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文:死刑与宗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8 次 更新时间:2014-02-17 1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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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文  
因为在许多人看来,“采取这样的立场是具有最重大意义的行动。不论你是不是信徒,对如此明确肯定的立场不可能无动于衷”[54]。

    

   四、结语

   虽然不是所有的民主社会都已经废除死刑,但可以肯定地说,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死刑要难废除得多,甚至几乎不可能。而在一个民主社会,国家与社会势必适当分离,政府之外的各种社会组织在国家公共政策的形成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宗教组织也不例外,尤其在那些宗教势力影响大的国家。就死刑而言,国外早就有人士指出:“在废除死刑运动的过程中,宗教群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催化剂……宗教领袖要充分发挥其作用,使人们一起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55]

   2004年,笔者曾在北京与来华访问的巴丹戴尔先生会谈,让笔者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提到,废除死刑光法学家的呼吁是不够的,还要发动社会上那些有广泛影响的组织和人物来反对死刑,如著名宗教界人士、作家、运动员和影星等。确实如此,笔者最近收到台湾友人寄来的一本《死刑存废的新思维》,作者就不仅有法学教授、法官、律师,还有“基督教更生团契总干事”、“犯罪被害人保护委员会主席”等,真正体现了一种“更广泛的社会对话”。

   尽管世界上有多种宗教,甚至一种宗教(如基督教)又有许多派别,但笔者倾向于同意下面的观点:“伊斯兰信仰的精义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很相似。如果有三个人,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是信仰虔诚的信徒,遵循他们各自的经典,那么,他们三个人没有明显的区别,都是人间的大好人。《古兰经》对穆斯林,《讨拉特》对犹太人,《圣经》对基督徒,都是要求他们崇拜独一无二的造物主,对人类必须宽容和仁慈。”[56]针对死刑废除乃当代全球大势所趋,所有的宗教都不可能不受此主流价值观的影响,而对其教义作与时俱进的解释。国外的研究表明,一些宗教界人士之所以宣扬支持死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还停留在对某些宗教教义的传统理解上,而对当今的死刑态势缺乏了解,对真正的死刑制度与死刑实践也不了解(以为死刑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殊不知死刑制度的设计与死刑实践的真实情况并不像他们想象中那般完美)。例如,美国著名的反死刑人士罗纳德·塔巴克就指出:“许多信教人士—包括神职人员,非常缺乏关于死刑执行情况的真实信息……当我2001年在纽约的罗彻斯特参加一个关于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培训项目时,许多与会者告诉我,他们拒绝参与教会关于反对死刑的讨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信息来回答提问者关于死刑实践(而不是理论)的问题。”[57]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无神论的宣传和对外国宗教势力在我国从事政治活动的高度警惕,使得宗教被贴上“人类精神的鸦片”、“封建迷信”,甚至“社会异端”的标签,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在那样一种环境里,我们自然难以深切感受到宗教对国家公共政策形成的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信教群众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以基督教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每年恢复、新建基督教教堂就有约600所。[58]因此,我国当前在推动死刑改革的进程中,不应当忽略宗教界的影响,应当让宗教界人士特别是宗教领袖了解世界废除死刑的真实情况,以及我国死刑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发挥其引导信众和社会舆论的独特作用。

    

   刘仁文,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

    

   【注释】

   [1]参见[日]团藤重光:《死刑废止论》,林辰彦译,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所谓以基督教的教义作为前提,是指基督教的教义禁止自杀(当时欧陆国家的刑法普遍都有自杀罪),而贝卡利亚正是从此出发,论证人们在拿出一部分自由组成国家的社会契约中,不可能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否则就与“人不能成为自杀的权利主体”的命题相冲突。

   [2][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页。

   [3]同注[2],第12页。

   [4]Robert L. Young, Religious Orientation, Race and Support for the Death Penalty,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1992, 31(1),p76.

   [5]http://www2.li b.une. ed a /mss/exhibits/penalty/religi on.html。

   [6]参见[德]尼采:《快乐的知识》,黄明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7]转引自李立丰:《上帝与死囚:基督教视野中的美国死刑问题》,载《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5期,第97页。

   [8]参见注[7]。

   [9]See Kevin H. Wozniak, Andrew R. Lewis. Reexamining the Effect of Christian Denominational Affiliation on Death Penalty Support,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8 (2010), p1082.

