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数年里，东欧左派的分化、重组仍不断出现新景观。一些情况是剧变后第一个十年所未见过的。

一　新斯大林主义的兴起

在一些国家，随着转轨期危机的延长，人民对“乱糟糟的民主”埋怨情绪上升，“魏玛化”的社会心理使得当年的铁腕人物重新成为一些人心中的偶像。随着时间的流逝，剧变初期那种一面倒地诅咒旧体制的世情民意也不复存在，这使一些东欧国家出现了多年未见过的原教旨斯大林主义的抬头。在那些长期陷于“魏玛化”困境的地区（如俄罗斯），这种现象最为典型。复建后头几年俄共曾不断表白反省历史，许多人认为这意味着该党在演变为“半社会党”。但1996年后这种情况在俄共主流派那里已经消失，“反省历史”已经掉转了方向，即变成反省以往如何不够强硬和埋怨自己内部出了放弃旧体制的“叛徒”。其中最极端者由否定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发展到否定赫鲁晓夫（Nikita Kruschev），公开提出在立法上翻1956年的案，重新打出斯大林主义的旗号。如以俄共为主体的“共产党联盟─苏共”在2001年7月分裂后，以舍宁（Oleg Shenin）为首的极左派召开“三十二大”，抨击俄共走上“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并决议废除苏共二十大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二十二大关于斯大林遗体搬出列宁墓的决议，否定赫鲁晓夫改革，重树斯大林旗帜。在俄共主流派召开的另一个“共产党联盟─苏共”三十二大上也有人提出了类似的动议，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等人以二十大决议“谴责的是个人崇拜本身，而不在于它与什么人有关”为理由没有通过这个决议，但也提出了“必须在思想、组织与政治活动中恢复斯大林时代的优秀传统”的主张[1]。实际上，他采取的是“不给“个人迷信”平反，但给斯大林个人平反”的方针。

应当说，即使在俄罗斯左派中，这样的典型斯大林主义也并未成为主流。但较传统的、拒绝社会民主党化的极左派，在世纪之交的不少东欧国家都取得了剧变以来从未有过的进展。在摩尔多瓦，没有改名的共产党赢得大选上台执政；在捷克，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捷摩共）在2000-2001年之交影响大为上升，一度直追自由主义的公民民主党的第二大党地位，这在前苏联以外的地区未改建为社会党的传统左派中是仅见的。此外，在一些国家，随着社会党执政的稳固与它的“中派化”，左右两边的反对党势力也在上升，而比它左的反对党往往就是“传统左派”。包括“新社会党”在内的传统一翼，如今也有发生与俄共类似（但程度不同）的“逆变”的例子，如保加利亚社会党中的利洛夫（Alexander Lilov）一派。在“魏玛化”危机严重的巴尔干国家，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

二　“新社会党”的影响扩大

1993年兴起的第一次“左派复兴”被1997年前后的“东欧西行”中断后，到了新千年前后第二次左派复兴又再度形成气候。这种状况总的来讲符合成熟的议会民主制下左右轮流坐庄的“钟摆政治”常规，并不是什么惊人的变化。但从细部观察，与1997年的“西行”（其实应当说是右派或中派复兴）在多数国家都较剧变之初的“向右转大潮”势头为小相对照，新千年之际的第二波“左派复兴”却比1993-97年的第一波更为明显。例如：

在波兰，布泽克（Jerzy Buzek）的第二次团派（由剧变前的团结工会阵营衍生的各种政治力量）政府不仅没有1989-93年间那样一种“白三角”（总统、政府、议会均为团派控制）的声势，总统一职始终是左派的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在位，而且这届团派政府矛盾多、政绩差。它下台后，作为团派联合组织的“团结工会选举运动”基本已经解体，右派要再次崛起需经历再组合过程。而第二次执政的民主左翼联盟不仅复现了“红三角”，议会中的优势也比第一次大。克瓦希涅夫斯基第二次竞选总统联任的优势也大于前一次，可以说波兰的第二次左派复兴基础更稳。由于到这个时期转轨进程的阵痛已经过去，它不需要出台多少得罪选民的“改革”措施，因而虽然不会超出议会政治“上台后声望下行，下台后声望上升”的规律，但声望的下降程度会缓和得多，下届连任也不是没有可能。总之，波兰在左右“轮流坐庄”的循环中，已显示出社会民主主义的中长期优势。

捷克在东欧第一波“左派复兴”中是个未被波及的“右派孤岛”，但到1998年，东欧执政最久的自由派政府捷克克劳斯（Vaclav Klaus）内阁终于下台，泽曼（Milos Zeman）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执政。这不仅开了捷克剧变后左派上台的先河，在整个东欧也是“老社会党”（历史上的、而非共产党改建的社会党）上台执政的首例。

在匈牙利，第一届右派政府执政者公民论坛后来一蹶不振，第二届右派政府执政联盟为首的是自由主义的青年民主派盟，而匈牙利社会党不仅在公民论坛下台后第一次执政，在本届青民盟政府任期内，它作为在野党的民意支持率也已超过执政党而居首位。如无意外，下次大选可再次上台。因此，匈牙利虽然也是左右轮流坐庄，但左派政党比较稳定，可以轮数次，而右派政党则寿命不长，往往是下台后即发生组织解体，下次上台已经是另一个右派党了──但这往往需要右翼或中右翼力量的重新组合。显然，从长期角度看这种状况不利于右翼阵营政治资源的积累。

