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磨洗与重构——当代史治史刍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7 次 更新时间:2014-03-03 10:50:06

王海光 (进入专栏)  

  

   涵养学术,讲求的是学有所本,渊源有自。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代学者都把史学作为涵养学术的必修功课。中国人是世界上对历史最为重视的民族之一,视之为“知得失、辨善恶、明是非”的镜鉴,史学传统源远流长。西方人对历史学也非常重视。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说得更为透彻:“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里所说的历史学,不仅是遥远的古代史和先辈的近代史,也包括新近走过的当代史。

   当代史研究对于一个社会的文化积累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任何现实问题的研究,如果没有正确的当代史知识作基础,是很难立得住脚的。笔者前不久与一位做党建研究的青年学者谈史,说起三年大饥馑,这位朋友仍然囿于成见。历史谬误流传至今,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当代史教科书提供的不是实在的历史知识,而是用文件、领导讲话和粗糙的逻辑编织起来的简单结论。

   现在,当代史研究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中国当代学术体系的重建,是要以准确的历史知识为前提的,在错误的历史记忆上建构的理论学说,必然是不着边际和暗淡无光的。中国当代史可能是历史知识误读最多的领域,对学术建设的影响也最大。任何现实问题的生发都是历史问题的延伸,如果对当代史缺乏确实可靠的知识,很多现实理论问题就无法进行证实和证伪,最后只能流于似是而非的空谈。已故的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经济学家苏星先生,晚年深感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空疏无当,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建构需要从历史研究着手,于是他转向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还出版了资料集和专著。不管学界对该著的认可度如何,他所阐发的学术问题意识无疑是正确的。

   学术不是神乎其技的魔术,是老老实实的科学,需要有扎实的学业基础、完备的知识结构、系统的学术训练、严谨的治学规范。中国的历史研究有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学者治学能够有所遵循。但对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学者来说,如何涵养学术,做到学有所本,渊源有自,知其源流,道得原委,比起更早时段的历史研究,问题可能就要更多一些。史家所言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在当代史领域的内涵是更为丰富和复杂的。

   当代史是刚刚进入历史研究领域的鲜活的历史。因其鲜活,所以现实与历史、政治与学术、虚构与真相、传说与事实都混合在一起,泡沫泛滥,面目模糊。尽管社会对当代史的关注度一直比较高,坊间相关出版物也为数不少,但稗贩之作居多,有质量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特别是有的教科书因袭旧说,误人匪浅,致使一些史实和史观的错误长期流传社会,混淆视听,误导读者。

   在别的历史研究时段,学科体系相对比较完整,商业化写作和学术性研究一目了然。而当代史在史学中是一门薄弱学科,比较缺乏正确的问题意识,商业化写作和学术性研究往往搅合在一起。虽然著述者甚多,但很难见到学术佳品。大家引用的是雷同的史料,无非是用得多点和用得少点而已;使用的是同样的叙述逻辑,无非是修辞方法的复杂和简单而已;得出的是既定的结论,无非是增一条减一条而已。不少著作洋洋万言,既看不到知识,也看不到思想和自己的观点。

   就当代史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而言,尽管客观上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如政治的禁忌很多,档案资料很难开放,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流弊等等,但学人的主观努力不够应是主要原因。笔者仅就收集史料、分析史料、史实考证、学术综述、读书品书、个案研究、叙述方法、史观变化等有关治学功夫的问题絮谈一二。

  

   一、收集史料的功夫

  

   史料是学者治史的史源,是为学的基础,历来为学界前贤所重视。孔子整理六经,自道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朱熹评价孔子学问是“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其功则倍于作矣。”清代大史学家章学诚把史学文献分为“记注”(史料纂辑)与“撰述”(史学著作)两类,“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把史料学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

   当代史的存史责任重大,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十分繁重,本应是学术工作的重点。然而,如今学界中人多以著述为能,对史料整理工作重视不够,缺乏资料积累的意识。有的单位,甚至认为整理史料不是学问,不能作为评职称的依据。殊不知,史料收集、整理、校勘工作是造福学界的功德之事。在互联网时代,要编纂出著作等身,这是粗通文墨者都能干的事情。而对史料的收集整理和校勘工作,没有一定的学问功底是干不了也干不好的。从学术史上看,一部选注完备的史料书籍,要远比一般性的著作更有价值,学术生命力也更长久。在一定意义上讲,史学就是史料学。

   有前辈学者说,治学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当代史研究中,比较缺乏系统整理的资料,对学者的史料功夫有更高的要求。可以说,能掌握多少史料,就能做多大学问。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宫大内档案的开放,曾使明清史的研究成为显学。九十年代的前苏联档案的开放,又为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来源。许多一直被遮蔽的事实真相得以浮出水面,掀起了一场学界除旧布新的头脑风暴。例如,关于苏联资助中国革命的问题,过去党史学界多有忌讳,言之不详。杨奎松教授依据前苏联解密档案,一笔笔列出各年度的具体资助数目,使这个问题终于水落石出,做成了一个铁案。

   复原历史真相犹如法官断案,不能只听一面之词,需要收集双边的、多边的资料相互印证。由于国内档案的开放度非常有限,国外解密档案资料自然成为了当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史料基础。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研究冷战史,从俄国到美国,满世界收集史料,四处跑档案馆,收集了大量的前苏联档案,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还编辑成册,提供给学界同仁共同研究。这些年来,沈志华、李丹慧教授所发表的冷战史论文著述,以扎实的史料考证,公允的立论分析,每每更新了人们的历史知识,在中外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关于中苏同盟条约起草的问题,几乎所有中国的历史书都说条约是中方起草的,苏方没有做什么改动。但沈志华教授通过前苏联档案研究认为:条约的原始文件其实是苏联起草的,中方没有做重大变动就通过了。我们当时之所以说是中方起草的,完全是出于应付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需要。[1]

