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姿:司法的公共理性:超越政治理性与技艺理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7 次 更新时间:2014-03-20 16:48:48

进入专题: 公共理性   政治理性   技艺理性   沟通理性   司法公信力  

吴英姿  

    

   【摘要】中国司法一直在政治理性与技艺理性之间徘徊,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其实二者是可以得兼、也应该同时具备的。能够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是司法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公民理性的共同部分,是公民能够用其公共意识和公共理由通过辩论和协商达成关于公共政策的基本共识的能力。公共理性是法律和司法应有的特质。公共理性理念对于法官的适用较之一般人更为严格。缺少公共理性的司法,无论政治理性和技艺理性都难免滑向“工具理性铁笼”,导致司法的空心化和司法公信力低下。培育司法的公共理性并非简单地去政治化,而是在公共理性的指导下,从确保“政治正确”提高到维护“政治正义”,还应当从培养法官的公共精神和构建司法沟通理性的制度保障两个层面采取措施。

   【关键词】公共理性;政治理性;技艺理性;沟通理性;司法公信力

    

   一、从“司法为民”切入

   延安时期司法制度确立的“司法为民”目标,以及围绕这个目标发展起来的司法理念与司法技术,不仅使司法制度获得民众广泛支持,而且为边区政权的合法性加分助力,是当时司法公信力的有力保障。这与国民党推行“司法党化”的作法和效果形成鲜明对比。[1]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奠定了当代中国司法的基础,其司法理念和司法技术成为中国司法的新传统。即便历经了审判方式改革,这些传统和经验仍然在审判实践中保持着某种惯性。当下司法改革陷入瓶颈,如何挽救日益下滑的司法公信力成为法院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最高人民法院重拾延安时期“司法为民”传统和群众路线司法技术,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基本要求,摆出主动接近民意的姿态。

   但是,几乎每年都出现被民意围攻和改变的案件,如邓玉娇案、彭宇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吴英案等等。这些案件至少有两个共同点: ( 1) 司法技术( 证据规则、法律适用、定罪量刑等) 的正确性受到质疑; ( 2) 司法对民意表现出“专断”与“被动”两个极端———裁判时无视受害人和民众的意见与感受,闭门造车; 当案件成为公共事件后又经不起舆论的拷问,随风而倒。而司法被民意改变的结果必然是司法公信力陷入危机。类似情形一再重演,与这些年来法院苦苦争取社会认同的努力很不相称。中国司法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司法为民”意指司法的目标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福祉; “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则是实现司法为民目标的策略和技术。就行动者确定合理目标并选择恰当手段实现之而言,“司法为民”理念及其相应司法技术正是韦伯所说的“理性”。由于韦伯主要是从行动者的目的角度界定理性,故也称为“目的理性”。韦伯发现,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目的理性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它发展到极端可能演变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工具理性,即行动者把有助于自身目标实现的人和事物都当做工具来对待。西方法治社会以形式合理性的法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人们的行动或决定都严格遵循事先制定并公布的成文法律及其程序。但把形式理性法推崇到极致,则会把人从法律主体变为客体,用形式上的正义遮蔽实质上的不公平,甚至把法律变为一群人压迫另一群人的工具。二战时期纳粹及其法律就是惨痛的例子。在科学技术领域,理性主义推动科技的高速发展,在扩展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衍生出把人和自然当做工具的“技术理性”,招致世界性风险社会的形成。韦伯看到了这种现象却苦于找不到破解之道,只能用“工具理性铁笼”作一声叹息。