这种状况可以说在东欧具有代表性，波兰、罗马尼亚、立陶宛等国都是如此。罗马尼亚两届右派政府阵营迥异，而三届左派政府都是伊利埃斯库（Ion Illiescu）一派。甚至包括像俄罗斯这样的左派至今未上台的国家，执政的右派或自由派也迭经重组，其主导力量从“民主俄罗斯”─“民主选择”─“我们的家园”到如今的“团结党”，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代表性组织。而左派始终以久加诺夫的俄共为主体。总之，无论总体的政治气候向左还是向右，右翼政治组织的稳定性和政治资源的积累都较左翼逊色。笔者曾指出，这种“自由主义有生命力，自由党无生命力”的现象也是发达国家常见的，不仅东欧为然。但在东欧，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加上转轨进程形成的路径依赖，它对民主左派政治优势的形成起着更明显的作用。

新千年之际，民主左派─社会民主主义势力不仅在东欧大有起色，在过去一直形不成气候的俄罗斯也打开了局面。俄共内部一方面出现前文所述的某些派别向原教旨斯大林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其他派别也向社会民主化演变。俄共主要理论家、政治局委员斯拉温（Boris Slaven）退出俄共而加入社会民主党、俄共内部以谢列兹尼奥夫（Gennady Seleznyov）为代表的“俄罗斯运动”体现出明显的“修正主义”实即社会民主主义倾向，都是例子。而在俄共外，继1991年的劳动人民社会党、1995年的俄罗斯社会民主联盟之后，俄罗斯众多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最近又开始了新一轮统一的努力。2001年11月23日五个社会民主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新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戈尔巴乔夫担任主席。这个党如果最终能具有生命力，那将是俄罗斯产生东欧式“新社会党”的开始。

在整个中东欧地区，“新社会党”处境一般都比较好，处境最差的应属前东德由统一社会党改建的民主社会主义党了。由于东德转轨以“西并东”的两德统一方式实现，民社党受到西德政治模式移入的压力，极难东山再起。但在世纪之交，即使是这个党也取得了可观的进展。1990、1994、1998年三次大选中，该党在全德得票率从2.4%、4.4%升到5.1%，在1998年首次组成了议会党团。而在前东德地区它的得票率更从11%、17%升到22%，使得一些地区的“旧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地方选举的需要不能不冲破本党中央的禁令而与这个“前共产党人”组织合作。由于历史原因，这个党不像多数东欧新社会党那样比社会党主流更“右”，而是比老的德国社民党更左一些。但这是按西欧标准，如果以俄共标准看，它已经是非常典型的社会党了。

三　变浅的粉红色

与上一点相应地，总的来讲，东欧各国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轮流坐庄的钟摆政治进程中，民主左派或曰社会民主派会占上风，这与当今西欧的“粉红色欧洲”现象相似，实际上是欧洲政治一体化方向的体现。但作为政党的社会民主派占上风与社会民主主义占上风并不是一回事。在当今的欧洲，自由党无生命力而自由主义依靠右边的保守党与左边的社会党双方的“自由化”来实现其持久优势，已是历史悠久的现象。如今西欧各国一方面是社会党、工党政治前途不错，“粉红色欧洲”可望持续；另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以社会党的自由主义化来实现，使“欧洲美国化、东欧西欧化、俄国东欧化”的趋势也同样明显，欧洲的“粉红色”正变得越来越浅。这一点在东欧也有突出表现。

世纪之交东欧各国社会党、尤其是执政的“新社会党”经过十余年的恢复，在政治上已经羽翼丰满，基本摆脱了“历史包袱”，反映在党派关系上已经不像90年代初那样谨慎小心，到处求人合作，竞选获胜也得保持低调，有权单独组阁也宁可争取与别的党联合执政。如今这些党在国内政治上已可以挺起腰杆说话，理直气壮地当盟主；在对外事务中，也加入了社会党国际，成为名正言顺的“现代左派”，而得到了国际社会承认。但是在社会政策上，他们的传统社会民主色彩仍然比一般西欧社会党还要淡，“社会党自由主义化”在东欧仍然比在西欧更明显，尤其是处在执政地位后更是如此。波兰、匈牙利的“新社会党”上台后都比右派政府更积极地推行激进私有化、紧缩财政、削减福利。匈牙利社会党政府改变右派政府保住能源、金融、交通等基础产业国有成分的做法，实行“面向外资全卖光”，一年卖掉的国有资产比右派政府五年卖得都多[2]。捷克克劳斯政府是东欧最有名的极端自由派政府，整天把“不带任何限制词的市场经济”挂在嘴上，但实际上却实行了高税收、高福利、过度就业、保护企业避免破产的政策，号称“右派福利国家”。而社会党上台后福利大缩水，外资购买银行等一系列禁区也放开了。为了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社会党政府还与下了台的公民民主党（即克劳斯一派）订立“反对党协议”，以社会党推行自由经济改革为条件换取后者在议会的全面配合。实际上就是以“左派”向右转来换取右派暂时放弃“反对党”职能，两家共唱双簧，结果招来两党之外的其他议会小党的抗议。

