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恒:论贿赂犯罪体系中的单位犯罪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3 次 更新时间:2014-02-16 00: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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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志恒  

  

   【摘要】我国在1997年刑法中明确认可了单位犯罪的能力,在贿赂犯罪体系中也专门针对单位主体和自然人主体规定了不同的罪名,这种做法是当时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权宜之策。在实践中,单位受贿罪和单位行贿罪不能够发挥遏制单位犯罪的作用。以单位为主体的贿赂犯罪与以自然人为主体的贿赂犯罪对法益侵害的程度没有差别,不应在法定刑方面存在悬殊的差异。

   【关键词】贿赂犯罪;单位主体;法定刑

  

   一、我国贿赂犯罪中单位主体的立法变迁

   在我国1979年刑法中没有规定单位犯罪,但是在1997年刑法的总则部分出现了单位犯罪的规定,贿赂犯罪中对应地出现了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等单位犯罪。将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引入贿赂犯罪体系,最早是在“两高”1985年7月18日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当中[1]。由于我国1979年刑法仅规定了受贿罪、行贿罪,对于单位主体并未涉及,面对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经济形势,“两高”用受贿罪处理谋取非法利益、收受贿赂的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该解答中提到了“谋取非法利益”,按照文意理解,此处所说的“谋取非法利益”应当是指受托单位所谋取的非法利益,多数情况下就是其所收取的贿赂,而不是受贿单位为行贿方面谋取非法利益,这与后来出台的法律文本当中所使用的“谋取利益”有所不同。

   此后,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以立法的形式第一次在贿赂犯罪体系中引入单位主体[2]。《补充规定》没有延续之前“两高”司法解释的思路,即对索取、收受贿赂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受贿罪定罪处罚,而是规定了独立的条文,直接将“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作为上述行为的犯罪主体,采用了对单位判处罚金,同时对自然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双罚制”。此时的规定已经具有了现行刑法关于单位受贿罪条文的雏形,后来的1997年刑法仅是在措辞上与刑法典的其他条文进行了整合[3]。

   单位行贿罪的立法状况基本上与单位受贿罪一致,也是先通过“两高”的解答将这种行为纳入法律的视野,进而在1988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补充规定》中加以规制,直到1997年刑法中增加单位行贿罪一条。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刑法传统上对受贿罪的惩处要严于行贿罪,但是单位受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法定刑却是完全相同的。此外,相比行贿罪法定刑,单位行贿罪也要轻一些。

  

   二、单位贿赂犯罪与自然人贿赂犯罪的差异

   在贿赂犯罪中增加单位主体,其本意应当是为了遏制单位的贿赂犯罪。从立法的历程来看,在当时我国立法者的眼中,单位为谋取单位利益而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这一行为,应当是与受贿罪不同性质的行为,对于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因为立法者没有采取将具有单位行为外表的行、受贿行为以行贿罪、受贿罪论处的方法,而是将其作为独立犯罪。那么单位受贿罪自1997年进入刑法以来,其运行状况如何呢?有学者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分析,在其所调查的73例案件中,单位受贿罪的平均受贿金额为378705.3元,而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率却高达62.3%,无罪判决率为5.5%(我国刑事案件无罪率一般不超过1%),即便判处自由刑,平均刑期也仅为0.5年,且大量适用了缓刑,这与受贿罪免于刑事处罚判决率2.78%,平均刑期8.79年的数据相比,反差强烈{1}。单位行贿罪的情况虽然没有统计数据来进行说明,但是与单位受贿罪的情况相类似,笔者所在单位近年来办理的单位行贿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全部被判处缓刑。

   按照这样一个现实状况来看,单位受贿罪与受贿罪应当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单位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应当比受贿罪小得多,单位受贿罪的犯罪人主观方面的可谴责性也应当比犯受贿罪的犯罪人轻得多。但是,如果先不考虑立法者立法时的背景,仅就法条所规定的内容对单位受贿罪和受贿罪进行比较,会发现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一)两罪侵犯的犯罪客体相同

   关于单位受贿罪的客体,存在的观点主要有三类:第一种是主张单位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为国有单位公务行为的廉洁性{2};第二种是主张单位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为国有单位的正常管理秩序和声誉{3};第三种是主张单位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既包括国有单位公务活动的廉洁性,也包括国有单位的正常管理秩序,同时如果该单位是在商业领域活动,则侵犯了市场交易秩序{4}。

   在论述受贿罪的犯罪客体时,王作富教授曾指出:“哪一种观点更可取,关键是哪一种更有助于人们对受贿罪危害性的认识”,同时他还指出:“不能把一种犯罪在具体案件中可能产生什么危害结果与其侵犯什么直接客体相混淆”{5}(p10)。笔者认为在考虑单位受贿罪所侵犯客体时也应当遵照上述原则。

   首先,单位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不应当包括国有单位的正常管理秩序,理由在于:一是逻辑上难以理解,如果单位受贿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机关等单位的正常活动,就得到了“单位的某一行为侵犯了自身的正常管理活动,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样一个判断,在这个命题中,涉嫌犯罪的国家机关等单位,既是犯罪行为的实施者,同时也是犯罪行为的被害者,还是最终刑事责任的承担者;二是我国刑法在贪污贿赂犯罪一章中所规定的犯罪,其同类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在这一点上单位受贿罪也不应例外,正是因为一个单位内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职过程中,制度化地丧失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这个单位才有可能构成单位受贿罪;三是国家机关等单位的正常活动未必会受到影响,虽然一个单位收取请托人给予的贿赂,并为其谋取利益(例如批准项目、推广产品之类),但这些利益完全可能是合法的,该单位的职能并未受到影响。

