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许崇德老师仙逝，万分痛惜。对许老师的敬爱凝结于心，受许老师的教诲仍历历在目。

我最早知道许老师，是1998年在大一的宪法课上使用许老师主编的《中国宪法》，当时自己肤浅得很，许老师在我眼里只是一本宪法教材的主编。后来，本科毕业后继续在厦大法学院读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研究生，导师朱福惠教授在初次见面时就语重心长地说，做学问首先要做人，做人要先从尊师开始，同时还得知朱老师有两位至为重要的老师，一位是武汉大学的何华辉教授，另一位是人民大学的许崇德教授。后来慢慢知道了何老师和许老师是管鲍之交，知道了何老师在去世前如何向许老师托孤，以及许老师如何风尘仆仆地赶去武大主持朱老师和诸位师叔的博士论文答辩。我当时的感想是，文人也有武侠的侠义豪情，而且透过师者的身份更值得后人吟味，我自己也油然于心地想亲近这两位传说中的老先生。

可惜的是，何老师已经在1996年仙逝，自己没有福气看见何老师，心里只是期望哪一天能够与许老师见上一面，瞻仰他老人家的为人与为学。一直到六年以后，这样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2008年我博士毕业后到人民大学继续作博士后。临行前，有一件事是朱老师多次向我强调的，就是在京期间要经常去看望许老师。我因着地缘的便利，有机会多次聆听许老师的讲课和讲座，并且有机会专门到许老师家里探望。博士后导师韩大元教授是许老师的高足，因此，我心里也十分高兴于，与许老师的关系又多了一重。

刚刚在人大安顿下来，我就按朱老师的要求，同时也是由着内心的引领，第一次到许老师家拜望。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打电话到许老师家里的情形，原本我因冒昧打扰一代宗师而产生的极度紧张感，随着许老师和蔼可亲的声音而顿时消失。原来师之大者首先是平易谦和。第二天上午就如愿地来到许老师家里，当时捧了一大束花（在法国留学的后遗症），许老师非常实在，说这是浪费钱，下次不要再买了，只要人来了他就很高兴。后来，我每次去还是带着鲜花，只是变成了一小束，而许老师也是每次都会叮嘱不要浪费要节约。

许老师非常关心厦大的宪法学科，每次他老人家都会仔细地向我询问，关心厦大宪法学科的近况，尤为令我感动的是，每次先生都会逐一询问每一位教师的近况，从朱老师开始，到李琦老师、刘连泰老师，甚至连年青的徐振东和周刚志老师，一个都不会落下，而我每次也都会惊讶于许老师精准的记忆力。许老师虽高龄却还曾两次专程到厦大讲课，先生对后辈的关心和帮助是不遗余力的。

每次和许老师聊天都感觉很愉快，在我眼里，许老师是无所不知的，我不断地向他请教学习宪法过程中的各种疑问，许老师都耐心地逐一解答；许老师的话题很广泛，不仅有宪法宪政，还包括两岸关系，国际政治，各种时事政治等等；许老师是稳重之中充满情感的，许老师谈宪法、谈宪政到激动时，眼睛里是发着光的；许老师有着老者的沉稳、睿智与厚重，却丝毫也见不到年老的迟暮。

在京期间，朱老师也曾多次借着出差开会的机会去看望许老师，我自然陪同前往。后来2010年出站回厦大工作后，许老师还曾吩咐到厦门出差的家人代表他来回访朱老师和我。许老师的细心真是令人动容。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2009年8月，许老师去黑龙江大学参加第二届亚洲宪法论坛，我当时应韩老师要求协助筹办会议，看到许老师以79岁高龄连续两天全程听会和发言，对学术的认真和执着令中外学者无不感动，当时还有一位日本教授在茶歇时专门私下找到我，提醒我让许老师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并对许老师钦佩不已。

在大众眼里，许老师是一位著名的法学家，在我眼里，他首先是一位可亲、可敬、认真、踏实的长者。

而如今，这位长者突然走了。但他的精神和风范还在。原本，作为后学小辈的我是无论如何都没有资格写这段文字的，但我的内心却要求我记下受教于许老师的每一个细节。

作为后辈的我只想说：宪政仍未成功，我辈仍需努力！

敬爱的许老师千古！

后辈 王建学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10届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