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亭友: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和立场贯穿苏联演变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0 次 更新时间:2014-02-26 12: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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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亭友  

    

   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围绕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真相、性质及教训等问题,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一个世界观和立场的问题。世界观、阶级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便不一致,甚至截然对立。

    

   对苏联剧变的不同认识基于不同的世界观和立场

   关于苏联剧变的基本评价,站在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立场的人,必然会欢欣鼓舞,因为他们不费一枪一弹就战胜强大对手;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立场,它则是一场 “世纪大悲剧”。因为苏联解体使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毁于一旦,给所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这已被苏联解体以来的大量事实证明。

   苏联剧变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也受研究者世界观和立场的影响。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必然认定它是“历史的进步”。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才是人类最完美的社会制度,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就“终结”了。因此,俄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错误的。苏联剧变使苏联人民摆脱了“历史的迷误”,“回归”资本主义“主航道”。而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按照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结论必然与此相反,因为苏联剧变意味着社会主义政权被推翻,苏联重新退回到资本主义,它是“历史的倒退”。

   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和立场贯穿于整个苏联演变研究的全过程。集中体现在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实践,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及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等一系列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上。

   这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是以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评价为中心展开的。总体上肯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就必然会肯定列宁及俄国十月革命,也就必然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相应地,也就必然否定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及与其同宗同源的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与此相反,总体否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就必定会否定列宁及列宁主义,并由此溯源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思想。这是资产阶级与民主社会主义者一贯坚持并遵循的认识路线。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等人即是如此。苏联的演变过程,首先在历史领域大搞虚无主义,否定斯大林、列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抹黑人民领袖的形象,接着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苏共领导地位,继而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最终使苏联亡党亡国。这一过程始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结束。

    

   国内对苏联剧变有错误解读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仍有一些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全盘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宣扬苏联社会主义“失败论”,大肆鼓吹“去斯大林化”、“去苏联化”,要求中国与斯大林模式“完全切割”,更有甚者把批判矛头指向列宁和列宁主义。有人断言,“斯大林主义的本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前苏联模式的本质是官僚垄断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性质”;还有人攻击斯大林是“俄国的暴君”、“苏联的新沙皇”,“斯大林按照‘圣剑骑士团’的标准建设苏共”。他们将客观评价斯大林、斯大林模式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者称为“斯大林主义的专制遗毒分子”、“反改革的落后势力”,甚至还给他们扣上“反民主”、“反人类”乃至“反宪政”、“反普世价值”的帽子。

   他们肯定赫鲁晓夫,美化戈尔巴乔夫,为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翻案。有人认为中苏论战主要责任不在赫鲁晓夫。双方都有错,我们的错更大,因为我们是以极左反“小左”。赫鲁晓夫主要错误不是修正主义,他的“三和”、“两全”政策没什么大错。对赫鲁晓夫的“全民党”理论推崇有加,甚至用它来解释我们的指导思想。

   对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他们更是不遗余力为其辩解,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方向和道路没错,如果说有问题,主要是具体措施不当。还说中国改革同戈尔巴乔夫改革殊途同归,两者方向和道路相同,都在搞民主社会主义,只是方式、结果不同。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改革为中心,始终坚持渐进改革原则,因而避免了苏联改革失败的命运。

   对苏联剧变原因的分析,有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只是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浅层次的现实因素,僵化的斯大林模式才是苏联剧变的深层根源。还有一种极端观点甚至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被迫走上放弃政权道路的。斯大林模式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已完全丧失活力。不管后来有没有改革,也不论如何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最终失败不可避免。戈尔巴乔夫改革只是加速了苏联灭亡进程。

    

   歪曲苏联剧变意图影响我国改革方向

   需指出的是,这些主张背后往往都有明确的政治意图,目的是影响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方向和道路。为戈尔巴乔夫错误改革开脱罪责,往往是要为在中国搞民主社会主义扫清历史障碍。苏联是在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消亡的,必须把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同苏联亡党亡国的主要责任区分开来。为此,一是肯定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没错,把其问题归结为具体政策或措施上的不当;二是把苏联剧变主要责任推给斯大林、斯大林模式,甚至列宁;或者不承认苏联“亡党亡国”。

   还有人为在中国搞西方“宪政民主”寻找历史依据。在他们看来,苏联亡党亡国是因为没有施行宪政,没有搞“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戈尔巴乔夫虽没有喊出“宪政改革”口号,但其做法恰恰符合西方宪政民主的理念和要求。他通过修宪废除苏共“一党专政”,在苏联确立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总统制等西方政治制度,经济领域也主张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些所谓“改革”同国内一些人鼓吹的“宪政改革”如出一辙。事实告诉我们,不是“宪政民主”能够救苏联,而是“宪政民主”搞垮了苏联。

   还有人配合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需要,借否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否定列宁及十月革命道路,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本质上的联系,甚至以“苏联剧变证明了列宁主义的破产”为由,要求取消列宁主义在我们党和国家中的根本指导地位。

   笔者认为,导致苏联剧变的决定性因素是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为首的鼓吹苏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内外反动势力配合下,共同瓦解了苏共和苏联,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赫鲁晓夫。苏联历史上的问题包括斯大林模式的弊病通过正确的改革完全能克服和纠正,这已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证明。苏联历史上的问题只是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苏联必然亡党亡国。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前提,才能取得成功、获得发展。我们强调按照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分析苏联剧变问题,从实际出发,客观全面看待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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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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