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中国存在四重紧张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72 次 更新时间:2014-02-05 1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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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编者按】:经过复杂的2013年,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对2014年有何期许,对中国的改革又如何去看?在1月1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新年期许》论坛上,许章润教授表示,2014年,应注意中国社会存在的四重紧张关系。本文系作者《新年期许》论坛上的发言,经作者本人审阅授权FT中文网全文刊发。

   连续三年参加天则的“新年期许”。每年此刻,几度期许,几度凄惶。说“几度期许”,是因为信心和希望尤在,则愿心愿景依旧,痴心不改。而现实总是不如人意,可见转型跌宕,每多磨砺,需于长程谋划,故而“几度凄惶”。

   今天把脉,2014年将会如何?可见的未来改革前景可能怎样?在我体察,不论最后实际结果如何,也许均与当下中国依然存在着的四重紧张关系脱不了干系。

   第一重紧张关系,大家已经议论颇多。就是此刻的中国,一个高度空前的市场化改革方案与高度的政治集权方案,同时出现。如果说此次“三中全会”有何新意的话,可能就是赋予“市场”以基础性与决定性作用,以致经济学家们普遍欢欣鼓舞。

   但是,与此同时,某种普京式的威权主义登场,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再度燃情,可能造就一种高度政治集权,怕是我们更应关注且忧虑之所在。可能当权者认为,改革走到关口,必须令行禁止,解决“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顽症,一个强大的集权是必要的。

   但是,以“中国问题”之复杂,转型之千头万绪,欲恃普京式的威权体制包揽一切来推导改革,是否真能恪尽所愿,说实话,在下颇怀疑虑。实际上,过往三十年改革开放之颇有成效,关键之一,就在于容忍地方的积极性与创新精神。只要不脱宪政框架,在一个统一的中国主权范围内生息,干就是了。而且,在此种紧张的深层,隐含的是“毛体邓用”式的理路。

   换言之,邓式全力发展经济、有限放开社会,但却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毫不退步的路线,其所造成并暴露出来的体制性内在巨大紧张,不仅在此未曾有所克服,实际上于今加剧了。照此走下去,一路紧绷,愈绷愈紧,总不是个事。到那时,要么虎头蛇尾,要么以爆炸性方式解脱。但不论是哪种结果,皆非所愿则一。因而,在肯认市场经济的“决定性”的同时,逐步放开思想市场和政治市场,三个市场同时建设,以缓解并终将纾解紧张,才是不二选择。

   第二,当下中国,党国一体与党政一体推导下的吏治,雷厉风行,却与三十年来以法制建设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最终形成“法治中国”这一主张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运动式的整风,依赖强人的铁腕,可见效于一时,但如此行事本身可能就是在破坏规则,恰与制度建设上的法权主义整体追求自相矛盾。

   我们看到,最近半年来,清“四风”,娱乐业箫条,饭店鞍马零落,官员们不敢大吃大喝了,大家看在眼里,赞在口上,喜在心里。可是,明年此刻,也许又会出现宾客满堂生意兴隆的情景。盖因整风总是一阵风,风头过了,却无制度遗产,终究会反弹。倘若明年此刻还能维持今年的局面,乃至以后年年如此,可以说“整风”有成效,皆大欢喜。但在我看来,也许未必如此。

   人欲是控制不住的,靠强权的控制也维持不住,因为强权本身就是一种私欲。只能靠制度,以及,以文明涵养来逐渐化育。说到底,富强、民主与文明,是百多年来转型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主流政治意志,就在于若无文明立国以为骨干,终究只见繁华,不见精神,脆弱得很。将“自由立国”与“文明立国”合而为一,才能造就一个现代中国。

   第三,目前基本的治道还是“以民生打发政治,以治安对付政治”,外加以行政吸纳政治,以政制反制政治。换言之,仅就前两项目来看,大众政治诉求焕然,要求循沿法权主义程序排遣,而现实政治既不愿、也不能提供这样的程序,于是,将它们归结为“民生问题”,结果出现了“以民生打发政治”这一治道安排。例如,从今年1月1日开始,退休人员养老保险提高了10%,全民欢呼。昨晚接到老家电话,据说不少老人家奔走相告,絮叨一定要多活几年。为什么?因为钱多了,尊严仿佛水涨船高,舍不得,人性之常,人情之常也。这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我还是要说,这是典型的低人权情境下,以有限提升民生福利来转移政治关注,而终将政治打发掉的行政措置,近期有效,长期无效。为什么,因为福利和民生需求,是无底洞,永远不会餍足的。

   至于打击“大V”以及对于自由派和市场力量的打压,表现的是“以治安对付政治”这一脉理路,说明的还是不曾、不愿开放思想市场和政治市场,导致两相抵牾,有以然哉。

   而无论是“以民生打发政治”还是“以治安对付政治”,暴露的问题就是,公共权力的正当性来源没有解决,则一切悬吊吊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凡此提法饱含善意,但是根本问题未曾触及,那就是“权为民所赋”无着落。

   换言之,“主权在民”这一根本政治正当性如何落实为展现选举权的人民赋权方式,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则权力一天不得安生。其结果就是,中国有强大的政府,但却无稳定的政权,而时刻需要维稳,使得政权时刻处在权力正当性的恐惧当中。本来,以经由选举而赋权的“政府的周期合法性”,展现和换得“政权的永久正当性”,是大众民主时代最为精辟的治道,其基本的预设则是:这国家是人民的,主权在民,而非私人的天下。在此不愿松口输诚,却抱定“永葆红色江山”云云,则一切没法谈!

   第四,由此造成的中国当下“法理上的最高权力”和“实际上的最高权力”两相背离。我们知道,根据中国宪法及其基本政治制度,法理上的最高权力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权力总部在人民大会堂。而实际上的最高权力则在七人寡头政治,在中南海。由此造成“中南海”和“大会堂”一实一虚,一高一低的现象。这个问题来自于上一个问题,同样是一天不解决,则一天政权的政治正当性无着落。

   自1978年12月启动“第三波改革开放”至今,转眼35年飞逝,而这一波改革开放的势能和愿力,基本耗尽,亟需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此时此际,瞻望未来,我的新年期许是,尽快启动“第四波改革开放”,其重心在于落实“权为民所赋”,解决权力的正当性来源问题。此次三中全会“决定”,给我们提供了“谨慎乐观”的文本依据,仿佛有开启“第四波改革开放”的架势,就看执行力如何了。果真照此走下去,善哉!

   问题在于,执行力愈强,则上述“毛体邓用”模式的内在紧张愈显,怕是一绷紧了,就会回头的。这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却又是它的内在理路所决定了的。当然,“权为民所赋”的政制和法制落实,乃至于“人民出场”式的落地愿景,属于远景,十年之内恐无希望。但前景在此,终究要解决才是。不说不快,但愿彼此好自为之,则生民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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