什么样的意义,significant,英文的重大意义,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的视野。更重要的还要有一个比较的视野。所谓历史的视野,是用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同过去三十多年甚至更早所遇到的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进行比较。因为中国今天所遇到的好多问题都不是第一次遇到,而且中国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尝试改革这种体制的国家,只不过中国在这方面有独特的经验。因此除了跟自己的过去相比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跟前苏联、东欧进行比较。

   我到荷兰演讲的时候开玩笑,说北京方面并没有让我代表中国官方来演讲,但是我试图稍微带一点共产党官员做报告和共产党官方文件的特点。听众估计到我会讲什么,我一讲,果然不错,猜对了,他们就笑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文件和最高领导人做报告、提文件、提目标、提政策的时候,同前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最大的不同不在内容,而在表达的方式。中国共产党从第一代到今天为止,所有重要的文件、方案、会议一定要用数字表述,只要把数字记清楚了,不管过了多少年都会记忆犹新。

    

   中国模式转型的“三个重要历史时期”

   要理解中国转型的痛苦过程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一定要记住“三个三”外加“两个R”。这样就不会missing something,不会把重要的东西丢掉。当然,用英文讲是很有趣的。第一个“三”是什么?要理解中国模式的转型,必须要理解“三个时期”,英文的时期是Period。第一个三是“三个P”。哪三个重大的历史时期呢?第一个就是1989年春夏之前。第二个就是从1990年初期一直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前。第三个就是从刚刚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所以第一个“三”是 “三个P”,即三个历史的划分。

    

   中国发展模式的第一部曲:前天安门时期

   1989年的春夏之前这个时期,英文叫做“Pre-Tiananmen”。十八届三中全会是试图对所谓的中国模式进行重大调整的一个起步,但是要理解为什么对中国模式进行重大调整,就要看看中国模式的第一部曲,最重要的过程就是1989年春夏发生在北京的重大的政治事件。在这之前,中国模式处于一个摸索的阶段,还没有一个固定的中国模式,为什么这么说呢?毛泽东是1976年去世的,毛去世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内,经济研究、社会研究的圈子里只有一个共识,就是毛泽东的那一套,尤其49年以后,经过反复尝试的那一套的实践是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基本上是破产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接近于全盘破产的共识,就不会有中国模式,虽然那个时候中国的官方文件没有用“接近于全盘破产”这么一个很难听的概念,但是内部讨论基本是这样。在国外做研究有一个好处,凡是高层的人写的回忆录,还有给高层的做研究的人写的回忆录在国内不能发表,但在海外能发表。我这本书《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是第二个版本。国内外一共出了四个版本,这个版本是比较仔细的,基本一个字没删。我引用了很多文件,在70年代末,中共最高层、官方以及中国的社会精英,就是中国的政治精英、社会精英,达成了这个基本共识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那一套基本破产了。

    

   南斯拉夫的经济模式:工人管理委员会

   问题是有了这个共识,下来该怎么办?过去的不行了,下一步怎么走没有共识,这也不能全部怪那个时候中共的高层水平不够,这个东西不能混为一谈,而是在于在他们过去所有成长的经验、革命的经验、工作的经验和倒霉的经验,都没有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启发下一步该怎么办。起码不要忘记倒霉的经验,对中国的高层来讲,革命的经验、当领导的经验给他们带来的启发和智慧往往少于他们倒霉的经验,他们只有倒了霉以后才能取得最大的自我,对所有人来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从70年代末以后,中共的领导人有过非常痛苦的但非常真诚的摸索,就是说我们要走一条不同于毛泽东的道路,但是这个道路是什么?当时第一个选择是所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第一个试图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南斯拉夫,南斯拉夫那个时候的领导人叫铁托,他的太太今年刚去世,当然这不是第一个太太,已经是第三个太太了,当然人家是明媒正娶的。南斯拉夫从什么时候发现全世界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苏联的那个道路,不是一条正道,不是一条好道路呢?

