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妈，我终于给您写信了。

作为您的长子，我知道您是安徽枞阳（原属桐城）石婆附近高塥村人，曾用名“忠模”：您生前无论工作、学习还是劳动，时时处处争当模范。您是一位最低级别的干部——本省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

在安徽五河县锦绣兰庭小区家里的书房，不孝之子我关起门来，面对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您的照片跪下了。我的双眼含着热泪，哽噎着给您写这封酝酿了34年的信。

在佩兰姨和梅开舅推动下，1979年10月，我为您的冤案申诉要求复查平反时，写了如下日记：“我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洗掉母亲脸上的血污”。我萌发了学习法律，当一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律师念头。

我有千言万语向您诉说，现在是时候了。

1970年2月13日夜晚，在安徽固镇县卫生科（县群众专政指挥部驻地）院内的家里，因您表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为前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翻案、发表对中共与其他国际共运政党之间外交政策看法、反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焚烧毛的画像等，被我和父亲张月昇检举、揭发。

您仅在家乡菁华中学初中读书一年。历史早已证明：虽然受到时代、认识等方面局限，但当年您发表的主要政治观点，被后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等文献吸纳并表达出来！您是正确的，而我和父亲错了！

像过去无数次我在梦中寻觅您、在2012年固镇县“方忠谋墓（遇难地）认定不可移动文物听证会”上、在今春以来面对中、英、美、德、法、日等国记者采访一样，我再次向您忏悔、道歉：是我亲手把您出卖给邪恶并送上了断头台，妈妈！我对不起您！真的对不起！如果能赎回您宝贵的生命，我宁愿立刻去死，哪怕死一百回！

在您遇难43年后的今天，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为自己有您作为母亲而感到骄傲！

您的故事感动了中国和世界千千万万的人。您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平民，虽然不能与昨天刚逝世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受到全人类尊敬的黑人前总统曼德拉相提并论，但是，您勇于独立思考、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精神和他是一脉相承的。我要大声地说：妈妈，我爱您！

二

我还要说：假如您不是生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而是出生在南非或其他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等权利的法治国家，当年，即使作为固镇县卫生科长的父亲张月昇和我这个16岁的中学红卫兵向县革委会人保组检举揭发、要求判您死刑并立即执行，您也不该死，不会死！

而在中国大陆，1967年1月颁布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明文规定：“凡是……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什么叫“依法惩办”？从当时经常张贴固镇街头的《布告》内容来看，就是“枪毙”！

但是反过来：如果不是我和父亲狠心告发，您的冤案就不会发生，您就不会死！我们爷俩对您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从这个角度说，我和父亲就是杀害您的凶手！对此，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否认、隐瞒。

然而，无可置疑的是：尽管我们绝情地告密，但毕竟无权决定您的生死。依据“公安六条”规定，当年此案被县、宿县地区逐步升级，报经安徽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判您死刑、立即执行；从2月13日发案到批准死刑，还不到2个月时间！

归根结底，是一纸恶法剥夺了您的无价生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邪恶的帮凶；而杀害您的真正凶手，是具有镇压大权的国家机器！

三

我跪着给您写信，除了真诚地对所犯下的十恶不赦大罪悔过之外，还为了体验在文革中父亲和您被罚跪批斗、特别是您临死那天跪着的感受。

1970年4月11日上午。灰云低垂，冷风袭面。固镇县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代表委员会南侧广场。白底黑字的“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犯方忠谋万人公审大会”巨幅会标。那天，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到了会场，亲眼看到：

您被五花大绑押上来。当登上用附近小学校的课桌临时搭建的宣判大会台时，您胸前挂的在名字上打着血淋淋红×的木牌靠近了膝盖；您突然用膝盖猛地撞击牌子！它的边缘挫痛了您，您用非同寻常的动作表达对专制的愤慨！

您被强压跪在台上，万众瞩目。一个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军人揪住您的头发硬往下按——要您向“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但是按着的手一松，您的脖子一拧、短发一甩，立刻昂起了倔强的头！您怒睁双目，射出了两道仇恨的光芒！

