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显:曾宪义与中国法学教育(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5 次 更新时间:2014-02-16 00: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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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 (进入专栏)  

    

   曾宪义先生是我国著名法学家、教育家。在曾宪义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以追思他对中国法学教育的卓越贡献为主题表达对先生的深切怀念和继承先生遗志推进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发展的信念。

   新中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引进初创(1949-1957)、遭受挫折(1958-1966)、恢复重建(1978-1991)的艰难历程,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具有庞大规模、而且结构比较合理、整体质量稳步提高的教育体系,并在世界法学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曾宪义先生经历了这一全部过程,并主导了90年代以来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曾宪义先生对中国法学教育的主要贡献,可以概括为八个“致力于”:

    

   一、致力于法学教育思想理念的创新

   曾宪义先生指导法学界、法学教育界开展了转变和变革法学教育思想和教学观念大讨论。通过讨论,实现了思想观念的大转变,诸如,从知识传授的教学观转向能力培养的教学观,从教育终身的观念转向终身教育的观念,从专业对口培养的观念转向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观念,由单一的知识传授转向全面素质教育观念,由学生是客体的观念转向学生是主体的观念,由偏重共性的教学观转向兼顾共性和个性、因材施教的教学观。教育思想和教学观念的转变为法学教育和教学改革提供了舆论准备。特别是曾宪义先生强调法学教育要注重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中国优秀法律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教育。

   在第二十二届世界法律大会“新世纪的法学教育与续职法律教育”专题论坛上,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发表的主旨讲演,集中表达了他的法学教育思想。具体来说,法学教育应当做到五个适应:

   第一,与法治社会相适应。21世纪是走向法治社会的时代。依法治国,走向法治社会,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这样一个美好的社会。法治社会有很多重要的标志。诸如,社会主要经由法律来治理;社会整合应通过法律实施和实现;立法政策和法律必须经由民主程序制定;法律必须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法律必须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法律必须具有稳定性;法律必须有连续性和一致性;法律必须以平等地保护和促进一切正当利益为其价值目标;法律应能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防止国家权力的失控与异变;法律应力求社会价值的衡平与互补,力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中国的语境下,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在法治社会,法律人应当树立立法为公、执法为民的职业宗旨,追求真理、维护正义的崇高理想,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坚定信念,认同职业伦理、恪守职业道德的自律精神;应当成为尊重和遵守旨在维护秩序、保障公正、促进效率、实现自由的法律规则的模范,成为抵制和监督一切违法行为、捍卫法律尊严和神圣的英雄。法学教育应该担当起培养这种法律人的历史责任。

   第二,与知识经济相适应。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是继工业经济之后出现的经济形态,是以人类知识精华和最新科学技术为基础,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与使用为主导内容的经济形态。其主要标志在于:第一,知识资本、知识资源、知识产权、知识产业、知识创新、知识交易成为最基本经济概念,是经济运动的表征。第二,知识资源成为所有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知识要素在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方面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第三,作为知识资源的主体和载体,人力资源构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核心竞争力;第四,知识信息化,信息网络化,网络大众化。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的知识形态显著不同,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形态往往表现为信息,而且信息的传播、采集、整合、信息的资源化等往往通过网络形式进行,以致有人把知识经济称为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表明,2004年中国境内通过网络进行购买的消费者数量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随着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知识化的进程空前加快,知识经济不仅将推动生产力的加速进步,而且将引起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步和变革相适应,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必须不断创新。因而法学教育应当高度重视和研究知识经济引发的法制变革和制度创新,培养更多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知识经济理论基础的法律人才。

   第三,与权利时代相适应。21世纪是走向权利的时代。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在法律制度和法律生活层面,最主要的标志就是权利的张扬和彰显。具体表现为权利倍受关注和尊重,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从权利的角度来理解法律问题,来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权利话语越来越彰显和张扬,权利话语成为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话语系统,在社会生活、经济交换、政治交往、法律论辩、听证协商中,人们把自己的经济主张、政治要求、精神需要纷纷提升到权利的高度,纳入权利甚至人权的范畴,试图说服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承认其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权利问题正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经典的权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衍生出许多新的具体的权利问题,而新的社会关系要求在权利大家族中添列新的成员,新兴权利与日俱增;人的权利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动物的“权利”、植物的“权利”以及其他自然体的权利已被提到日程;法律权利与“道德权利”、“习俗权利”,国内法的权利与国际法的权利等“权利”形式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维权成为诉讼的强大动力,以往那种基于伦理道德诉求、讨个说法的情绪、显示抗衡能力的诉讼已经让位给基于维护权利和谋求权利救济的诉讼。面对权利时代,法学教育应当注重帮助受教育者和整个社会树立民主的、理性的、科学的权利观,懂得权利的正当性、可行性、界限性,在法定范围内主张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但是不可无视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以及社会的、他人的承受能力而盲目主张权利和超越法定权利界限而行为;同时,对一切合法的权利(包括个人的、集体的、国家的、人类的权利)给予同等的尊重和维护。同时,权利的所有者应当承担起与自己的权利相对应的义务和责任。为此,法学的理论体系和法学教学内容将进一步创新和调整。

