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倩芳 袁光锋:“国家”的分化、控制网络与冲突性议题传播的机会结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3 次 更新时间:2014-02-04 20: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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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倩芳   袁光锋  
媒体对于治理体系底端部门的监督更加容易见效,在“环保局局长办公室囤酒”事件报道之后,该局长第二天就被免职。在报道的具体话语上,媒体的话语策略主要是“中央—地方”、“上级—下级”的治理框架,中央和上级政府被建构为权威的正义的主体,而地方和下级政府则是违法乱纪的形象。

   五、媒体的行动与话语策略

   在现有的治理体系和媒体管理体制下,媒体也发展出自己的策略性行动,将冲突性议题传播出来,这些策略性行动有许多种类。(郭镇之,2001;王毓莉,2012;夏倩芳、王艳,2012)从本研究的视角来看,这些行动和话语策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一)争取脱离与属地权力体系的连通

   在媒体的属地管理下,地方政府是控制冲突性议题传播的重要力量。但地方政府的管制主要是针对本地的各种冲突性事件,这就给媒体的异地监督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跨地区新闻舆论监督的做法,便是记者利用漏洞所钻研出的突破报导方式。(王毓莉,2012)这样一种监督方式,便是脱离了与本地治理体系的连通。当然,前文也曾指出,被监督地区的政府也可以动用关系网络控制其他地区媒体的监督。

   媒体在监督本地的冲突性事件时,如果遇到本地政府的管制,也可以采取策略突破本地的治理体系,比如将稿件或者信息提供给外地媒体。调查显示,在被撤稿后,“促成异地媒体报道”、“转给国内其他媒体”、“提供材料给其他媒体”也是媒体的抵抗策略,虽然这三项的得分远低于“服从编辑部的决定”。(夏倩芳、王艳,2012)在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广州的媒体人就积极地将事件的传播突破属地化管理。根据曾繁旭(2013)的访谈和研究,在番禺垃圾焚烧议题期间,地方宣传部门共下了四道禁令。在碰到政府干预的时候,广州的媒体人会联络外地的媒体资源,或者通过私人关系主动与外地同行联系,提供线索,或者是将无法发表的稿件转投到外地,这就可以突破广东本地的属地管理。曾繁旭(2013)指出,“在发达的地方媒介体系中,媒体人往往通过自己掌握的媒体资源,和全国甚至国际媒体联系,并在受到行政管治和干预的情况下,主动通过将议题转移给外地媒体,拓展舆论空间。通过对全国甚至国际舆论场的运用,避免了地方政府‘捂盖子’。”在番禺反垃圾焚烧事件的传播中,广州媒体就借助向全国延伸的媒体人网络,使得议题成为全国的议题,能够比较有效地避免地方政府的控制。

   还有一种可以暂时脱离治理体系的方式,那就是“打时间差,抢在禁令前报道出来”,这也是媒体风险防范策略的重要一种(夏倩芳、王艳,2012)。政府禁令的下达总是需要一段时间,当禁令下达之后,冲突性议题的传播就意味着和治理体系连接在一起,要服从治理体系的禁令。但在禁令下达之前,媒体则是暂时脱离治理体系的,可以在时间的空隙中将事件报道出来。王毓莉(2012)的访谈指出,“过去任职于南方报业集团高层主管便表示,一些禁令或重大事件,媒体可以抢在有关部门通知或禁令到达之前,把报道发布出去。如检察院的案子后续,可能会送到法院,但通常法院的案子,都会规定要等到审判结束后,才可以进行报道,记者就会利用开庭前空档,把报道刊发出去。这种媒体操作面的技巧,在平面、电子与因特网媒体都适用。”

   (二)“用合作换取自主”

