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烨:中产主义:社会建设突围政经市场的核心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2 次 更新时间:2014-02-24 17: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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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转型逐步深入渗透到整个社会系统,[1]体现了社会结构整体性转型。按照波兰尼的主张,“社会”是自然存在物,市场是“嵌入”(embedded)于“社会”的,市场经济与现代国家不应截然分开,而应是浑然一体的人类文明;当劳力、货币、土地等被商品化为“虚构商品”(fiction goods)的时候,其所谓“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就出现了;但是“自我调节”的市场却想摆脱社会结构的控制且企图把“社会”置于市场规律控制之下,这就难免侵蚀和破坏社会结构的基质,因而“社会”的自然反应就是发起自我保卫主义的“反制运动”而成为“能动社会”。

   当下中央提出加强社会建设,且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为社会主义事业格局的“四位一体”。“社会建设”作为颇具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无疑凸显了“社会”建设的学术意义,也使得波兰尼的《大转型》被学者们重新发现。几年下来,关于中国当下社会建设或曰社会重建究竟“建什么”、“如何建”的问题,国内政界、学界在热议中有很多不同的侧重点:执政党及政府强调以保障和改善社会民生事业为重点,有的强调从社会政策入手,有的认为以加强社会管理为突破口,有的强调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以走向社会重建之路,有的强调重在社会组织建设,有的认为要以调整社会结构为主线,有的强调社会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有的强调社会建设的具体对象或宏观战略,而更多的是对国内外社会建设思想与实践进行回顾总结。

   在实践层面,有人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经过将近20年,基本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了;社会改革估计也需要20来年。“如果能在今后的10年通过社会改革,建设好社会制度,中国基本上平稳的发展不会有大问题,而此后的民主化也就有了制度的基础和保障了”。笔者以为,基于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厘定和凝练一种具有社会结构意义的“中产主义”(middle-classism)理念思维,[2]即“中产化”社会结构趋势,作为目前中国这场社会建设的核心议题似乎更具有统合凝聚的意义,即从社会建设“如何建”带出社会建设“建什么”的问题;“如何建”即从中产阶级发展壮大、社会阶层结构趋向“橄榄型”入手,“建什么”即围绕社会结构“中产化”的形成而力抓各个方面;也只有这样,才能打牢“社会”发育和壮大的根基。

  

   一、遮蔽与侵蚀: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形成及对“社会”的强势化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主要的变化是由国家全能主义控制向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分化,从政府计划性再分配经济迈向市场经济,以至于市场“嵌入”、渗透于国家和社会中,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变迁。就目前而言,中国社会系统(大社会)并未达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而是从计划时期的“强政府-弱市场-弱社会”转型到了今天的“强政府-强市场-弱社会”格局。市场植根于国家、社会中虽有着隐喻的意味,但目前政治领域确实存在着经济的市场化特征。

   (一)经济市场的形成及强大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市场(William L.Parish and Ethan Michelson,1996)的形成是源于对全能主义治理“失灵”的反思,至今历经几大阶段或变革:(1)经济市场推进的“先声”:执政党理念的拨乱反正,即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推进市场化发展。(2)经济市场的“初发”:农村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允许推行,经济改革从“薄弱环节”开始,一方面放活了农民,一方面促进了乡村工业化的兴起(乡镇企业崛起),农村经济市场逐步繁荣;沿袭“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示范效应,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在城市全面展开,尤其在国营企业承包经营改革方面迈出步伐,放活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力,带动了整个国家经济市场的大发展。(3)经济市场的“颠簸”:由于急于求成和经济市场过热,1986-1991年这6年里,经济市场先后经历了“软着陆”、价格“闯关”、短暂治理整顿等小阶段,逐步迈入市场化发展加速时期。(4)经济市场的“深入”:随着1992年“小平南巡”、中共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理念的厘定,市场化改革加大步子,积极平衡经济总量,切实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到1997年,国民经济已经提前3年实现“翻两番”任务,中国基本上告别长期存在的供给主导型的短缺经济。(5)经济市场的“雏形”:经过市场改革前期20年的强力推进和发展,经济市场在告别短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买方市场”基础,市场约束由过去的供给型转向了需求型。接下来的10年在全球化背景下,历经金融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确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宪法列入私有产权保护、转变增长方式、谋求科学发展等诸多战略举措的推进,中国经济市场体系基本确立。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中国经济市场逐步崛起和强劲,主要有几方面的表现。(1)经济总量日益强大,经济增速世界第一。2009年GDP总量是改革初期1978年的9.3倍,按美元汇率价计算,从1978年位居世界第10位跃升到第3位,成为所谓“一等俱乐部”成员;GDP年均增速不低于9%。(2)经济结构巨变。从所有制结构看,2009年,国有资产总额为53.5万亿元,规模以上民营企业总额为4.7万亿元(全部私营及私营控股企业资产总额可能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基本相当),但在2003-2009年间,前者(16.7%)增速不如后者(26.9%);2009年,国有企业利润约为1.57万亿元,规模以上民营企业总额为0.27万亿元(全部私营及私营控股企业资产总额可能大大超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但在2002-2009年间,前者(19%)增速不如后者(27.9%)。从产业结构看,2009年比较1978年占GDP的比重,第一产业年均降速约0.6%,第二产业基本平稳,第三产业年均增速约0.65%,第三产业比重逼近第二产业,彰显中国现代化服务性的经济市场的形成。另外,非正式(政府主导经济以外)的“第二经济”(如地下经济、农户经济等)比重比改革前绝对增加。(3)企业家群体崛起。据有关专家估算,1981-2009年间,每年约增加近100万个“(私营)老板”(1981年前一个都没有),1989年是20万个老板,目前已经超过1500万;目前个体户总数是3300万个,1978年是15万,30年来几乎每年增加100多万个。

