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强:线性思维、化约主义与高台“说教”——评梁涛等学者对“亲亲相隐”等相关文本的误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1 次 更新时间:2014-03-11 14:05:29

进入专题: 孔子   孟子   儒家   亲亲相隐   线性思维   化约主义  

张志强  

  

  

   [摘要]:梁涛等学者按自己主观需要,运用有学术争议的出土资料,构造自己想象的“学理”,错误地解读了“亲亲相隐”等案例。该研究思路存在几个误区:第一、以线性思维解读儒家经典,形成早期儒家思想是从简单原始的“情”逐渐发展为抽象僵硬的“理”之机械的线性过程,将早期儒家从孔子到荀子,分别拴在“情”与“理”对立冲突的这样一条直线上,依次定性“冲突”严重程度的大小,构造早期儒家从孔子到孟子“腐败”程度逐渐加深的“学理”;第二、以化约主义的方法解读儒家经典,将当代社会中腐败等复杂问题,简单化约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问题;第三、把情理绝对地对立起来,把人情都讲成私情,再设置空洞的“普遍正义”的“理”作为立足点,将自己作为“人子”之天然存在的主体身份拱手让渡,抽离于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之外,最终自陷道德矛盾的困境。儒家伦理与其中有关“亲亲相隐”的论说,其实都是极为复杂的问题。复杂性的问题不能简单处理,在理解上应避免直线式思考与非此即彼的方式。以终极信仰与道德的普遍性为背景的儒家的角色伦理、处境伦理的体验方式,饱含着具体理性,以简单抽象的方式去对待,在理解上或不能相应。

   [关键词]:孔子 孟子 儒家 亲亲相隐 线性思维 化约主义

  

   “亲亲相隐”等案例的相关讨论在持续了近十年之后,以正方于2011年出版《<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曾告一段落。倘若回顾一下,“亲亲相隐”等案例已经被某些人士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另类误读和过度发挥,或从构造“血缘亲情”与“社会道义”简单对立的角度出发,断定这就是腐败;或借对“直躬证父”之抽象行为的赞赏,实质却以现代民主、法制视角苛求古人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无论如何,这些论述都有一个共同结论:认为孔孟儒家为古今“腐败”的源头,或者孔孟儒家与“腐败”存有关联。

   针对这些严重误读或恶意栽赃,郭齐勇、范忠信、杨泽波、胡治洪、丁为祥、龚建平、林桂榛、陈乔见先生等都有驳正,在学理上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由于容隐权的伸张亦是现实法治建设的需要,经郭齐勇先生草拟,全国人大代表彭富春先生提交了关于“亲亲相隐”的提案(2007年),已于当年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肯定,并于2012年3月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中部分地得到体现。[①]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充分说明孔孟儒家“亲亲相隐”的内在精神是符合现实需要的,因为它源于人性的基本关怀。由此可见,学理首先应立足于现实,一味空谈“回归学理”的口号不切实际。郭先生等一贯主张发掘儒家的优秀思想资源,辩证吸收,为现代社会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

   然而近年来,有的从事儒学史研究的学者,利用一些尚无定论的地下出土资料,增字解经,做出了比外行人士更为大胆的惊人解读:早期儒家从孔子、曾子到子思、孟子,“隐”的程度是不断加深的。潜在之意就是,早期儒家几乎均与“腐败”有关联,只不过程度大小不同而已。这是从事儒学思想史、出土简帛研究的梁涛先生的主张。[②]这种来自专业同行的论调甫一出现,郭先生与笔者就予以了明确纠偏,着重指出了该文谬误存在的背后深刻根源:主观地将作为动物本能自然反应的“情”,与抽象空洞的“理”简单对立起来,以之作为理解先秦儒家思想的“预设”。

   至于梁涛、顾家宁师徒新近撰写的大作(以下简称“新作”),[③]笔者拜读之后,认为新作行文思路与前作如出一辙,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改正笔者对其指出的错误根源,而且回避了笔者针对其文指出的一些学术规范问题。有鉴于此,对于梁涛先生前后二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读者完全可以参看笔者已回应的文章。[④]本文撰写的重点,是想以梁涛先生为代表的这样一种“新经学”为反例,着重论述该研究思路的几个典型误区:1、预设立场的线性思维。2、化约主义的主观取舍。3、情理二分的高台“说教”。

  

   一、预设立场的线性思维

  

   梁先生从事儒学史、出土简帛研究,自诩为“新经学”,号召要“对儒家经典作出更具有创造性的诠释和阐发”。[⑤]然而其研究思路是:在缺乏足够的学术证据和严谨的学术考证的情况下,择取部分尚无定论的地下出土资料,增字解经,预设解读立场,主观选择解读的先后顺序,构造出早期儒家从孔子到孟子“腐败”程度逐渐加深的“学理”。下以梁先生对《论语》中“直”的理解为例进行说明,梁先生在新作中说:

   由直率、率真到公正、正直需经过一个“下学上达”的提升过程,直作为一个德目,即代表了由情及理的实践过程,亦称直道,直是一个功能性概念,而非实体性概念。

   《论语》论“直”,并非皆就情理融通的层面而言,而是大致可分为由浅及深的三个层次。[⑥]

   于是,梁先生就把《论语》第十七篇《阳货》和第八篇《泰伯》中出现的“直”,先放在理解“直”的浅层次上,以表达“率性、质朴、朴实”之意。然后把《论语》第十五篇《卫灵公》和第二篇《为政》中出现的“直”,放在理解“直”的公正、正直层面上,以表达“直”和“义”的结合。最后列举同样出自第十五篇的《卫灵公》的另外一“直”,放在理解“直”的最高层次上,以表达此“直”已经上升到了“直道”,是最高的“直”,是情理交融的“直”。[⑦]