   第四,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相适应。21世纪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根据对社会转型规律的科学认识和转型后的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纲领。全面的小康社会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相互交融、协调发展、互为表征的社会。四种文明的协调发展将使中国社会步入新的文明阶段。全面的小康社会也必将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四大文明的协调发展与和谐社会建构必将深刻地影响到法律的价值体系、制度构成、调整机制,从而对法律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面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和转型后的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目标以及法律的变革,中国法学教育的自身定位也将相应调整,以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高素质法律人才的需求。

   第五,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适应。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伟大历史变革之一。全球化正有力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样式和生存状况,也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法的存在方式、价值取向、运行模式和发展方向。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贸易一体化、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海洋和空间的合作、世界和平的维护、人权的国际保护、政治领域的对话与合作等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所有这一切都在驱使法律发生悄悄的演化或剧烈的变革。这种时代变化要求法学教育必须树立国际意识和全球意识,以具有反映全球化时代精神和国际竞争能力的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育范式、质量体系来应对全球化,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有全球意识、全球视野、全球责任、足于应对经济全球化、公共事务全球化、环境全球化、法律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高级法律人才。

   科学论证并坚持中国法学教育“以本为本”。关于法学教育的起点,究竟是美国模式(大学后职业教育),还是欧洲模式(高中后素质教育)。法学界经过科学论证和充分讨论,进一步明确我国普通高等法学教育应当坚持以本科为基础和“以本为本”的原则,以本科教育为起点、积极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形成由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以及各类法律职业培训构成的法学教育体系。这是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法学教育传统和当代中国国情的,也有利于吸引优秀年轻人报考法学专业、进而加入法律职业共同体。有鉴于此,曾宪义先生不赞成取消法学本科教育的主张。他认为,一个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最重要的是通过本科生的联系,本科生来自千家万户。社会大众关注大学的招生、教育质量、校风校貌,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孩子要升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从这里培养成才,并从这里走向社会。如果取消了法学本科毕业生,就等于割断了法学院与社会的直接联系,这对于法学教育来说将是悲剧。在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当中,如果取消法学本科教育,将严重影响法学研究生的质量,越是重点高校受到的影响越大。

   理清高校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推动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关于高校法学教育与统一司法考试的关系,是法学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二者的关系涉及法学教育的功能和质量,也涉及司法考试的功能和质量;涉及法学教育的理念和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也涉及司法考试的理念和制度设计;涉及高校法学本科教育的定位,也涉及到司法考试的定位。二者的关系处理不好将严重影响法学教育的质量,也会对统一司法考试带来负面影响。为此,曾宪义先生将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法学教育研究会2001年的年会主题定为“统一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经过讨论,特别是请当时分管司法考试的刘旸同志(原任司法部副部长、现任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到会讲话,参与互动,取得了共识。与会同志认为,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对接,形成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和谐局面。司法考试是连接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通道,对法学教育它是出口,对法律职业它是入口,为此司法考试在功能、效力、时间安排、考生资格等方面,要对法学专业毕业生有指导和引导作用,有更强吸引力,并且是方便高效的;司法考试必须适应法律职业需要,法学教育也要充分考虑法律职业需要,这是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共同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二者互相适应、互相促进,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之间不存在谁改造谁、谁指挥谁、谁向谁靠齐的问题,而是互相调整,互相适应。从法学教育的功能出发,不能用司法考试来规范或限定法学院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更不能把法学教育变成应对司法考试的应试教育;把司法考试作为指挥棒,将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作为衡量法学教育质量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对法学教育将产生严重的危害。在法学教育的性质、功能等问题上,应当采用现实主义的观点,而不是浪漫主义的观点。后来,曾宪义先生多次参加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会议就二者的关系发表重要观点,多次组织专家学者与实务部门的领导同志座谈讨论,多次建言献策争取司法考试与法学核心课程教学内容的衔接,推动了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呈现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致力于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研究

法学教育是以实施素质教育、传授法律知识、训练法律思维、造就高级法律专业人才和治国理政人才为内容的教育活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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