您环顾会场四周，寻找自己熟悉的面孔。当看见老邻居、西圩生产队长齐洪川时，您向他点头告别（这是10年后他亲口告诉我的。他和佩兰姨都说：在出事前，是您有意安排让梅开舅与他的长女——我舅妈定了亲）。您默默地向那些熟悉的眼睛告别……在更多生疏的脸上，您看到的是恐惧、惋惜、兴奋、冷漠、迷茫……

宣判后，为了显示威严，主持者大喊一声：“把现行反革命犯方忠谋押赴刑场执行枪决！”2个当兵的把您提起来，架着走下木板台阶，人群中一阵骚动。在被拖上停在会台旁的大卡车时，您掉下了一只平跟带襻的黑皮鞋（这是后来舅妈告诉我的）。

我坚信：当脚上的鞋子脱落时，您一定想到了“民国18年参加共产党”的父亲方雪吾“在死之前，故意把鞋子脱下来”；想到他“名义是保小（学）校长，实际上做地下工作”；想到“他……筹备党的活动经费”；想到他“打入敌人内部工作，被……杀人灭口”（这是当年2月12日清晨，您来到东屋孩子卧室里，对我们和舅舅说的话）。

我知道：当刑车发动起来迅速驶离会场、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时，许多人跟在汽车后面追赶，去看行刑场面。您被捆绑着站立在向东急驶的车头，无情的风把您的头发吹向耳后；您背后插着自古以来沿用的“亡命旗”，它在您手臂、上身被紧勒成一团的法绳中。您一定想拼命地向车下的人和站在街道两侧围观的民众呼喊：

“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为什么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刘少奇、李葆华、邓小平等等，要立即宣布解放”！“我认为彭德怀同志是好同志……搞他是错误的”！“算她（江青）给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帐”！“他（毛泽东）把历史车轮倒拉21年，我要把它颠倒过来”！

以上是1970年2月13日夜晚您在家里说的和在纸上写的主要内容，还有您在被捕后审讯时的“供述”。10年后我才知道：在县看守所里，他们打掉了您的牙齿，可是您仍坚持观点不变！

我不怀疑：在东郊大木桥北半里地的刑场，望不到边的田野上，枯草萧瑟。您乌黑发亮的头发有些凌乱，脸色平静，眼睛里闪烁着光芒，环顾四周。您似乎要看苍穹、大地最后一眼，盼望有一天人间洒满灿烂阳光……

在被凶残的刽子手踢中跌跪在地上时，您一定想用尽最后力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但是，您的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声音！您被无情地剥夺了“为真理而斗争”的最后权利！当罪恶的枪声响起，您的脑海中一定闪现过我这个“憨子”的脸庞，浮现出让您爱恨交织、无法割舍的亲人们面容……

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哭起来，热泪在近视镜片上流淌，模糊了双眼。

四

尽管我的双臂自由、两手倚着电脑键盘打字，但跪着的两个膝盖、支撑的脚前掌骨很疼，痛感随着时间延长不断地加剧。

我说您临死前要喊口号并非主观臆测：当夜您用扁担划拉下东屋门头上的毛泽东画像，接着把自己反锁进西屋卧室里；您撕扯墙上挂的毛像和诗词手迹，从镜框里取出《毛主席去安源》邮票点火焚烧；在我按照父亲的命令狠心用擀面杖打了您背部两下后，您喊的就是这句口号！

可怜的妈妈！仅仅因为您说了几句赞扬或批评当时国家领导等人的话、撕下焚烧了毛泽东像等“圣物”，您就被剥夺了与生俱来的“人人有权享有的生命”权利！（见中国作为创始国的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

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地区里，有几个制定了如此的恶法！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与这种反人类暴行相“媲美”的，只有中国秦始皇“焚书坑儒”、中世纪以来欧洲“宗教裁判所”——它把反对“地心说”的布鲁诺烧死在火刑柱上！就连臭名昭著的世界法西斯主义头子希特勒，可能还没这样做！