   在无法脱离属地管理的情况下,如果要在属地内部把冲突性事件报道出来,媒体往往采取“用合作换取自主”的策略,规避一些报道风险。这种“合作”的策略也有不同的类型。“等待通稿或宣传口径,与政府保持一致,不给政府添乱”是最消极的合作方式。但在调查中显示,这种方式却是媒体人的首选,远高于排在其后的“打时间差”。(夏倩芳,2012)根据我们的访谈发现,近年来,在地方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下,一些媒体还常常不自主地等待指令,遇到大报道的时候,负责人甚至会主动打电话请教怎么报道。还有就是在进行冲突性事件的报道时,主动报道“政府的正面作为”。根据调查,在对“群体性事件”这一类型的冲突性事件的报道中,“政府的正面作为”是受访者的首选框架,无论是机关报(台)还是市场化媒体都是如此。(夏倩芳、王艳,2012)对政府的正面作为显然是为了配合地方政府的治理。

   比较积极的一种合作方式是所谓“建设性报道”。中央对冲突性议题传播的控制主要是担心它不利于政治的稳定,而地方政府的控制目的既有对稳定问题的考虑,也担心媒体的报道会损害地方政府的形象,不利于官员升迁、资源分配和投资。但媒体可以采用“建设性报道”的策略,弱化事件的冲突,为国家治理服务。受访者GP说:“有的时候,某些负面的事件,根据对政治上成熟的把握,是可以达到建设性的效果的。如果你选择的角度好,可以把尖刻的事件又报道出来,又可以推动政府改进工作。这就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11近年来,随着控制的严苛,“建设性报道”得到不少媒体从业者的认可。

   建设性报道也有一些具体的策略,比如在一些本地监督中,媒体也可以将对地方政府的批评转化为对政府的需求,即做“呼吁型报道”,例如某地区存在着治理的问题,媒体可以对此进行批评,但这会面临着一定的风险,也可以呼吁政府来解决治理的问题,就可以增强报道的机会。此外,还有被受访者多次提起的“一事一报”的策略,这一策略将敏感性议题进行片段化的呈现,切断它与制度的关联,受访者ZC指出,“都市类报纸在做舆论监督的时候,不会做牵涉面很广的新闻,更注重一事一报,切断事件和深层次社会背景之间的联系。”媒体报道其实和社会学研究做的事情差不多,都是从一个现象出发,来决定勾连或切断。12它尽量不牵涉更多的社会背景进去,而主张用冷静的事实来说话。13王毓莉将这一策略形容为“见木不见林”,即一种规避风险的方式,让案例说话,做到不颠覆制度、不对抗政府、不做整体的否定。(王毓莉,2012)媒体报道的主体往往是具体的个人、部门、事件,在归因上有着明确的可以追责的主体,而不是像80年代那样进行思想观念、制度(体制)上的归因。这种“见木不见林”的话语策略与80年代媒体的总体性话语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借助上级政府的权威

   在国家分化的背景下,借助上级政府的权威对下级政府进行监督,有助于冲突性议题获得传播的机会。不少研究都指出,《焦点访谈》就是代表着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开处理,中央政府被建构为英明的形象。(孙五三,2002;周翼虎,2011:266)王毓莉(2012)在其研究中提出,“有的记者,会主动将事件送交到上一级的政府进行审查。或是访问上一级的政府,以上司来当做靠山,让低层涉弊单位较不敢有所异议。”例如“记者想要批评江苏某一学校,便可以先将报道给江苏省教育厅看,然后直接去采访,这样就可以说是采访经过政府许可的,要求对方配合采访”。(田中初,2005:237,转自王毓莉,2012)