   [10]笔者曾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公法中心主任莫纪宏教授的邀请,以“死刑与宗教”为题做客他主持的“宗教与法”论坛,钟瑞华博十在担任评论人时发表了如下意见来支持笔者的这一观点:回顾基督教两千多年的历史,教会对死刑的态度有主流有支流,有统一也有分化。在教会产生的最初三个世纪里,教会基本上处于严重受逼迫的状态,这一时期的教会教导信徒反对杀人,甚至拒绝执行死刑或参与公开行刑,例如早期教父德尔图良(约150~225年)就不支持死刑。但是在313年获得合法地位,380年更进一步跃居帝国国教后,教会转而开始论证国家使用死刑的正当性,死刑在中世纪的欧洲遂成为神学理论和教会法上的主流,教会配合世俗政权利用死刑处死异端、通奸犯、同性恋以及其他各色人等也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事实上,基督教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神学家,如教父圣奥古斯丁(354~430年)、最伟大的教会法学家格拉提安(约1090~1159年)、中世纪基督教神学集大成者阿奎那(约1225~1274年)等人,都认为处死在某些情况下是一种合理的惩罚。16世纪新教改革后,虽然产生了像门诺派那样自始就反对死刑的和平主义小教派,但新教各主要派别,如路德宗、加尔文宗和安立甘宗却都是支持死刑的,例如在饱受世人诟病的“异端塞维特被烧”事件中,当时的很多宗教领袖事后对日内瓦所采取的措施都是额手相庆的。

   [11]尼禄在位时间为54~68年。

   [12][德]毕尔麦尔等编著:《古代教会史》,雷立柏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42~60页。

   [13]参见[德]毕尔麦尔等编著:《中世纪教会史》,雷立柏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

   [14]同注[13],第271页。

   [15]参见刘诚:《英国中世纪教会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页。

   [16]参见注[13],第270~271页。

   [17]参见[英]罗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5页。关于教会的某些迫害行为之残酷程度,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有论者就认为:“布鲁诺和伽利略受迫害的事件被夸大到忽略和修改历史事实的地步,比如说下列事实:布鲁诺所宣传的并不是哥白尼的天文学知识,而是一种神学、星象学、巫术和哥白尼的观点的混合物;伽利略并没有受到拷打、戴上镣铐和被刺瞎眼睛,也没有被长期关在监牢里,他在被监禁一年后就得到了软禁的待遇。”参见彼得斯:《宗教裁判所》(E. Pe-ters, Inquisition. London: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1988),转引自彭小瑜:《教会法研究—历史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页。

   [18]同注[7],第99页。

   [19]同注[15],第167~168页。

   [20]转引自注[15],第169页。

   [21]参见[日]团藤重光:《死刑废止论》,有斐阁1992年版,第136页,转引自邱兴隆:《比较刑法》(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22]参见邱兴隆:《从信仰到人权—死刑废止论的起源》,载《比较刑法》(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55~56页。

   [23]同注[21]。

   [24]参见姜军、孙镇平:《中国伦理化法律的思考》,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

   [25]参见胡兴东:《中国古代死刑制度史》,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26]参见何柏生:《佛教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4期(总第72期),第126~127页。

   [27]同注[26],第126页。

   [28]同注[26],第126页。

   [29]转引自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7页。

   [30]同注[29],第52页。

   [31]关于《通监》之载属实与否,沈家本曾予存疑:“《新志》谓废除死刑在元和中,而《通监》有天宝六载除斩、绞之事,新、旧志皆不载,未知本于何处?”,同注[29]。

   [32]转引自注[29],第948页。

   [33]同注[29]。

   [34]同注[22],第58页。

   [35]转引自注[29],第52页。

   [36]参见[日]森川哲郎:《日本死刑史》,日本文芸社昭和53年版,第34~35页,转引自邱兴隆:《比较刑法》(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37]同注[22],第59页。

   [38]参见[英]Lord William Reeas-Mogg,Quran Can Save Us A11,2008年7月29日,转引自http://www.norislam.com/?viewnews-1547,2013年8月30日访问。William Reeas-Mogg在该文中认为,因各人立场和水平不同,《古兰经》也会被误解,正像一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演出后,观众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反应。另外,存心作恶的人,从这部伟大经典中也可能断章取义,得到他们的精神食粮。世界上任何一部经典,都难免被不同的人所利用,《圣经》也是如此。

   [39]参见魏德东:《宗教对死刑的看法》,载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en/html/Home/report/19449-1.htm,2013年8月30日访问。

[40]反对死刑的人认为,现代基督徒主要应以新约为依据,对旧约中的内容则要区别对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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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研究》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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