   虽然国外档案的开放度比较高,档案的留存有比较规范的制度保障,但还是需要与国内的原始材料进行互证。例如1950年10月2日中国决策出兵朝鲜的那封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中的电文与前苏联档案中的不同。故有外国学者宣称中国决策出兵的这份电报是假的,在国际学术界掀起一场风波,甚至还对中国官方发表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沈志华曾就此事进行考察,并做专文澄清了事实:所谓“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其实是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0月3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2]

   当然,沈教授有着一般人不具备的收集资料的优势条件,但主要还是事在人为。有些历史学者在潘家园地摊上淘资料,也做出了很好的研究成果。这类地摊资料的收集,更得依靠研究者个人的眼力了。研究者和收藏者收集资料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收藏者看重的是资料的原始性和升值空间,比较注重收集名人的亲札藏品。研究者旨在复原一段历史,注重的是资料收集的系统性,对文本的原始价值并不太挑剔,所需资费较少,是比较平民化的研究方式。

   另外,历史研究是旨在复原历史的客观的学术研究,不是为政治上的胜利者评功摆好,树碑立传。政治上的失败者,同样也是历史的证人。他们的回忆录,同样也是历史的证词。而且,这些人对历史的回忆和反思,记载着他们对失败过程的深刻记忆,有着他们亲身经历的特殊的历史感受。这些都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往往可以看到许多被官方史学遮蔽的历史细节,能够与官方史学形成互证的关系,可以大大丰富我们的历史认识。尽管失败者的言说肯定会有为自己辩解的个人目的,但这并不重要。事实上,与胜利者回忆录千篇一律的自我肯定相比,失败者回忆录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往往更为细致,反思也更有其铭心刻骨的深刻性,对历史研究者更有价值。对历史研究来说,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有平等对话的权利。如果缺少了失败者一方的申辩,历史叙述的证据无疑是很不完全的。政治上的胜利者和政治上的失败者之间的对话越是充分,对复原历史真相越是有利。所以,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在收集和采信历史证据时必须要有超然的客观立场,既不能因事废人,也不能因人废言。在全面地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客观的历史判断和历史叙述。在这方面,如果只是凭一家之言,动辄就做翻案文章,同样也是不可取的。

   除收集文献资料外,当代史研究者还必须在口述史方面下功夫,访谈历史的当事人。口述史料不仅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构成复原历史的双重证据链,而且可以提供历史发生的当时情境。这恰恰是仅凭档案文献难以知晓的。中国当代史的社会场景变动极其巨大,而传承历史信息的文化渠道往往又不通畅,使现在的青年人对这段历史情境的隔世之感,不亚于或更甚于古史。如对“反右”、“大跃进”、“反修”、“文革”的研究,如果不去做口述工作,现在的青年学者是很难体会到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逻辑的。如果对前人的思想情感不能体会,对其行为逻辑缺乏“同情的理解”,当代史研究是无从下笔的。

   与其他学科相比,在当代史的学术研究中,要弄清楚一段史实,得出一个基本判断,需要处理文本资料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一篇万把字的史学论文,往往就有上百个引注、几十个出处,说明其原始依据。某些学科一部著作的引注,实际也不过如此。特别是一些赶场的理论宣传类的著作和宣讲材料,为了季节性快销,经常通篇一个注释都没有。这里确实有一个“道业”不同,隔行如隔山的问题。

   所以,对当代史学者而言,泡过档案馆,收集整理过史料,做过口述史的工作,应该是最起码的做学术研究的要求。这些年来,官方和民间都相继编辑出版了一些文献资料和历史当事人的年谱、文稿、日记,为当代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源。有些重要历史当事人的材料公布后,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我们过去的历史认识。如《蒋介石日记》的面世,澄清了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疑案,有学者说部分民国史得重写。但总的说来,当代史档案的开放度还是很不够的,史源的问题仍然还是困扰学者的首要问题。

  

   二、辨识史料的能力

  

   史学研究非常强调资料的可靠性和可信度,要求依据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做研究,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转用第二三手的资料。在当代史研究中,一般性史料浩如烟海,关键性史料又寥寥无几,还存在着大量的经过某种政治性处理的史料。辨识史料真伪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不但以讹传讹的情况非常普遍,经过官方校勘的权威版本也未可尽信。

   我们一般都知道,当代史中的负面材料,如政治运动中的揭发、批判材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过去对反面人物的批判材料,都是按当时的政治需要编辑的,断章取义、罗织构陷的东西很多,使用起来必须要征信。如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中国人民大学大右派葛佩琦的言论,流传甚广,一向被作为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有力证据。经“文革”后查实,这根本不是葛本人说的话,完全是无中生有,根据反右运动的政治需要捏造出来的。[3]类似葛佩琦这样的“罪状”材料,应政治运动的需要而生,又经过后来多次阶级斗争反复炮制过的这类错伪的史料,在当代史中是大量存在的。对于过来人来说,这是不难理解的事情。

当然,负面材料也是史料,也有其特定的价值。但这需要对当时的历史语境非常熟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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