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雪婷 王丽英:关于完善受贿罪法定刑的若干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 次 更新时间:2014-02-27 23: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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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雪婷   王丽英  

    

   受贿罪是一种典型的职务犯罪,是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我国《刑法》对受贿罪规定了严厉的法定刑,但因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贿赂犯罪仍呈蔓延之势。实践中,受贿案件情节相似但量刑悬殊或情节悬殊但量刑近似的情形非常普遍,究其原因,乃现行《刑法》中受贿罪法定刑的规定存在诸多弊端所致,而仅仅通过量刑规范化来解决这一问题治标不治本,司法效果必然受到很大影响。党的十八大将反腐工作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完善的法定刑设置是有效打击犯罪的前提条件,但有效不等于刑罚的严苛,而应当是刑罚的科学、完善、较强的可操作性和良好的司法效果。鉴于此,我们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如何完善受贿罪的法定刑设置。

    

   一、确立以受贿行为人违背职责义务之程度为主的处罚标准

   目前我国受贿罪的主要处罚标准为行为人收受贿赂的数额。从犯罪客体的角度来说,由于受贿数额的大小无法反映受贿罪的行为本质,因此,以受贿数额为主要处罚标准和划分法定刑幅度的主要依据实不可取。我们认为,应将受贿行为人违背职责义务之程度作为主要处罚标准和设置法定刑的主要依据。理由如下。

   (一)受贿行为人违背职责义务的程度能够反映出受贿罪的客体受到侵害的实质程度,并能够反映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之所在。受贿罪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这种廉洁性应当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所得报酬来源具有唯一性。公职人员作为国家事务的管理者,除了国家派发的薪酬之外,不能再基于自身的职务收取任何其他主体给予的报酬或奖励,由此,即便公职人员没有基于自身职务有任何的作为或不作为,仅基于自身的职务属性而接受他人无故之利益,就已经侵害到了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这种贪念,已经严重损害了公职人员在普通民众心中的廉洁形象,违背了廉洁自律的职责操守。二是忠于职守的必然性。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其职责是代表国家管理社会事务,应当按照国家的一切规定和制度履行自己的职责义务,恪尽职守。照章办事是职责所在,不得因此收受他人给予的任何利益、好处;违章办事、颠倒黑白、贪赃枉法,则是在更深层次对公职人员职责义务的违背,即便没有约定任何利益,也严重违背了公平、正义的社会理念,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造成了根本的侵害。具有这两个层面属性的行为,可以排列组合出不同具体情形,反映出行为人违背职责义务的不同程度的同时,更能够直观地揭示出受贿罪不同层次的社会危害性和受贿罪客体受到侵害的程度。据此,就可以将纷繁复杂的受贿行为分出不同的具体类型和罪名,便于对各种情形下受贿罪的认定和处罚。正如高铭暄教授所言:“对犯罪进行分类,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各类犯罪的特殊本质,为正确处理犯罪案件创造条件。”[1]然而,目前的立法则在客观上忽略了受贿罪的本质属性,这是需要进行改进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二)综观各法系主要代表国家的立法,法定刑中所确立的受贿罪的处罚标准几乎无一例外均为行为违背职责义务的程度,只是这种程度在划分的精细程度上有所差别。这也能够在另一个侧面说明以行为违背职责义务的程度作为对受贿罪的主要处罚标准,是能够得到普遍认可的。同时,这种立法模式在各国历经了长期的实践检验,其科学性和实效性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在众多国家的相关立法例中,我们认为日本受贿罪法定刑的设置相对合理。日本刑法将受贿罪分为7个具体罪名,几乎涵盖了受贿罪的所有行为样态。而其他国家有的将受贿罪只区分为受贿枉法和不枉法两种情形,有的区分为3种情形,虽然这些国家对受贿罪的处罚所采用的依据同样是行为违背职责义务的程度,但是对于区分受贿罪具体情形的客观需要而言,这种立法方式还是过于粗略,很多具体问题恐怕还要交由司法程序和法官的自由裁量予以解决。各国的司法程序和制度不尽相同,因此在对犯罪具体情形的区分上,粗略亦或是细致孰优孰劣,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作为以成文法为审判依据的我国,很多司法制度尚待完备,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在这种前提下,对于形式复杂的犯罪而言,在法定刑上采取相对细致的立法方式也许是更好的选择。