五

如果人死后真有灵魂，当您的魂魄飘到空中，一定会看到过去的一幕幕情景：

1951年秋。长江之滨安徽安庆市。在桐城大别山里放牛、只读过二三年私塾、有9年党龄、11年军龄的中共党员、25岁正营职干部的父亲与您——同年出生的军分区医疗队荣立三等功的模范护士、共青团员经组织批准结婚。菱湖公园木桥边、荷花池旁，有您们依偎的身影；钱牌楼胜利剧场里，看黄梅戏名角严凤英演出的掌声如潮，观众中有您们的笑声……

您和父亲调到皖北宿县区中心卫生院工作。父亲任医政课长，您是护士。1952年6月，女儿小胖（张芳）出生，您带病坚持工作，被选举为工会委员、提拔护理部副主任。被定为地主、“匪特”的外公死后，外婆领着佩兰姨（6岁）、梅开舅（4岁），从老家来宿县投亲。1953年9月，伴随着您产前的巨痛，我呱呱坠地；您和父亲给我起名张铁夫。父亲调任安徽怀远县卫生科长。1954年弟弟出生，您因妊高症急救后转上海中山医院。政府发放保姆工资，您请了3位奶母哺乳我们，自己坚持上班。

1960年。怀远。每月除了花光您和父亲的工资外，您兑完了二千多元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卖掉了自己的金壳手表，买洋葱头等补充家人口粮不足。父亲和弟弟得过肺结核，您计划着把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为弟弟订了羊奶。吃饭时，外婆从锅里先捞出大半碗米粒递给父亲；您和外婆嚼着葱头和葱叶，吞咽着像稻糠一样扎嗓子的“无粮面”粑。日子过的艰难，最大幸福是全家8口平安度过饥荒……

六

自1970年2月7日以来，父亲就发现您在思想上、精神上、情绪上有些不正常。

从2月13日早晨去医院上班到晚上下班，您拖着长期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身躯连续工作了10多小时！而在这一天里，您连一口饭都没吃！送走在家吃晚饭的父亲在新汴河工地的3位同事后，您回家坐在堂屋里的小凳子上，在大木盆中搓洗我们洗澡换下来的衣服，连一口开水也没喝。

当时，“六亲不认”——不！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我像中了魔咒，如一头张牙舞爪、疯狂嚎叫着撕咬猎物的野兽，对您进行了长时间批斗，直到午夜您被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捆走。我就是一头没有人性的“狼孩”！

我不知道您到什么时候才能喝到一口水、吃上一口饭；您那孱弱的躯体怎能经受得住如此饥寒、劳累、病痛和精神的多重折磨！俗话说：“母子心连心，打断骨头连着筋”；可是当时的我，怎么对您连一点儿怜悯、同情、关爱之心都没有？我为何这样冷血？

当天早上，您是否知道父亲要您请假休息不上班的用意？您是否明白舅舅上午去医院供应室帮着您消毒时的想法？您是否懂得我和弟弟在父亲安排下，先后去找您回来吃午饭的心情？虽然做过战场军医的父亲和我们不懂医学精神症状概念，但在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生怕您发生什么意外，因为咱家不能再承受来自外界的打击了……

七

1965年5月，您和父亲从怀远调到固镇工作。

1966年11月，14岁的姐姐张芳作为固镇中学革命师生代表，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回家后第5天，突然因流行性脑膜炎去世。对于女儿之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您都没有缓过来，就像祥林嫂一样，逢人谈起就说自己的小胖多么懂事、优秀。

1967年1月16日，您和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中。造反派在卫生科院内贴出了大字报，号召打倒“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张月昇！随后，在更多的大字报中，我第一次看到关于外公的事：“张月昇的老婆方忠谋，其父亲方雪吾系恶霸地主、国民党中统特务中心组长，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革命人民的鲜血，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我人民政府枪毙。”接着，父亲被造反派戴高帽游街，长期批判斗争。