   通过这样一次重新排列组合,“亲亲相隐”章在梁先生的研究下,获得“更具有创造性的诠释和阐发”了——“直”是一个由情及理的“线性”过程,一开始是质朴的、原始之情,中间要“下学而上达”,要和“义”结合,到最后才能变成“情理交融”的“直道”,而“亲亲相隐”章中的“直”正需要按照这样的思路理解。于是,根据梁涛先生“新经学”的研究方法,《论语》中出现的“直”就好像是被予以了编号,按其论述的需要,先后“出场”,成为了一条直线上的傀儡。

   如果问题仅仅是这样,那还不足以说明这种研究思路的危害所在。其最大的危害在于误导读者的思路:《论语》中所有的“直”如果获得这样一种解释,即由情及理的“过程性”之单向度、线性化的概念,那么“亲亲相隐”章中“直在其中”之“直”,当然也就只能按照这种“过程性”概念的定义,抽象为简单空洞的“质朴”之“情”。这样一来,孔子对“攘羊”事件的评价,当然也就不再是公正、正直了,而仅仅是出于对血缘亲情的本能自然反应。由此可见,梁涛先生对《论语》中的“直”,之所以要预先安排解读的先后顺序,其目的是为了说明“‘父子互隐’之‘直’,只能在‘直行’而非‘直道’的意义上去理解”[⑧],这样便可以得出结论:孔子在“直躬证父”的案例中不但没有是非观念,而且还存在含糊不清的地方,如梁先生所言“留给后人一个谜团,引起种种误解和争议”[⑨]等等。

   由于梁涛先生在从事儒学史研究之外,又从事简帛研究,于是利用简帛等出土材料来解释儒学思想,就成为梁先生的不二法门了。但梁先生运用地下出土材料,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为《论语》增字解经:“为全面反映孔子、儒家思想起见,‘亲亲相隐’章应根据《内礼》的内容补充一句:[隐而任之,则直道矣。]”[⑩]这样,梁先生一口气就为《论语》加了八个字,不惟如此,这八个字中又出现了一次“直道”之“直”。也就是说,《论语》在梁先生那里,除了既可以增字之外,也可以在安排好解读《论语》之“直”的先后顺序的基础上,根据自己解读的需要,再增添一个“直”。

   众所周知,经典诠释中最忌讳的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去改动古籍,增字或减字。我国经学的经典传承,虽历经“五经”、“九经”乃至“十三经”的演变,但除了见到疏解经文的各种“注”、“疏”、“解”、“正义”等浩如烟海的古人著作外,尚且还没有哪位学者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增字解经(伪造古书除外)。即使是在文字训诂和文献考据鼎盛的清代,也没有发现哪位学者是通过增字来疏通文本意涵——即便是一个字形上的纠正,学者都须尽可能地蒐集所有内证、旁证,讲究“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其辛苦功夫如明儒顾炎武所言“庶几采山之铜”。然而即使是这样,学者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结论就是不刊之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和毛奇龄《尚书古文冤词》的互相拮抗就是例证。但遗憾的是,梁先生在为《论语》增字解经时,既没有明确的文献学依据,也没有信服的训诂学依据。

   如果说这就是所谓“新经学”在“方法”层面上的运用,那接下来笔者必须从学理考据的层面上认真指出以下两点:

   其一、梁先生所加八个字中的“隐而任”三字,是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内礼》篇中的“而任”三字。梁先生直接训读为“隐而任”,是存有较大学术争议的。笔者曾经查阅相关资料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发现,“而任”之“”能否训读为“隐”,学界实际上是有多种看法的。“”字,起码有“吝”、“”、“憐”、“離”等多种解释。例如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就曾两度坚持“”应该读为“吝”字。[11]李零在新近出版的著作中,也认为该字训读为“吝”更好。[12]梁先生在前后二作中均没有对“”字的争议问题做出明确说明,而是引用、默认魏宜辉先生的解读,[13]实际上是在回避这一存有学术争议的问题,把争议之论当成确然之论。

   此外,“而任”所在的竹简,如何和其它简进行顺序上的编连,也存在较大争议。[14]就连梁先生自己也承认:“现存的《内礼》十支简关系是复杂的,没有必要非要将其编连在一起,保持适当的存疑,效果可能更好。”[15]但梁先生明明在论述过程中,反对简八接简六,赞成简六和简七编在一起解读,可见其自相矛盾。更重要的是,关于《内礼》文献的性质,学界至今并没有足够证据,能够完全肯定它是曾子一派的著作,而梁文中却把这一存有争议的问题当作行文的前提和背景。

   其二、由于梁先生在研究过程中,缺乏起码的学术严谨性,往往把未定之论当成前提论述,且在行文中多使用推测、猜测等语句,“硬伤”较多,导致其学术品质下降。以下针对其旧文再举一例。梁先生说:“不简,不行;不匿,不察于道。有大罪而弗大诛之,不行也;有小罪而弗舍也,不察于道也。简之为言犹练也,大而显者也;匿之为言也犹匿匿也,小而隐者也。简,义之方也;匿,仁之方也。”[16]但是,简文中的“显”字,原简作“晏”;而“隐”字,原简作“访”。此二字,帛书《五行》分别作“罕”、“轸”。学界一般读“晏”为“罕”;“访”为“诊”的讹字,“诊”读作“轸”,多也。

梁先生还说:“‘练’,指白色熟绢,引申为实情。”[17]这种训释很难说是正确的。“练”在文中应作动词用,与下文“匿匿”相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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