世纪之交这种状况并未改变。但东欧各国社会党政府这样做的动机则有所不同。如果说第一次“左派复兴”时社会党主要是由于历史包袱而刻意低姿态、争取自由派的支持，同时也有“休克”时期财政困难无法维持社会保障的因素，那么到第二波左派复兴时期这两个因素都已大为减弱：左派已不需要低姿态，国家财政也已改善。在这种条件下，促使社会党继续采取“超自由主义”政策的动力是一个新因素，即争取加入欧盟的过程中与西欧讨价还价的需要。在加入欧洲一体化市场时，东欧的廉价劳动力是其主要优势，而西欧国家为了避免入盟后这些中东欧国家廉价商品的竞争，援用欧盟统一劳工政策与社会福利标准作为保护主义手段，就成了关键问题。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在欧盟传统福利国家体制下连自由党、保守党人都不能放弃的福利标准，在中东欧却显得强人所难，东欧的左派政府不能不以发达条件不够为由力争降低福利门槛，以求入盟后保有一定的竞争力。这种“自由派要求福利国家，而社会党要求自由放任”的状况实际上是传统左、右之分渐趋失灵的一个体现。

四　NGO反对WTO：另类左派的兴起

欧美地区近年来传统左派包括社会党、共产党均呈衰落趋势，而新兴的左派：以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批判理论、环保主义、和平主义、女权运动、文化多元主义与反全球化NGO运动为内容的各种运动日趋活跃。尤其是1999年“西雅图事件”以后，“反全球化的全球化”成为当代世界的一大景观。世界各地不断发生国际经济会议遇到各国反全球化非政府组织联合抗议的所谓“NGO反对WTO”事件。

世纪之交这样的事也发生在东欧，这就是2000年9月2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捷克召开联合年会期间发生的各国非政府组织大规模抗议示威。它成为继1968年“布拉格之春”以后捷克又一次吸引世界注目的大事，号称“布拉格之秋”。在这个“布拉格之秋”运动中，各国抗议者一万五千余人包围会场、堵塞道路，并与上万名警察发生冲突，最后以会议提前一天草草收场告终。

这次运动的主力实际上是来自意大利、奥地利等西欧国家的反全球化新左派组织。捷克公民并非运动的主力。但在捷克内部，各种“左派”对此事件的态度大相径庭。當時執政的社民黨澤曼政府作為會議的東道主堅決反對“布拉格之秋”，與著名自由知識份子出身的哈維爾（V?lav Havel）總統及公民民主黨控制的議會態度一致，受社會黨控制的捷克最大工會組織CMKOS也拒絕參與此次抗議行動。但托派的“捷克社会主义工人组织”、“社会主义团结”运动与无政府工联主义团体“团结”则积极参加了抗议。而此次抗议的捷克发起人则是由无政府主义者与生态环保人士组成的“自主反对经济全球化”组织（INPEG）与独立工会联合会ASO。捷摩共也支持此次活动，并通过其控制的规模不大的极左工会OSCMS与青年团KSM提出了合作的要求。然而INPEG与ASO均表示拒绝与“斯大林主义余孽”捷摩共及其附属组织合作，与此同时，他们都表示愿意与托派联手发动这次斗争[3]。

最终，“布拉格之秋”在捷国内成为托派、无政府主义者、环保人士、部分工会与反全球化NGO的一场运动。这次“广场狂欢”式的运动连同在西雅图、热那亚、巴塞罗那等世界各地的反WTO示威一起标志着全球化时代一种不同于传统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另类运动的兴起及进入东欧。这场运动尽管打着“非政府组织”的旗号而不愿自称为左派，但作为反对所谓“跨国公司与全球垄断资本主义”、反对“市场全球化”的运动，它事实上是一种新型左派。“布拉格之秋”显示出它在中东欧地区具有发展前景，尤其是在入盟谈判中，东欧各国已经感受到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挑战，这类左派目前还形不成什么大气候，但在今后的中东欧国家会有可观的发展空间。当今的中东欧，沙夫（Adam Schaff）式的“新社会主义”是一种“没有运动的思想”，而实力强大却日益失去自己意识形态特征的社会党也逐渐变成“没有思想的运动”。而“布拉格之秋”这种以后现代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为背景的反全球化NGO联合行动，却有可能发展为既有“思想”、又有“运动”的政治现象。人们对此应当有所关注。

注释：

1　《真理报》，2001年10月30-31日。

2　参见金雁、秦晖：〈匈牙利转轨中的激进与保守〉，《改革内参》，2001年第10期。

3　《工人权利报》（捷），2000年9月号。

＊ 本文为作者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主办的“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学术研讨会（北京，2002年1月25-27日）上宣读的论文，现向会议主办机构谨致谢意。

来源: 《二十一世纪》2002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