   哈贝马斯从反思韦伯的目的理性出发,批判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目中无人”的理性主义导致“生活的殖民化”,并用“交往理性”( 或沟通理性) 来破解工具理性铁笼,推动社会关系的“主体—客体”结构向“主体一主体”结构转换。[2]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概念,则希望从民主社会公民整体的高度来讨论理性问题,用于解决包括司法在内的社会重大的、基本的、公共问题的决策理性。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与公共理性展开理论对话,注入了公共理性形成过程与方法的内涵,将公共理性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对讨论司法理性问题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解读“司法为民”及其技术的内涵,可以发现其中围绕执政党政治需要确立司法目的、选择司法方法的特质,可谓“政治理性”。以司法专业化为核心的审判方式改革一度推动中国司法技艺理性的发展。新世纪以来司法改革的反思和“能动司法”运动,又将司法的政治理性提到一个高度。无论政治理性还是技艺理性,在本质上都属于目的理性范畴。结合中国司法实践问题的分析,可以清楚地透视其中的“工具主义”骨架。本文的理论假设是: 公共理性的缺失是中国司法公信力低下的症结所在。工具理性“铁笼”为反思中国理性问题,揭示司法腐败、司法与民意断裂、司法公信力低下的根源提供有效分析工具。公共理性则为重树中国司法理性、提升司法公信力提供一种新思路。

    

   二、核心概念: 公共理性

   最早使用公共理性概念的是霍布斯。他的公共理性是指称主权者的理性或判断,是在公众有充分理由要获取普遍一致的问题上的理性。[3]杰斐逊首次将公共理性与法庭审判联系来。[4]康德则从“人理性的公共运用”的角度探讨人类的启蒙。他认为官员、神职人员、公务员、纳税人对支配他们角色的命令、学说和规定必须付出而不能争辩。当他向真正的公众亦即整个世界讲话时,理性的公共运用就会发生,即理性的可公共化性。只有在这种意义上的理性的公共运用( 如果得到宽容的话) 才有可能造就一个启蒙的民族。对康德而言,可公共化性比公共性要更为根本。交流如果不能传达到那些不接受或没有预设某些权威的人那里,就完全不能算是理性的充分运用。他把忠于理性的“有学识之人”间的交流看作是公共的。尽管这种交流的圈子非常小,而“大众的启蒙”需要公共性也需要可公共化性。[5]

   罗尔斯提出了全新的公共理性概念。与前人不同的是,他界定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而不是主权者的理性,并把公共理性的领域限制在宪法根本要素和基本正义问题上。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共同理性。与公共理性相对的是“私人理性”,是指公民在私人活动范围内行动中的理性,是受其所属小团体或者特定职业、身份和使命所限制的。如特定宗教团体的牧师对他的会众发表演讲时,使用的就是私人理性。而公共理性是诉诸公共而反对私人利益的理性。

   罗尔斯关于公共理性的讨论让人们认识到,就政治正义而言,仅仅由哲学家精心构造一套精致的理论和原则是不够的,因为即便一个社会能够按照一套合理乃至真确的( true) 正义原则组织起来,其稳定的运转最终要依赖于公民的接受和遵循。公共理性关涉的问题正是: 什么样的原则具有“可接受性”?公民如何就公平正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论辩? 在任何社会都不能指望所有人一致接受一套规范。因此重要的问题就是: 正义原则只有面向所有公民且得到公民道德共识的支撑,才有合法性,即便有些公民并不接受之。[6]比如在多元化、异质性的市民社会中,法律的合法性就不是天生具备的。所以有学者指出: “在一个祛魅的世界里,法律的规范主张只会在契约主义的框架内被尊重。”[7]

   因此,公共理性是公民在讨论何种正义原则和公共政策( 包括立法) 可以接受时所体现出来的理性,是公民能够用其公共意识和公共理由达成关于公共政策的基本共识的能力。它在三个方面是公共的: 首先,它是公民基于合作的态度,在追求互利的、可接受的结果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理性,是公民公共精神的表现之一。其次,它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善和根本的社会正义。此乃公众评价某种社会制度结构是否符合政治正义的标准,也是这些制度的目的所在。第三,它的本性和内容是公共的,是平等公民共享的认识与评价。公共理性意味着公民在那些事关支配自己社会立场的基本( 或完备性) 学说之间达成了“重叠共识”。[8]公共理性尤其适用于公民和政府官员在政治论坛上表达政治主张的情形。它同时还支配着公共决策和公民在选举中的投票。公共理性为公民和官员从事公共事务提供公共理由,例如法律理由。公共理性不允许人们以个人道德或宗教学说等非公共理由决定其公共行为。[9]