   南斯拉夫从40年代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可不得了,先知先觉。那个时候苏联在全世界的威望多高,斯大林的威望多高,苏联刚刚把法西斯德国打败,一下子就把东欧全部扫过来了,建设了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然后变成了世界上的老二,当时就是两个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好像中国今天一样,“三个自信”,那个时候苏联非常自信,比现在的中国更自信。苏联和斯大林一天到晚都在想世界革命,要算日子了,但和我们的算日子还不一样,他想的就是什么时候能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全部都灭掉,全世界都实行共产党,现在中国共产党没这个自信了。但那个时候南斯拉夫就开始觉得斯大林的道路不对,说社会主义道路可不是这么干的,为什么不能这么干呢?斯大林的专制基础是什么?南斯拉夫说斯大林实际上背叛了社会主义原来的目标,苏联建立的并不是一个给普通的劳动人民带来平等、自由和能够创造更多公平的一个制度。苏联所建立的是什么样的制度呢?是社会主义名义下的官僚独裁制。40年代末就得出这个结论可不得了,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当时南斯拉夫革命成功以后的,仅次于铁托的第二把手,吉拉斯,这个人是毛泽东一生最崇拜的人之一。毛泽东曾经分析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剥削制度、压迫制度,是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的。苏联不是这个制度,不是私有制,苏联是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但是南斯拉夫这些人就说苏联建立的这个制度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名义,实际上把所有者全部虚化了。苏联普通工人农民能对苏联生产资料的使用提出任何决策意见吗?能够参与决策过程吗?不能。谁能够以全民的名义来真正控制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呢?官僚。而这些官僚是组成一个金字塔的,顶尖的就是斯大林、政治局,他们没有常委,只有政治局,政治局掌握最高权力的就是斯大林。这种表面上看没有私有制的财产制度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以行政权力来运作社会的财富,以政府的名义来剥削广大工农,在苏联这个体制下,对社会财富的使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给社会主义的官僚制度拿走了,这跟资本主义不一样,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剩余价值都被大老板、私有者拿走了,而这个官僚制度越往上,特权、享受越多。因此南斯拉夫就说,这个制度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要建立社会主义公平的、平等的、所有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所长、社会财富得到极大丰富,最后彻底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状况的想法,也就是说吉拉斯否定了苏联这个体制。而苏联当然很不高兴了,差一点就要派人暗杀铁托,铁托说你暗杀我,我们巴尔干半岛有两千年暗杀的历史,俄罗斯暗杀的很多技术就是从我们这儿学过去的,你要把我给干掉了,你斯大林也好不了,斯大林还真没暗杀他,斯大林把自己的战友、把列宁的战友基本上都暗杀掉了,但是不敢暗杀铁托,所以铁托一直活到跟毛泽东差不多年纪,所以毛泽东后来讲铁托这个人“铁”,说铁托真是一块铁,打不烂,就是因为铁托是修正主义的带头人。

   以前文化大革命老批评修正主义,实际上毛泽东内心里是很崇拜吉拉斯的,他最有名的著作《新阶级》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当时中国翻译出来的时候是用特大的字印出来的,因为毛主席老人家眼睛不好,所以要用特大字的大字版要给他看。毛泽东从中吸收了很多想法,这是很有趣的事情。粉碎“四人帮”以后,南斯拉夫改革中的有些经验对中国老一代的领导人非常有启发性,既然现在生产资料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实际上是官僚所有制,我们怎么改它呢?你不能再去把财产分给个人,分给个人不就是私有制了吗?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到现在有些人还是想在中国再尝试一下,什么办法?就是在所有的工厂、公有制企业(State Owned Enterprise, SOE)所谓的国企里设立“工人管理委员会”,由工人海选产生。南斯拉夫全国大中小公司基本都是国有制,跟我们改革开放以前的情况一样,国有制一统天下。海选出来的工人管理委员会决定两件大事,第一是选出管理层,保证工人能够对企业的管理在人事上有决定权。第二是,工厂每年年终算账以后,有结余和剩余价值了,通过工人管理委员会选举决定盈利以后的资产怎么使用。这个模式叫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模式在当时的全世界产生的影响极其巨大,我们叫做第三条道路,即:西方资本主义是一条道路,即私有制;苏联原来的官僚所有制是一条道路;南斯拉夫在这两个之间,是第三条道路。好多人尤其是读博士学位的西方人都跑到南斯拉夫做调查研究,都按照这个东西来写论文。

   但是南斯拉夫的经济模式对当时的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后来中国派出了很多人去考察,好几个人都是我的老师一辈,我在回忆录中都写到,他们考察回来以后,大肆赞扬这个模式,说中国有很多东西跟苏联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要抛弃原来那套的话,南斯拉夫这个体制很值得我们借鉴。但没有借鉴,为什么呢?遇到了两个实际问题。

   第一,工人选举管理层这点都还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工人管理委员会要对工厂里面的财产以及财产的使用所产生的回报,怎么样使用,怎么样分配,具有最终决定权这一点,发现了问题,马上发现这一条道路不能走。在座人都知道为什么不能走,因为工人管理委员会大了以后,它自己会分掉这些财产,这很容易理解的。苏联只不过是官僚们在做这件事,官僚们得到了好处,现在换成工人们,也吃光分光了。全民所有制也不是工厂工人的,这么一搞,工厂以后生产出来的东西都被工人分掉了,工人福利最大化,所以这个道路不能走。

第二,更严重的是,南斯拉夫当时尝试做一件今天听起来都觉得是震撼性的事情。首先,南斯拉夫说苏联共产党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共产党,而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苏联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所有的人事权,控制了所有的工厂、农村、银行、铁路、交通、军队、警察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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