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谈再改革的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0 次 更新时间:2014-03-10 23: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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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 (进入专栏)  

    

   谈了三十多年的改革,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关键词仍然是改革。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看来,结构或体制改革应该是永恒的命题,没有一劳永逸的改革,必须不断抑制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出现,中国如此,美国也如此。

   当“开放”一词逐渐被遗忘之时,张军却认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不光要依靠改革,还是要依靠开放”,中国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依靠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关起门开搞自主创新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必须继续大力向外资开放。张军特别提醒,这有赖于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出台之后,国内舆论对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前景又乐观了起来,有意思的是,国际舆论又唱起了反调。

   张军:的确,最近国际上对中国经济非常非常的看空。最近我参与的几次大的国际活动,包括一些主流的媒体和思想平台上,可以看到一些非常主流的、在西方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的短评。比如那个Project Syndicate上,最近连续发了诸如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以及美国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评论文章,大多对中国当前的经济不断恶化的状况表示担忧,甚至认为要崩盘。当然他们同时也不看好现在的金砖五国,甚至再扩大一些说,整个新兴市场经济目前的状况。当然他们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与以往一样,经济学家对短期问题的看法总是难免overshooting(反应过度)。

   过去几个月以来,形势在变,美国决定退出QE(量化宽松),资本流动可能逆转,所以经济学家对新兴市场经济前景的看法也在变化,更何况已经有一些国家出现问题了。现在的金砖国家情况都不好,其中三个国家,印度、巴西和南非已被纳入“脆弱五国”(Fragile Five)。这些经济体前几年的增长都非常好,但自从美联储说要退出QE,情况就变糟了。过去五年,大量的短期资本流入这些经济体,制造了短期繁荣现象。但是,上涨的水掩盖了他们的缺陷。现在资本流出,水位落下了,他们的问题还在那儿,没有改善和解决。所以,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前景值得忧虑。当然也不是上游的新兴市场经济都一个样,有一半是好的,宏观基本面基本稳健。但不管怎么说,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乃至整个发展中的经济,经济的增长不能完全依赖短期的力量,靠需求刺激只能制造短期繁荣,不能产生长期增长的动力。我们国内流行的说法“三驾马车”也是过于强调了短期的需求对经济繁荣的作用,这种想法可以说到现在还支配着我们的政策,也支配着我们公众对经济的看法。我们五年前的四万亿刺激政策也是这个思潮的产物。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想法。其实从我们这三年来出现的楼市繁荣和产能过剩问题,以及这次新兴市场经济在过去半年内遭遇的问题看来,需求拉动的短期繁荣制造了假象,耽误了结构改革的时机,到头来还要为短期繁荣的退去埋单。现在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开始担心,拖累2014年全球经济的不是美国,不是欧洲,是金砖五国和脆弱五国,这有一定的道理。至于过去被看好的新兴市场经济是否马上引发新一轮的全球危机,要看这些国家的政府政策的调整力度和魄力了。

   中国当然跟这些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个不同,就是中国经济宏观的基本面比他们稳健得多。在财政的状况好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政府的总体债务,尽管这几年在四万亿政策下增加很快,它也不过占GDP的50%,甚至还低一点。与印度和巴西等不同,我们长期以来在贸易和资本项目上面都是顺差,也没有赤字。所以宏观基本面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再加上中国在资本项目下现在还没开放,所以还有一道防火墙。美国的QE退市其实对中国的影响当然要比金砖其他国家、比其他的新兴市场经济的影响要少得多。

   所以,我一再说,如果说我们对新兴市场经济是短期乐观而长期悲观的话,那么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就应该是短期悲观而长期乐观。中国经济被看空的很多问题在长期都是有解的。因为中国在结构改革问题上不仅有过去的优良记录,而且中国领导人对推动结构改革的决心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而这正是金砖国家和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缺少的、最重要的东西。这次新兴市场经济的不稳定其实再次警示我们,靠需求维持的短期繁荣,其实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我们讲的经济增长其实是长期现象。那么长期的增长靠什么呢?靠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如果可以靠三驾马车,如果可以靠外部资本的需求力量来推动长期的经济的繁荣,那不就违反了经济规律了吗?

   那就和永动机一样了。

   张军:对啊。如果生产率驱动的经济增长得快,然后我的收入才能提高而不至于引起货币的购买力下降,因为你这个收入不是印钞机凭空印出来的。我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的大学,比如说教育部拿到了很多钱,这个钱层层地分到各个学校和教师的口袋里就变成我们的购买力了,我们的购买力就增长了。那我可以到市场去买很多东西,学校要投资扩大规模,教师要购买其他需要的东西。你可能会问,如果我们所有的部门总是可以从上面拿到一大笔钱,然后形成购买力去购买东西,那最后一定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可是正常情况下为什么没有通货膨胀发生呢?因为我拿到的这个钱,它背后是我也提供了可以交易的别的东西。这些别的东西就增加了这个社会的总的供给。教育和科研也是一样,只是不如制造品那么显而易见。所以我购买力的提高虽然拉动了需求,但是同时我对总供给的贡献也上去了,物价总水平就不一定会涨。但是如果只有钱的增加,看上去名义收入增加了,掉馅饼给了我们,然后分到每个人头上形成购买力,大家去买东西,这个物价一定涨。因为我一只手虽然可以去购买了,可我拿到钱的那只手没有创造任何生产力,不增加社会的供给。因此,不要一说到经济增长,总强调需求的决定作用,其实,长期而言,是生产率的增长创造了需求的增长。我们过去二十年,消费需求保持年均8.7%的增长率,主要就是得益于经济的增长而不是相反。