在一次批斗父亲的会上，您被叫上台陪斗。有人拿出写有“地主分子 母老虎”的纸糊帽子逼着您戴，您大声抗议：“这不符合党的政策！”因群众中也有不同意见而作罢。有人对戴着高帽、低头跪在水泥地上的父亲拳打脚踢。您一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一边用双臂遮挡着来自周围的拳头、巴掌，护着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您搀扶着父亲回到家中，连夜用旧布包着棉花，为父亲缝制了一副厚厚的护膝，准备下次挨斗用。

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尽管您作为“特务嫌疑”“内控使用”已在1964年取消，但到了1968年10月，您又被医院革委会作为“地主分子”、“特嫌”，进行隔离审查，限制人身自由；后来，同意由我和弟弟、舅舅轮流给您送饭。

我看到您的脚面肿得发亮，只能穿宽松的布鞋。您每天戴着白袖章，早晚站在医院门前大路边“请罪”；白天则一丝不苟地挑水、扫地、刷瓶子、打扫厕所……为此，您始终毫无怨言；但对这种政治株连、对组织上迟迟不给您作结论非常不满。

往事历历在目。我们多么想让厄运尽快地远去，回到那虽然艰苦但生活毕竟已好转的家庭和睦、平安幸福的年代啊。

做梦也想不到，由于我的愚蠢导致了家庭发生巨变：不但您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而且再次把咱家——不，是与我们有关的多个家庭推进了苦难深渊！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八

随着时间延长，我跪着的两腿从疼痛到了麻木。我知道您被捆绑着下跪、支持不住歪倒的滋味了；咬牙摇晃着站立起来——

这完全是我这个把“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红歌当真、灭绝人性的儿子让您遭的罪！

2月13日夜晚在家里，当听到您说毛泽东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引用人家的话时，突然间我警觉起来，闪过一个念头：前几天您说的外公不是地主、死的冤枉等话，都是为地主家庭翻案、为反革命父亲翻案！您是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我们家里出现了阶级斗争！我要捍卫毛主席！而表明自己“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避免今后对自己不利，是我当时的部分动机。于是我立即开始了对您的批判斗争！

我的自利行为是卑鄙的。因为这种行为按当时法令来说虽然正确，但我的部分理由却是错误的——就是为了自私的利益！

从我批判您“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开始，到您愤怒地回答“我立即采取革命行动，把家里的（毛泽东）像全部撕掉、砸碎”时止，在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除了父亲说过一句话外，舅舅和弟弟几乎没说话。直到这时，父亲开口向您宣布：“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

父亲的话，完全是被我逼出来的！当我说“你放的毒，我条条记得清清楚楚，一条你都跑不掉”时，就做好了检举您的思想准备！这就是我的目的！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已被造反派批斗了20多场、刚获得“解放”的父亲心里明白：如果他不立即表态，我就会连他一起告发，全家一块完蛋！

您不知道：在父亲让您自书供述、离家去县里汇报后，激愤的我担心他没有真的去报案，又写了一封检举信，包上我佩戴的红卫兵胸章（固镇中学红卫兵营0108号），塞进了在院里住的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的宿舍门缝！

父亲对我的行为及后果判断准确：对于您，他想遮掩也盖不住，除非把我这个“毛主席的忠实红卫兵”一棍子打死！但是，当着您和舅舅、弟弟的面，他对我这个亲生儿子下不了手！这样做只会使事情更复杂，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但在您的冤案起因上，父亲有一种错觉。

1980年6月13日，您的冤案即将平反；因省里希望做成“安徽的张志新”案，佩兰姨来我家写回忆您的生平事迹材料。

当晚，父亲、小姨和我们在院子里乘凉。父亲说有一个问题他想不通：您出事前，他已经“站起来”工作了，医院革委会也准许您回家吃住了，您为什么突然搞这一出？当时他想：固镇这个地方复杂，难道您能被暗藏的美蒋特务收买了吗？小姨说她也有类似想法。

父亲和小姨都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我又何尝不是！我们都缺乏精神病学的常识。而这一点，一直到我为您的冤案写申诉书、彻夜不眠、边写边哭的时候才想到！