   公共理性与个人理性的区别在于,公共理性不是某种道德学说或宗教教义,尽管后者对于个体的理性和常识思考来说是可能更容易接近。民主社会的基本政治原则和价值虽然是内在的道德价值,但它们是由政治正义观念所确定的。[10]公共理性排斥直接从某种整全性学说或其中的一部分出发,推导出一种或若干种政治原则与价值,及其所支持的特殊制度。[11]

   哈贝马斯从商谈伦理学的立场,聚焦于理性的公共运用程序,用交往理性对韦伯的目的理性和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概念进行修正。哈贝马斯沿着主体互动的视角重新审视理性问题,在肯定韦伯目的理性概念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的有效与深刻的同时,反思该概念的局限性,认为韦伯把理性理解为目的理性是误入歧途,交往理性才是理性的正道,并致力于扭转被扭曲的理性。哈贝马斯指出,目的理性从单个主体的视角出发,以自我为中心,以追求成功为旨向,最终逃不脱把他人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和工具的“铁笼”。以法律为例,现代社会的法律是经济和政治系统用于实现其整合功能的手段。这种法律无论具有形式理性的面相还是实质理性的气质,体现的都是法律施加者的意志,都是源于政治系统的施加,本质上来自统治者的决断,其效力须凭借国家暴力的外在强制来获得实现。就内在而言,这种法律规则只具有合法律性而不具有合法性即正当性,只具有事实的强制力而缺乏规范上的有效性; 就外在而言,法治国的法律统治只具有事实的强制性而缺乏规范的有效性或可接受性。在司法领域,法律的这种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内在紧张表现为法的确定性原则和做出正确的判决之间的张力。这种内在自洽性和外在的合理论证之间的紧张构成了现代西方法治国的危机。[12]哈贝马斯从主体互动角度构建的公民自我立法的根基,以商谈的民主程序为操作性机制,这样产生的法律不仅可以作为导控社会的制度、稳定人民的行为期待的规则和社会整合机制,而且能够把系统与生活世界联通起来,翻转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宰制,使系统就范于生活世界的良性导控,使目的理性听命于交往理性的正常指挥。[13]

   对公共理性,哈贝马斯还是运用交往理性原理,把重点放在理性的公共利用的程序方面,认为公共理性是主体间性的理性而不是一种独白的理性,理性的公共运用需要通过自主的公民在公共领域的商谈过程来实现。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交往性的预设条件,以及形成意见和意志的商谈过程。这是实现公共理性或者理性的公共利用法制化的有效路径。[14]它力求借助生活世界的背景共识和通过民主程序及理由来实现社会认同的正义,避免了实体价值标准多元、模糊而带来的“异议风险”,[15]也与缺乏实体价值标准、单纯依赖程序获得合法性而可能产生的“程序暴力”区隔开来。在通过“交往实现正义”的法律程序主义中,衡量司法公正最为重要的指标不是某种实体价值,也不是不要任何实体价值的“纯粹的程序正义”,[16]而是商谈程序的合理性和理由的可接受性。其精义是通过程序产生实体,诉诸理由达成共识。同时,公共理性并不能经常导致各种观点的普遍一致,它也不强求如此。它的禀赋是“求同存异”。它的意义在于: 当公民们在各种观点的冲突和论证中学习运用公共理由来进行论证,对于最后形成的结论少数人可以保留反对意见,但不能怀疑这种经公共论证得出的决定是理性的,经得起公开的检验,因而他们应该承认结果的合法性。换句话说,决定的论证理由的公共性与程序的民主化,使得最终的决定具有了正当性和约束力。

总之,公共理性具有超越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的公共属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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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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