   六、进一步的讨论

   周雪光指出,中国治理体系内部有一个深刻矛盾,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中央的管辖权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而地方政策则常常各行其是,偏离失控,对中央产生威胁。(周雪光,2011)可以说,这样一种矛盾塑造了威权体制的治理形态。推广开来,在威权体制内部,各级政府也具有威权的倾向,有能力追求与上级政府相左的目标。(王绍光,2007:7)因此,周雪光所论述的威权体制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应该是存在于整个体制中,只不过在“央地”之间表现得更加明显。不论是集权与放权的交替往复,还是运动式的国家治理(周雪光,2011),都是权威体制的应对机制。 媒体对下级政府的舆论监督也是应对这一矛盾的一种方式。“任何国家治理都必须解决治理的有效性与治理的合法性问题”,(蔡禾,2012)媒体被政府作为治理的工具,上级政府需要借助媒体的冲突性议题报道,监督下级政府的行为,促使下级政府不偏离上级政府的目标,这会增加治理的有效性。而媒体的监督还可以惩戒越轨的官员,树立上级政府的权威,增强政体的合法性。可以说,冲突性议题的传播在有效性与合法性上都有助于国家的治理。并且报道社会冲突也是媒体“守门人”角色的要求,在风险频发的社会,媒体的冲突性议题报道有助于化解社会风险。

   但在权威体制之下,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分化,相反,权威体制面临着自身的悖论: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体制特征上往往是同构的,地方政府也具有权威主义的特征。媒体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和对权威主义的批判可能会威胁到中央的权威体制。一些冲突性议题报道随时可能被中央判断为威胁权威体制的稳定而予以禁止,报道空间被强制压缩。曹正汉(2011)曾指出,“中央政府通过民众的群体性事件来传递信息并维持政权稳定,就是有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发生在一个地区的群体性事件不会在其他地区引起连锁反应,因而不会演变成跨地区的骚乱。第二个条件是,民众的群体性事件是针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如抗议地方官员的不当行为,或表达对地方政策的不满,而不是针对中央政府。”中央对冲突性议题的控制也遵循着类似的思维,即冲突性议题不能针对中央政府,也不能因此产生连锁的传播反应。

   虽然中央可以部分容忍冲突性议题的传播,但治理体系内部的关系网络对媒体又施加了严密的控制,我们在前文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这种控制方式可以被称为“金字塔状的控制网络”。从纵向来看,这一控制网络分为中央、省级、市县等多个层级,在属地化管理的体系下,不同层级的权力控制着不同级别的媒体,不同层级之间也有自己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网络,省级与中央、市县与省级之间,都有着频繁的交换关系,极大地压缩了冲突性议题的传播空间。从横向来看,各地区之间还可以通过关系网络的运作和利益交换,控制其他地区媒体的报道。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成为控制媒体的重要力量的背景下,横向的关系网络和利益交换对媒体的控制是非常严密的。在这种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控制结构中,从理论上讲,任何两个利益主体都有可能链接起来,比如一个普通的市级政府机构可能会借助私人关系网络链接到省委宣传部,控制对它的批评性报道。许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禁令,背后都可能有私人关系的运作。

   在“金字塔状的网络化控制”中,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是非常严密的。并且因为内部充斥着私人关系、利益交换、意识形态考量等多重因素,对媒体的控制还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在我们的访谈中,一些媒体从业者感慨,很多事件都被极其意外地下禁令。控制的严密与随意性使得冲突性议题的传播越来越难。当然,出于治理的需要,国家也为冲突性议题留有一定的传播机会,但这些机会的获得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和不可复制性。

   在严密的控制下,媒体也越来越不愿意做冲突性事件的报道。虽然一些媒体从业者可能不认同正统的稳定观及管理逻辑,但在长期与执政党的互动中,他们逐渐熟知政治所能容忍的边界,为了固守自身的利益,日益走向“犬儒主义”(夏倩芳,2013),倾向于主动回避敏感性议题,在政治所划定的界限内进行报道,逐渐削减了突破这一边界的积极性。我们所做的问卷调查结果就清楚地显示在报道社会冲突性议题的时候,媒体首先不是考虑如何进行策略性的突围,而是积极进行自我审查。(夏倩芳、王艳,2012)因此,在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压力下,总体来看,目前大陆媒体在社会冲突的报道上是消极的。

媒体日益被驯化成对国家有用的工具。在监督对象的级别、话语技术、监督领域等方面,媒体都不断被规训,以符合国家的需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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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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