九

我今年60岁，比您多活了16年。我和妻子与女儿、女婿、外孙一起生活。我们4个大人都是中共党员。与您相比，我们入党根本没费劲！

我知道：作为党员干部和您的丈夫，父亲张月昇有很多缺点、错误。在与您结合后19年的家庭生活中，他没有给予您足够的体谅、关心和爱护；其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因告发而抛弃了对您的忠诚。不过，他绝没有想陷害您的念头！

父亲迫不得已检举您、在您越狱回家后又把您送进大牢（当时我看住您，拒绝了您进西屋洗头的要求），与我批斗您的动机相同，也出于人的本能“趋利避害”——保住两个儿子和自己！他提出与您离婚（我和弟弟申请与您脱离母子关系），同样是这种心理态度。虽然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却生生地把您送去杀头！

为此，回乡改造、70多岁的外婆成了“双料反革命家属”，每天也站在塥梗路边上“示众”；下放农村从事繁重劳动的小姨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来；插队落户的舅舅受歧视被扣押信件、遭人殴打；犹愤成疾的二姨离开了人世……这些罪孽都是我造成的！

县看守所派人来家替您要零用钱、换洗衣服，父亲不但不给还写信与您“坚决永远划清界限”，是完全错误的。对此，10年后父亲有了新的认识。1980年6月4日，父亲对我和弟弟说：“我们当年的做法也有点不讲人道了”；“我们过去受极左路线影响……现在看来上当了。”

我们并未因“大义灭亲”得到“奖赏”：当年您死后，我和弟弟成了货真价实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后代。初中毕业后，同学中的大部分干部子弟进厂、升学或当兵。10月，作为知青，我和弟弟去固镇连站公社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父亲告发您没有任何好处：您被逮捕后，他把被子抱到东屋来，每天夜晚陪伴着我和弟弟睡觉。有一天，看到父亲拿起他20多年未摸过的针线，在昏黄的电灯光下缝补着自己的旧绒裤，我的心中无限凄凉，不由得想起了有您在的时候……

1971年初，经同事介绍，父亲与固镇区医院一位素不相识的丧偶女清洁工结婚。为了改变环境，他调五河县商业局工作，降职为副局长；我们跟着搬了家。在1974年“批林批孔”、1978年“清理三种人”运动中，您的“罪状”成了父亲两次挨整（曾被免职）的原因之一。后来，父亲恢复了职务，一直工作到离休；2003年1月9日因病逝世。

在此，我代表父亲向您和去世多年的外婆、二姨、健在的小姨、舅舅及家人们说一声：“实在对不起！”我们姓张的对不住老方家！我再次真诚地向您们道歉！

尽管有所谓“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但“反革命”的丈夫、子女的政治帽子却如影随形，我们无论如何摆脱不掉。它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1972年，我招工到五河县机电排灌管理站维修车间当学徒。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一夜之间，我的政治信念崩溃了，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随着父亲官场沉浮，我的病时好时坏，没有能力为痛苦而哀伤，为满足而欢乐，甚至想去自杀！我没有看过医生。在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慢慢地趋向理智，度过了心理危机。

十

难道我是一个生来就坏、本质下流的坯子吗？

古语说：“知子莫若母”。从一出生时起，您和父亲的言行举止就开始影响着姐姐、我和弟弟。您们是儿女的第一位引路人；子女也是您们的一面镜子。我们的性格是父母的综合。

冤案发生前5天，我在小姨、舅舅插队落户的岗寺公社溧涧大队玩，您下乡来找我，见面不喊我“铁夫”，而叫我“憨子”。案发当天傍晚，您向在家里下棋的新汴河客人介绍说：“这是我家的憨子。”我愤愤不平：您不该这样称呼我。

当晚，在我使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官方语言，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地对您的观点进行批判时，您告诫我：“孩子，你不懂得阶级斗争！”