   (二)政治市场的衍变及强劲

   经济市场在中国的形成已然无可厚非,但关于“政治市场”的存否则一直有争议。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经济生产方式无非三种类型:市场经济、再分配经济和互惠经济。市场经济是指生产者与消费者建立横向联系,以价格和货币作为交易中介;再分配经济则是生产者与消费者没有横向联系,所以生产者纳入“中央”经济管理指挥下的纵向网络,产品自下而上交由“中央”,“中央”按照分配计划通过权力自上而下地将产品及其剩余进行再分配;互惠经济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以信任和礼物为中介进行交换,而不是价格、货币或权力。当下世界的市场转型就是从国家性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转到市场经济。

   市场转型论者泽林尼1970年代沿袭波兰尼的分析,在研究比较分层问题时就认为,国家性社会主义分配可能形式上是平均主义,但实际不平等,在于其内在独特的分配机理决定了干部处于特权地位,占有较多较好的住房等福利待遇,而工人阶级无权,所以只能享受小份额工薪待遇。接下来,泽林尼、倪志伟等人坚信,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社会不平等程度将有所下降,原因在于市场化转型将会根本改变再分配经济中以权力作为分层机制的状况,再分配权力不能阻止人们自由进入市场去为自己创业谋利;并由此提出市场权力论(直接生产者对其产品和劳务交换的权力扩大,其回报将高于再分配权力)、市场刺激论(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高于权力资本而成为动力)、市场机会论(向上流动意味着机会结构从再分配体制的独霸转型为市场体制配置,企业家崛起)三个论题。

   与市场转型论相左的则是国家中心论。罗纳塔斯在研究匈牙利等市场转型时认为,共产党干部手中的权力在转型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变型(即“权力变型论”):一是干部将再分配权力转换成了社会网络资源即以往依据权力建立的深厚社会关系资本;二是社会网络资源(关系资本)转化为私有财产,即昔日的干部和经理比其他阶层更有机会成为国家剧变后首批私有财产占有者。边燕杰、罗根的研究则指出,中国在两大制度——共产党执政地位和城市单位制度——没有根本动摇的前提下,政治权力控制社会、各种资源的能力不会减弱,即“权力维续论”。

   与上述把市场概念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观点不同,白威廉、麦谊生则突破性地指出,在经济市场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政治市场也非常鲜明地出现了;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的双重转型和互构规律,是揭开有关市场转型中社会不平等根源争论的“钥匙”。在他们看来,干部-工人关系、政府部门-企业关系、中央-地方关系这三大块共同构成了中国市场转型时期的政治市场,其中的政治权力、政治资源不但不会贬值和有着丰厚的经济回报,而且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经济市场的运行。此后,魏昂德(沃尔德)更进一步提出“地方政府即厂商”的观点,指出政府其实在转型过程是经济市场中的“要员”,充当“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林南则指出,地方的政治权力结构是超越市场经济体制的,因为它依赖于家庭网络,带有传统性社会资本的特征。

   从实践文本看,1990年代尤其“小平南巡谈话”后,中国的经济市场开始加速发力,到1995年前后,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突破国际所谓0.4的“警戒线”,新的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不得不引发市场转型论者对中国现实的重新思考。实际上,泽林尼、倪志伟等最初是以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地区为调查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维持“权力贬值论”;紧接着进行了新的实证分析,提出“局部改革论”以修正其早先提出的“市场转型论”中对待权力回报的分析,指出再分配权力在改革尚未完成之前不会“一夜贬值”。在尔后进一步的新资料分析中,倪志伟等认为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改革在各地区不一样,因而同时并存着再分配、合作主义、自由放任三种经济类型。到1990年代中后期,泽林尼提出“市场渗透和扩张阶段论”来“调和”或曰“综合”最初对市场转型中权力贬值的预见,认为再分配经济迈向市场经济有三个阶段:一是地方商品市场阶段,此时再分配权力仍然占有绝对主导作用;二是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即商品市场进一步发展,劳力、资本市场开始出现,类似于当时中国主流话语中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民营经济逐步合法化,干部的官僚特权也开始商品化,以至于出现后来所谓“官倒”现象;三是资本主义导向经济,整个社会(大社会)全部市场化,专业技术干部的权力优势远远超出以往的军人官僚和工农大众。近年来,倪志伟等又有了新的论点,认为在完全竞争性市场经济体系中,经济行动者与政府行动者的政治联系及其政治资本没有多大价值,也就是说,市场竞争有利于淡化政治权力的价值、弱化政治市场的功能,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国家财富充盈。

上述分歧和争辩均有一定道理。究竟如何看待转型期中国政治市场的形成?我们认为,它实际上存在一个延续性再生产的过程。一方面,历史地看,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构筑了一个所谓“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功劳在于使得国家统治从“皇权体制”演变为“政党国家”,统治方式也从“独治”转变成了“共治”;(公共)政治权力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方面举足轻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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