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一段被打捞回来的日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9 次 更新时间:2014-02-15 11: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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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 (进入专栏)  

    

   胡发云的小说《葛麻的1976—1978》令我想起一段被爆竹的炸裂声和硝烟掩盖的日子,这段史称“大决战”、“大转折”、“第二次解放”的日子,实在包含了太多的伤心事和尴尬情,包含了太多说不清道不明、令人大费思考的东西。

   文艺的诸多功能之一,是提供时代的精神画卷,优秀的作家往往比社会科学家更深刻地洞察社会的实质,反映历史的真相。他会捕捉在宏观层面被忽视的细节,以更多的同情心和理解力观察生活样态和人际关系,刻画永恒的人性遭遇特定境况时的变态与坚持,尤其通过人物的命运讲述时代的故事。长期以来,中国作家在这方面的业绩乏善可陈,《暴风骤雨》、《艳阳天》之类的宏大叙事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翻版,而在新时期冒出的大量描写苦难岁月的作品中,我们读到的多半是《大墙下的红玉兰》、《绿化树》之类虚饰、矫情的东西,它们在力图反映曾经有过的人生苦难和人性扭曲的同时,更暴露出作者精神和信念上无法治愈的创伤。幸好,我们偶尔还能读到《故乡天下黄花》、《活著》这样的好小说。

   1976至1978在中国当代史上,是一段非常特殊非常复杂的时期。一方面,人们感到全民族正从一场噩梦中醒来,从一场浩劫中脱身。另一方面,历史的巨大惯性使得从上到下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不可能马上改弦更张。人们欢呼“第二次解放”,但事实证明,要从文革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中彻底解放,二、三十年的时间都不够;人们宣称新时期、新气象,但总的方针还是“抓纲治国”。确实,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上上下下都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问题、解决矛盾。总之,左的那一套该结束了,但人们仍以左的方式来结束。《葛麻的1976--1978》描述的就是这个自相矛盾的时期发生的悲剧。这个时期是那么微妙复杂,它包含的信息惊人地丰富,难怪几乎没有作品讲述这一时段的故事。一不小心,写作者就会暴露自己理解力和方向感的欠缺。但是胡发云却在这一片幽暗的历史密林中从容自如地穿行。我想,他依靠的是一种既难得又简单的品质:忠于生活。

   小说主人公葛麻是一个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翻砂工,生活对他而言是一个接一个的不公与屈辱。大跃进失败后,工业战线上兴起精简下乡浪潮,他被人调包而遣送农村。返厂之后,收入太低,想让老婆进待遇稍好的五七连,却只见一个个有关系的人如愿,自己的请求被三言两语打发。当他被厂方以合法理由压制报复岌岌可危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最高指示。葛麻背水一战、铤而走险,揭发厂长偷木料,是“正在走的走资派”。革命的总体形势使杨厂长之流困窘了一阵,但和每次政治运动一样,革命与反革命的解释权掌握在当官的手里。葛麻反而被扣上“右倾翻案”、“‘四人帮’爪牙”的罪名,他的下场是长期关押和一场接一场的批判斗争。

   读这篇小说,我惊异于作者对那段空前复杂、波谲云诡的历史的理解与把握,这是中外许多历史学家和文革专家都未能做到的。文革的最显著特征是群众起来造各级领导的反,许多人知道,工农群众的造反与青年学生有很大区别,他们没有多少理想主义,多半为实利而斗争。但是,专家学者们难于解释,既然为实际利益驱动,为什么工农群众也有“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不怕打击镇压的壮举,为什么他们能为“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而令行禁止?此外,既然一直说工农群众有最淳朴的阶级感情,最容易成为领导的驯服工具,那么他们在运动中如山火般迸发的造反热情又该如何解释?

   看得出来,作者曾经真正经历过那段历史,而且事后对其前因后果有深入思考。与文革时的宣传不同,中国社会并不是古今中外最美好的,社会公正问题并没有解决,干群关系是最尖锐的社会矛盾:掌权者不是公仆,工农群众不是国家的主人。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荒谬的,但群众并不是在“路线斗争”的高度上理解这个概念,他们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以对不公正的愤懑和反抗去取代填充那空洞虚假的内涵。于是,文革中工农群众的造反成了一种个人利益与政治理想完美结合的怪胎。只有在这个背景的观照之下,我们才能理解小说中葛麻、怪物刘等工人师傅的个人利害盘算与正义冲动既矛盾又自然的举动。

   葛麻这类小人物的可悲之处在于,为个人利益拼死一搏也罢,为公平正义奋不顾身也罢,以“最高指示”拉大旗作虎皮兴风作浪也罢,他们说到底不过是文革发动者的走卒和炮灰,不过是掌权者的刀下鱼肉和盘中小菜。如果他们过分相信“正义必胜”和“革命路线必胜”之类的说法,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灭顶之灾。

   《葛麻的1976--1978》不但在把握时代的本质和特征方面十分到位,在叙事手法方面也颇有特色与功力。有人也许会觉得小说情节进展缓慢,叙述过分枝蔓牵连。小说前五分之一的篇幅用在描绘文革前包围著主人公的生活环境与社会心态,直到三分之一之后,才进入描述葛麻在1976至1978年间的遭遇。实际上,作者是在耐心细致地清除历史蒙上的尘垢,以自然的笔触恢复生活的本色。作者对于“革命的刽子手”——保卫科许科长,对于号称“契卡楼”的审讯、关押群众的“二号小院”,对于批斗会上告密者的登台亮相和惊人表演,有详尽的、表面不动声色而实际上令人心惊肉跳的描述,没有那一段经历的读者据此可知,一代人是从什么样的非人境遇中过来的,我们应该作出何等努力,彻底告别那不堪回首的日子。

   这篇小说不但打捞出一段在人们记忆中残缺不全的时光,被彩漆涂抹走样的历史,而且向我们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争取社会公正?正如葛麻所说,与今日腐败分子相比,当年杨厂长偷一车木材算什么呢,不过两餐饭钱而已。但问题是,那些以权谋私者真的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吗?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是不是要像文革那样“坚持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对某些文艺工作者来说,文革中焚书坑儒、冤狱遍地、全国内战、血流成河算不得什么,文革是实现理想、公正社会的悲壮尝试。面对今日中国的贫富差距,他们呼唤切·格瓦拉那样的反资本主义英雄。如果今日中国精神产品的生产者还停留在当年葛麻的思想水平,一心想靠“打走资派”解决问题,那中国人吸取经验教训,向文明进化的能力是否太低了?难道中国人的命运,只能是一方肆无忌惮纵欲聚敛,另一方盲动造反的对抗与循环?难道我们注定了没有比葛麻更好的出路?

   来源: 《东方》200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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