前不久，舅舅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回忆：“那时，我觉得铁夫日益变得无法交流，一开口就是报纸上宣传的那一套，每天背毛泽东语录。我们其他人都不能讲一句不是。”这些话使我想起：我到双三生产队玩那天，舅舅提醒我：“你和队里人讲话，不能照报纸上的话说，人家会讲你闲话的！”

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为了“让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剥削、压迫的人民得到解放”，为了实现“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伟大理想，虔诚的我不但“照报纸上的话说”，而且真的照着去做——“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对最高指示“努力学习、坚决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也许这就是您喊我“憨子”的原因！

有人说，谎言和誓言的区别是：前者是听的人当真了，后者是说的人当真了。而我把两者都当了真！为什么我失去自由行动能力赋予人类独有的尊严，让正常人觉得像个傻瓜呢？

十一

您对姐姐、我和弟弟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我要努力地工作，报答党的恩情。”您引用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话对我们说；“疼爱孩子，是母鸡也会做的事”。父亲给我们说他14岁参加新四军给指导员当通讯员、“皖南事变”随部队突围的七天七夜；您给我们讲自己冰天雪地在刺骨凉的河水中洗伤病员换下的敷料、深夜里点着马灯独自料理牺牲战士的遗体……您们要求子女：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好好学习，热爱劳动，艰苦朴素，团结同学，言行一致，“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我们努力按照您们的要求去做。

1956年3月，您担任怀远县医院门诊部负责人。因热爱病人、工作认真，埋头苦干，参加了安徽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您多次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而我们呢？在小学里，姐姐是少先大队干部，我是“二道杠”中队委员。我们几乎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队员”；您和父亲非常高兴。

文革前，在固镇县卫生科宿舍，尽管工作、学习忙，您还在业余时间把家属们组织起来，和她们一起学习“老三篇”，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在团支部书记C姨领导下，姐姐、我和弟弟参加了课外学毛著小队，经常学雷锋做好事：帮助建院墙的工人们搬砖、打扫院内厕所、去火车站打扫卫生……

文革开始后，1966年9月，县里红卫兵大破“四旧”，焚烧了古戏装、古籍、家谱，拆除残存的庙宇等古建筑、砸碎了带有龙凤图案的家具。“人性论”、“尊卑孝悌”、“成名成家”等被作为“封、资、修”彻底批判，取代而之的是“阶级性”、“革命感情”和“又红又专”；衡量、检验事物对错是非的唯一标准是“最高指示”。

作为一个心智不全的13岁小学生，在我刚意识到的、与生俱来的对父母家人的亲情、自由表达意愿、渴望休息娱乐等本性，突然之间被彻底抛弃了。在父亲和您赞许下，我砸碎了家里有游龙图案腌菜缸、外公使用过的青花瓷笔斗；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张红兵”。经县委书记方忠国特批，我们学毛著小队的小学生破例参加了第一批红卫兵！

父亲被打倒后，为了与他划清界限，表现自己“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受毛泽东表扬少先队员写父亲大字报的鼓励，有刘少奇子女等贴父亲大字报的榜样，我贴出了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他折断我的玩具枪，不符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等。在家里，我仍然像往常一样买菜做饭、洗衣刷鞋、打扫卫生、整理房间……

为了表达“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证明自己紧跟“伟大战略部署”，我和您一起参加批斗父亲的大会。您揭发批判父亲，但被造反派说成“避重就轻”，停止发言。我随后站起来，揭发了父亲叫姐姐写大字报留底稿等“问题”。

对于我的忤逆行为，您和父亲不仅没有批评过我一句话，反而把我当做大人看待，总是用商量的口吻和我说话。在我的心目中，已和您们平起平坐。这样的结果，鼓励了我积极地直接参加文革这一国家政治性事件，成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自觉地“斗私批修”、“铲除私心杂念”的狂热信徒，最终丧心病狂地将您出卖！

妈！您、父亲和我都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人，不会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我们做人太实诚了！然而，我们都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如果理性主宰着我们的意志，那么我们的意志就足够有力，可以独立于本能需求、偏好或者环境做出选择。