   虽然我们倾向借鉴日本式的受贿罪法定刑的规定思路,但是并不赞同将类似日本受贿罪中的“公务员或仲裁人,就其职务收受贿赂,或者要求或者约定贿赂”的情形一概犯罪化。利用职务而收受贿赂,已经侵害到了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第一层面的廉洁性),将其规定为犯罪理所当然。然而,仅仅要求或约定贿赂,而没有付诸实际行动,行为只停留在思想意识的层面,既没有贿赂行为也没有实质的违背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行为,更谈不上违背职责义务,因此,将这种情形规定为犯罪,未免有扩大打击范围之嫌。正如贝卡里亚所言,“法律不惩罚意向”,类似的说法还有“法律不禁止思想、思想不是法律惩罚的对象”等,这些正是禁止主观归罪的思想基础。当然.“意向”或“思想”需要与“犯意”或“犯罪预备”严格区分开来,同样如贝卡里亚所言,“制止犯意需要借助刑罚”。但是这种犯意必须通过客观行为明确表露出来并对法益造成紧迫的威胁时,方能动用刑罚手段予以惩罚,比如,某人以勒索他人钱财为目的,预谋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并为犯罪准备工具,寻找被害人,实际上已严重威胁到现行《刑法》所保护的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其行为已构成绑架罪(预备),因而应承担刑事责任。然而,就其职务要求或约定贿赂的情形只能算是一种意向,而且这种意向必须付诸实际行动才具有可受刑罚处罚之必要,这就如同某人指名道姓扬言要杀掉该人,这种明确的意思表达并无对其施以刑罚处罚之必要。

   综上,应当改变我国现行《刑法》对受贿罪“计赃论罪”的处罚标准和法定刑规定模式,建立一套科学的且适合我国国情的处罚标准和法定刑规定模式。这种标准和模式应当是以行为违背职责义务之程度为主、其他标准为辅的综合体系,类似于有的学者所说的“有必要对我国现行《刑法》以财物数额为基础的处罚标准体系进行调整。改为根据贿赂的性质、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对国家机关声誉及正常活动的破坏程度等各种情节进行综合考虑,重新设置并建立以‘犯罪情节’作为贿赂犯罪处罚标准的体系”。[2]

    

   二、增加罚金刑和管制刑的适用

   (一)增加罚金刑的适用

   按照我国目前受贿罪法定刑的规定,仅有没收财产一种财产刑,而且对受贿数额在五万元以下的行为未规定任何形式的财产刑,这实际上是不妥当的。不妥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没收财产刑的规定本身不妥[3]:二是对于受贿罪这种贪利型犯罪来说,只针对个别情形设置财产刑的做法,不利于财产刑之刑罚效用的充分发挥。我们认为应当废除没收财产刑(废除一般没收,保留特别没收),因此,基于边沁所提出的“刑罚应当尽量与犯罪的性质相似”之原则,需要对受贿罪设置罚金刑。

   1.对受贿罪增设罚金刑的必要性

   当前,刑法改革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被不断提升,以至于西方刑法学界有人断言,罚金刑正在取代自由刑,逐渐成为刑罚体系的中心。这一世界性的刑事立法潮流,值得我们予以重视和借鉴。罚金刑的特有属性决定了其能够满足对很多类型犯罪行为的惩处需求,而对于贪利性犯罪而言更有对其施加罚金刑之必要。从我国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来看,只有在第387条规定了对单位受贿罪可以适用罚金刑,却没有对自然人受贿罪适用罚金刑的规定,这与其他贪利性犯罪可以判处罚金刑的规定很不协调,而且也与当代罚金刑被广泛适用的世界性立法趋势步调不一,更与受贿罪的贪利性不相适应。[4]