   如果靠消费或者加工资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那就谁都可以创造经济奇迹了。

   张军:对。所以完全靠需求来拉动的话,那是短暂的繁荣,不会有长远的经济增长。新兴市场经济的金砖四国,他们现在面临的局面就是这样的。而我们的宏观基本面之所以比较稳健,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结构改革,就是朱镕基时代做的那些改革,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分税制的改革,比如财政停止向银行的透支,比如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的改革。在金融自由化方面,朱镕基其实是非常小心、非常谨慎的。资本的项目他不放开。其他的项目慢慢地开放了,人民币可以兑换了,但是资本项目迟迟不开,今天看起来这是对的。第二是我们对预算赤字也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朱镕基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通过了预算法,地方政府不可以向银行借钱融资,这就很大程度上堵住了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口子。还对商业银行实行存贷差的管理,为的是控制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当时这些东西可能被认为太保守,甚至还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但今天看起来,其实帮了中国经济的一个忙,让我们今天的宏观基本面相对比较稳健。现在经济在短期里是出了点问题,其实就是消化前几年靠需求拉动的经济繁荣的后遗症,但是总体上还不至于像其他的金砖四国,像过山车一样一下子就下来了。即使2008年以后,地方间接有债务的扩大,通过融资平台产生的债务增加得太快,但是总体上这个比例还是很小。再加上对外资本项目上没有开放,即使有短期的热钱,但没有出现大进大出。这就是我们的防火墙。今天在资本账户开放问题上,我也不主张走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的道路,金融的超前自由化弊大于利。

   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经济的时候,喜欢甩大词,比如说中国缺乏创新,美国有苹果,中国没有苹果,但往往没有说明这个创新究竟对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有什么影响?

   张军:我非常不认可这种方式,但也很无奈。所以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既然宏观的基本面总体上还是不错的,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中国经济反而比较悲观呢?我前面说了,多数人注重短期分析是一个可能的原因。这在国际舆论的层面上比较典型。国际上的经济学家或评论家总是说,中国经济现在的债务规模上来了,房地产泡沫面临破裂,过去的投资又那么多,你要把泡沫压住,就得大规模减少投资,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和概率当然很大。而国内的经济学家往往注重长期的分析,更多的是从体制上解读经济,认为中国经济今天遇到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体制导致的增长方式有问题,太粗放,靠要素驱动,效率不高等等,所以要从(政治)体制上入手改变增长方式。这一套逻辑我觉得也有问题。什么是体制问题?我后来发现,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话语里面没有这个概念。但是他们会经常用一个词叫“结构问题”。结构问题,我的理解,就是中国经济学家所说的体制问题。

   在我看来,任何的经济都有体制问题,或者说都有结构问题。因为建立一套体制,比如选择一种模式建立起医疗保障体系,运转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形成了既得利益者,然后他们就会维护这个体制。但是另外一些人就发现慢慢地受到这个体制的伤害了,要改变。当这个体制让更多的人受到利益伤害的时候,就要进行结构改革,就像美国的医改。中国的很多体制改革也是因为这个。但这种改革没那么容易,因为它涉及两类人,有一类人支持,有一类人反对,所以政府在里面要权衡。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有超越利益集团的更高的和中立的利益,改革才有决心。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承诺可能比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改革承诺更可信。结构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老问题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结构问题。所以,结构或体制改革应该是永恒的命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看看奥巴马在美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问题上面临的政治分裂尴尬就知道了。

   朱镕基时代的国企改革好像就是如此,当年大面积亏损的问题现在基本解决了,但又出现了垄断或者说赚钱太多的问题。

   张军:朱镕基改革的时候,国企是政府的财政包袱,改革以后,新的体制要比原来的体制有效率。但经过十年以后慢慢地发现,央企盈利了,不仅盈利了,而且可能在有些行业出现了暴利。由于它处在上游,带有垄断色彩,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且有了暴利以后,它的控制力就越来越强。它的手伸到各个领域,甚至可以在政策上“绑架”政府,可以影响发改委的政策。去年曾报道印度大面积的断电,然后我们的央企就出来说,中国要避免类似的灾难,需要大规模更新我们的输变电网络。这就很容易获得政府的投资和有利于自己部门的产业政策。至于这些投资是否合理,我不去评论。

   这就是典型的国有大企业的问题。国企太大了,挣钱太多了,已经开始影响市场公平,影响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甚至影响我们的产业政策。这又是一个结构问题,新的结构问题,新的体制问题。

有意思的是,我们的有些问题虽然被挂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嘴上,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结构问题。比如国内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把消费占比(占GDP的比重)低于发达经济体理解为我们的结构问题,也把我们的产业结构里面的高能耗的占比高、技术创新的比重低理解为结构问题,把我们的制造品中的附加值率低,技术创新不够,我们没有出现像微软,像Facebook、苹果这样的公司也理解为结构问题。但其实这些都不是结构问题,更像是我们的潜在的结构红利,structural bonus。这个是发展阶段的问题,因为你还不到那个阶段。发展的水平决定经济的结构。如果这些问题不存在了,那你就是发达国家了。为什么我把这些问题反而叫做潜在的结构红利?因为这表明我们的经济结构还有变化的空间,而结构变化是生产率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我们的产业结构里,第三产业比重还不高,制造业里,高技术含量的这部分不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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