既然您已看出我这个并不笨的孩子变成“憨子”，无论当时您正在遭受多么巨大的痛苦，在下班之后、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下，您也应该和父亲商量一下，采取适当的、我能接受的方法开导、教育我，使我逐步懂得社会常识，有能力主动行动，自由选择，那该多好啊！如果您们这样做了，家庭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可悲的是：由于受到自身的局限，您和父亲都没有这样做！

十二

1980年6月，您的冤案平反昭雪之际，佩兰姨来到我家。十年未见，百感交集，小姨和我抱头痛哭，夜不成眠；8月，为表达对您的忏悔和思念，我填《满江红》一词赠她：

泣涕滂沱，凭栏处、潇潇雨落。说不尽、我慈仁爱，众言金烁。十载奇冤终洗雪，千年遗恨常铭烙！岂能得、净水柳杨枝，翔云鹤。

从军旅，出东阁；群英会，奖拔获。卫真理、何惧地凌天虐！无意汗青留碾土，有情碑口安魂魄 。怎寻回、忠骨葬家乡，傍芍药。

寻找到您的“忠骨”安葬——它仅仅是我们的愿望，或者说是一种比喻：如果有一天，您当年想说出的话可以公开发表；您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能够在人世间银屏、舞台上重现，那就是您的“忠骨”得以真正地安葬之日！

您死后，为了表明与您划清界限，父亲和我根本不愿收尸；除了铺床席子之外，小姨、舅舅连一条多余的都没有，也无法安葬您。后来，舅舅和我们寻访到：您被县看守所在押人犯草草掩埋在刑场旁山芋地一处洼沟里。

1980年8月，您的冤案虽然平反昭雪、宣布无罪，但留下尾巴。不久，官方正式宣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案发当晚，您说：“我档案里有：我活着不能参加共产党，死了也要参加共产党！”为了实现您的遗愿，我们要求追认您为中共党员和革命烈士，未果。

1982年清明，舅舅、小姨和我们就地为您捧起一座土坟；此后年年祭祀。

经舅舅出面申诉，1987年，宿县地区中级法院裁定剔除平反判决中您“严重精神失常，一度胡言乱语”的事实情节部分。

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开对“卖母求荣”的困惑，我不断地诘问、应答、反驳和再追问自己。当第一次读到明代宋濂的《猿说》中母猴将乳汁洒尽而亡、小猴抱着母亲的皮撞死的故事时，我情不自禁地哭了！猿猴尚且知其有母，不忍心看到它死，何况人呢？

“乌鸦反哺”，“羔羊跪乳”，很多动物对妈妈都表现出具有亲情的天性，而我却亲手把您送去枪毙！当年所谓“红卫兵”的我，连畜生都不如！

亲爱的妈妈，为了弥补我犯下的“弑母”大罪，报答您的养育之恩，寻找时机为您说出您最想说出的话，为您争一口气，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学习。20多年中，我先后通过了中技、大专、研究生等不同阶段的在职教育，学习了机电、汉语言文学、法学等专业知识。我干过钳工、电工、代车间主任、律师工作者和公务员，现任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2009年11月，因有人在网上撰文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现在还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等谬论，我决定现身说法，就《固镇县志》刊登您的案例严重失实、涉嫌侵害您和父亲名誉、侵害您荣誉等为由，以县政府等为被告，先后向北京海淀、丰台区法院起诉，并在博客里公布了诉状全文，想以此唤起民众的关注、讨论和警惕。但法院不予受理。

我向安徽省文物局、固镇县文化广电体育新闻出版局申请依法将您的墓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2012年8月10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固镇方面以您的墓“不具备不可移动文物认定条件”为由，第二次做出不能认定文物的决定，我向县法院再次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判决维持原决定。我向蚌埠市中级法院上诉；但该院维持原判。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寻回您的“忠骨葬家乡”啊！我这样做目的是：说出真相。为了子孙后代，以您的文革遭遇作“教材”，“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作家巴金语）促进人们思考：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丈夫揭发妻子、儿子把母亲送去赴死的惨绝人寰悲剧？怎样才能避免它重演？