   事实上,受贿罪的贪利性毋庸置疑,“对那些以谋利为目的的犯罪人科以罚金刑,在经济上予以较重的处罚,使其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对有效地打击其贪财图利的犯罪动机,更能起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作用”。[5]这种预防作用源自于罚金刑特有的刑罚效果,这种效果体现为“罚金刑所造成的刑罚痛苦中心并不在于被追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而在于因缴纳罚金,导致无法满足其物质享受的需要所造成的间接痛苦,即罚金刑也具有剥夺自由的本质”。[6]与此同时,还应当注意罚金刑的角色定位,即不能将惩治犯罪的重任全部委以罚金刑,尤其是犯罪性质恶劣、情节较重的情况,对受贿罪的惩处同样也应当注意这一点。如果对受贿罪的多数情节都规定可以单独适用罚金刑的话,客观效果往往是使行为人在主观上认为其因受贿而受到刑罚处罚,充其量只不过是一次投机生意的失败。“特别是对严重的受贿罪独立适用罚金刑往往难以保证刑罚的公正性和功利性,因此,对于自然人受贿罪等职务犯罪的法律效果,宜以自由刑为主,而辅以罚金刑。”[7]

   需要说明的是,罚金刑的作用绝不仅仅是对犯罪分子进行经济上的制裁,也绝不是自由刑之外的辅助处罚手段,而是一种独立的刑罚措施,具备实现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功能。因此,罚金刑的存在,是为了全部或部分实现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而非单纯的罚款行为。这就需要将其与自由刑之间进行合理的搭配,使得自由刑与罚金刑的组合能够与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之大小相适应,而不是在自由刑之外加重犯罪人的刑罚负担。

   2.受贿罪罚金刑的配置模式选择

   罚金刑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得到广泛的适用,但是具体的配置模式却不尽相同。在具体数额的规定方式上,例如美国限额制和倍比制兼有;俄罗斯则采取以劳动报酬为基数的倍比制和一定期限内工资或其他收入的总数定额制;香港受贿罪无论是自由刑还是罚金刑均采用确定刑模式,即罚金刑的规定采取的是定额制;台湾地区对普通受贿罪和违背职务的受贿罪规定的罚金刑均采取限额制的规定模式。在适用模式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规定对受贿罪可以单独适用罚金刑(选科)。但是我们认为,在罚金刑的适用模式上还是应当主要采用与自由刑组合的配置模式,具体理由前文已述,但是对于犯罪情节较轻、不足以动用自由刑的个别情况,可以考虑单独适用罚金刑。[8]

   就我国受贿罪罚金刑数额的规定方式而言,我们认为采用倍比罚金制更为合理。“倍比罚金制,又称按比例罚金制,即指刑法规定以某个与犯罪有关的数额为基数,然后以其一定的倍数或比例来确定罚金数额的制度。其中作为基数的数额往往是犯罪数额或者犯罪所得数额。此种罚金刑制度通常适用于具有一定财产数额的贪利型犯罪或者税务等方面的经济犯罪。”[9]倍比罚金制在我国现行《刑法》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规定的倍比数大致有1%以上5%1:2下、2%以上10%以下、5%以上20%以下、50%以上2倍以下和1倍以上5倍以下5种,分别适用于不同性质的犯罪。应当说,“倍比罚金制对于有一定犯罪数额或犯罪所得数额的犯罪来说确实是一种比较好的刑罚方法”。[10]因为对于以牟利为目的的犯罪人来说,可以使其得到更具针对性的刑罚处罚的同时,以犯罪数额或犯罪所得数额作为基数,确定对犯罪人施以罚金的具体数额,不仅能满足罪刑相适应的要求,而且能够应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保证罚金的实际效用。我们认为,对受贿罪除应追缴赃款赃物以外,还可处受贿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

   (二)取消法定刑中的非刑罚处罚措施,增加管制刑的适用

法定刑是对犯罪施以刑罚处罚的标准,是刑种与刑度的有机组合,刑种乃刑罚种类,非刑罚种类的处罚措施在法定刑中出现与法定刑的根本属性不相协调,实在给人以“不伦不类”之感。此外,“个人受贿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规定后面接续的是行政处罚之内容,从拘役直接过渡到行政处罚,也给人以衔接不畅之感。因此,不应将非刑罚种类的处罚措施规定在法定刑中。就现行受贿罪法定刑中“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之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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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适用》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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