   其次,单位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不是单位公务行为的廉洁性,而是具体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有学者在论述单位受贿罪客体时说,“从表象上来看,国有单位要想行使其公共权力,就必须借助内部的国家工作人员代表其行使职务行为,好像权力主体成了自然人。然而此时国家工作人员不再是对外的独立法人主体,其作为国有单位内部人员是在国有单位集体意志支配下开展工作的,是在代表单位行使职务行为。”{2}简言之,行为人在履职过程中,因为执行单位决议而造成的丧失廉洁性的行为,是单位公务行为丧失廉洁性的行为,而不是其个人丧失廉洁性的行为。但是,任何一个集体都是由个人组成的,任何一个集体的决议也都是由其成员作出的,尽管由于这种决议存在相互妥协而导致与其成员的意志不尽相同。具体执行不廉洁行为的人可能确实并无其他选择的余地,但是作出让其执行不廉洁行为的决议的人,其行为本身就是个人廉洁性丧失的行为。单位受贿罪侵犯的客体很可能不是具体办事人员的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是该单位决策层人员的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因此,在犯罪客体这一点上,单位受贿罪的犯罪客体仍然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与受贿罪没有区别。

   (二)两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一致

   贿赂犯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单位受贿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国家机关等单位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肇始于单位的决策层,事实上就是该单位的一名或者多名领导的决定,通过单位的执行人员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然后将所收取的财物用于单位的事务。受贿罪在客观方面通常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6}(p780),所收取的财物归其个人所有。对比二者,单位犯罪中的单位领导实际上就是通过自己的职务便利,调动整个单位的资源来进行受贿活动,然后将所收取的贿赂用于单位的活动。这种行为完全符合受贿罪的特征,因为受贿罪并不问贿赂最终是否归行为人个人所占有。举例来说,A是一名公务员,B请A帮忙办理公司的业务审批,A要求B送10万元给第三人C,否则就不予办理B的事项。这是日本刑法中所谓的使请托人向第三者提供贿赂罪,在我国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类似的条款,但是“两高”在2007年颁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有向第三人提供贿赂的规定[4],从中可以看出,在我国指定他人(存在特定关系的)收取贿赂,等同于行为人自身收取贿赂,那么指定特定关系单位收取贿赂,为什么能够得到轻得多的处罚呢?这是让人不能理解的。

   (三)在犯罪的主观方面,两罪实际上是同一的

   有观点认为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存在区别于其内部成员的独立意志,理由在于单位具有独立的团体利益,从而具有实现团体利益的共同目标,“因此单位共同目标的存在就表明单位具有独立于单位任意成员的意志,即单位具有独立的整体意志。”{7}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要看到单位的任何一个决定都很难是个人意志所能决定的,换言之,是单位成员——至少是领导层博弈、妥协的结果,在这个层面上,能得到的结论只是,单位的意志可能不同于单位内部任何一名成员的意志,但是并不能说明单位意志的“独立性”,恰恰相反,这种博弈与妥协的结果应当是单位的意志与单位成员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关,有权参与决定的成员都或多或少会将自己的意志融入最终的单位意志中去。另一方面,只要有两个人相互协商,达成一致就会得到一个共有的意志,那么大多数事前同谋的共同犯罪都会有协商一致的共同意志。我们在处理共同犯罪的时候,并没因为这种共同意志的存在而否认个人的犯罪意志,为什么在单位犯罪的场合能够因为产生了共同意志,而无视个人的意志?反映在单位受贿罪上,不论是通过什么方式得到的决策,总是由这个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贿赂的单位中的自然人成员作出的,他们的认识内容只要没有超出“权钱交易”,即认识到请托人给予的财物是作为其单位行使职权的对价,就依然可以用受贿罪进行评价。

   (四)从犯罪的危害结果来看,单位受贿罪与受贿罪相当,甚至更严重

   个人收受贿赂的情况下,得到刑法否定性评价的是实施犯罪的个人,而当整个单位基于领导的意志收取贿赂,为他人谋利的时候,接受刑法否定性评价的则是整个单位,而且可能是包括国家机关在内的单位,这些单位得到刑法否定性评价的结果不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更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其造成的危害应当说更为严重。曾经引起广泛议论的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涉嫌单位受贿罪一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乌铁中院被公诉机关指控,自2000年至2005年间,接受请托、索取、收受相关中介机构的财物,为其谋取利益,以拍卖佣金分成、评估作价费分成及“感谢费”的名义,向某拍卖公司、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某价格事务所等单位索取、收受人民币4510877.44元{8}。一个人民法院制度化地收取贿赂,亦即不论具体岗位上是什么人在工作,这个贿赂都要收,这种危害性和个人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相比,孰轻孰重不难看出。至于贿赂是用在了个人的奢侈享受上,还是用在了法院的整体福利上,对于贿赂本身的性质是没有影响的,不能因为贿赂用在了某一单位的整体福利上,就说收取贿赂行为的危害轻了。

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而且现在法律对公司的限制越来越少,一些企业实际上就只有一个股东在经营,公司的利益与其个人的利益如何分辨,倘若这种情况下谋取到的利益要按照个人所得,无疑会动摇单位行贿罪的存在基础;倘若谋得的利益被定性为单位利益,那么就是完全一样的行为,只因为一个注册了公司并以公司的名义进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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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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