十三

让我幡然醒悟、懊悔不迭的是：您的家庭成分和父亲方雪吾所谓历史问题，竟然也是人为制造的天大冤案！

在1993——2003的10年里，作为梅开舅的申诉代理人，我两次专程对方雪吾案调查取证，经研究发现：原判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

我外公是高塥村的一位门馆塾师，中共党员。1928年，在党员项孟卿的帮助、配合下，他在家乡开办农民夜校，宣传打倒土豪劣绅，求得翻身解放，并担任桐城县北三区农民协会负责人。1929年，经中共县临委书记章逐明派遣，他和项孟卿等进入国民党县党部任职，从组织上控制了县党部领导权；并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和工农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潮，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另外，土改时方家6口人，只有2间草房、5.3亩佃田，无中大型农具，远够不上当地划地主的标准！

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我外公与同行W的关系很好，W的儿子与您订了婚。您参军后，因提出解除婚约，致使W子失恋而一度精神失常。W的侄儿到高塥任土改工作队长，利用外公与部分群众关系不好等缺口，进行打击报复、蓄意陷害，借土改划分农村阶级成份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之机，不但利用职权将外公划分为地主成份，而且把他当做“恶霸地主”、“匪特（特务）”枪决！

我把外公案的申诉提交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但无人接受。

我如梦初醒！您在案发前说：“就是我死了，临死前也要告诉孩子！”上述事实与您生前所说是一致的。天哪！是我和父亲误解、冤枉了您，人为地把您当做“阶级敌人”，并把您送上了绝路！

十四

弟弟现在是一位执业药师，也有了孙辈，和我家一样，三代人在一块儿生活得很好。

我们的生活越满足，我就越是思念您，越痛恨自己无法弥补害死您的罪过：如果和现在许多老人一样健在，您也才87岁，在四世同堂的家庭中尽享天伦之乐。可这只是一个破灭的梦想！

痛定思痛。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和社会底层生活磨难，在外公、您和亲人们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并在我娶妻生子之后，原本不懂人情世故的我才大彻大悟：什么虚幻的景象，动听的说教，人造的偶像，神圣的祭坛……全是愚弄他人、自欺欺人的骗人鬼话、毒害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鸦片、杀人不见血的锋利刀子！人类有绝对的道德原则：血缘、亲情关系胜过一切其他关系；守住人伦是做人的底线。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爱；最崇高的是人性！

我深切地体会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先锋维尔涅被革命政权送上断头台，他留下了“革命会吃掉自己的儿女”的箴言，在200多年后被无数次应验了，外公、您、父亲和我的遭遇是它的再次应验；《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当时中国大陆的核心价值观之树，它在“文化大革命”的土壤和气候中结出了一枚让我终身难咽下的苦果；长期地灌输正统的、不可置疑的统一思想，不允许独立思考、讨论争辩，不进行宪法至上、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法治教育，搞彻底的人性改造——它在社会、婚姻、家庭、道德、伦理方面的“成果”之一，就是我交出了一份写满“吃人”两字的答卷！

在这封信上的署名，我仍使用您喊过的“张红兵”；并不是因为喜欢它，而是由于从那时起，我一直使用，现在想把公民身份证姓名变更为原名非常难。另外，我认为，姓名只是一个人的社会符号，叫什么无所谓。假如那时有这样的认识，当初我就不会改名！

无论您的墓是否认定为文物，您短暂的生命因自身而闪耀光芒，树立起了一座朴实无华的纪念碑。

您永远活在我和亲人们的心里，也将永远活在知道您悲惨遭遇的所有热爱和平、正义的善良人们心中！尽管仅44岁的您从世上匆匆而过，但是，您的音容笑貌却定格于永恒……

安息吧，妈妈！

（作者附记：此信写于2013年12月7—13日）

（载2014年第3期《炎黄春秋》杂志，网址：http：//www.yhcqw.com/html/qsip/2014/39/0IAK.html；刊登时有删节，这里发表的是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