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倩芳 袁光锋:“国家”的分化、控制网络与冲突性议题传播的机会结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0 次 更新时间:2014-02-04 20: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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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倩芳   袁光锋  
继续借此树立中央的治理权威。

   在宜黄自焚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宜黄事件的传播首先是因为该事件的性质非常恶劣,宜黄县本身也是处于国家权力体系的底端,难以与其他地区的媒体主管部门搭上关系,宜黄县的上级政府也没有表现出帮助的决心,宜黄县政府自身无法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网络的运作控制媒体的报道,所以媒体才有机会报道这一事件。媒体对宜黄事件的报道被转化成上级政府的治理技术,相关责任人被处理。尤其是《人民日报》的几篇评论更是直接反映出“央地”利益的分化。《人民日报》的几篇评论或消息都把这一事件归因于地方政府的暴力执法。宜黄事件也有具体的可以追责的当事人,一般而言不会对体制造成负面的影响,反而通过对相关人员的处理树立了中央的治理权威。

   2013年7月17日上午,有网友在网上爆料称,湖南郴州临武县多名城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与一卖西瓜的小商贩发生冲突,致该商贩当场死亡。当天下午,临武县政府网站上发布通稿称,临武发生一起群众意外死亡事件,临武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与南强镇莲塘村民邓正加发生争执,邓“突然倒地死亡”。根据媒体的后续报道,18日凌晨4点多,在没有任何防备和挑衅的情况下,警察先冲过来,手持警棍和盾牌,对现场围观者一顿暴打,伤者包括老人和小孩。人群被驱散后,警察从冰柜里抬出死者邓正加的遗体后拉走,整个过程前后持续20分钟。自17日网友发帖开始,国内许多媒体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比如《东方今报》、《乌鲁木齐晚报》、《华西都市报》、《新快报》、《京华时报》、《大河报》等,还有中央电视台、安徽卫视、湖南卫视等许多电视媒体。《人民日报》在22日发表评论《杜绝城管暴力需权责相称》,文章称要依靠法治解决城管与小贩的问题。

   回顾媒体报道郴州城管打人的过程,可以发现整个报道过程类似于一场媒体的狂欢,诸多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从整个报道中,我们可以发现冲突性议题传播的特征:首先,在属地管理的体制下,郴州本地的媒体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的,该事件在本地难以获得传播的机会;其次,整个事件具有政治上的可控性,有具体的可以追责的人,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不影响到制度等结构性层面;第三,《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甚至一般媒体的报道,都有利于树立中央的权威,不少报道在话语策略上也使用了将“中央—地方”区分出来的框架;最后,对此事的报道,有利于整个治理体系,监督基层政府部门,符合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治理需求。媒体对处理后果(6名涉事城管被刑拘,临武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胡郴、党组副书记邹卫红被免职)的关注,也符合政府治理的惩罚需要,通过惩戒地方官员,树立上级政府的形象。

   第二,突破属地化管理。前文已述,国家对媒体采取的是“双头管理”的方式,其中“属地管理”是媒体受到的最直接的控制方式。一般来说,冲突性事件很容易受到当地政府的管制,但如果能够突破该地的属地管理体系,则有可能获得传播的机会。这也是许多冲突性议题获得传播的方式,比较具有典型性的是厦门PX事件。

   从2006年5月开始,厦门海沧区“未来海岸”小区居民就由于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开始维权行动,打市长热线、找环保局、上访、投诉、网络发帖,甚至给总理写过信,给《焦点访谈》打过电话。但政府部门互相推诿,上访信有去无回。当地媒体也没有对公众的维权进行报道。厦门公众反对PX项目的声音能够进入媒介视野,获得传播机会,是由于2007年3月全国“两会”的召开,以及一份由105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的出现。对于厦门行动者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外部政治机会,它使厦门反对者的声音不仅跳脱了地方政府的权力网络和本地媒体的话语控制,获得更高更权威的公共话语平台,而且获得了一条重要的合法性表达通道。105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其中包括多名科学院院士,这本身就是中国政治生态中不同寻常的事件,被称为“2007年1号提案”。3月19日,《中国经营报》首次报道了这个“1号提案”,披露了厦门PX项目的环境风险,但并未产生舆论压力。《中国青年报》、《凤凰周刊》、《南方都市报》、《瞭望东方周刊》等媒体纷纷跟进报导。(参见夏倩芳等,2012)厦门PX事件正是由于借助全国“两会”突破了当地政府的属地关系,才最终获得传播的机会。

   北京六里屯反垃圾焚烧事件中,非北京市管理的媒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地区的权力结构相对而言比较复杂,中央机构与地方政府机构并存,其媒体构成也比较多元,不仅包括《北京晚报》之类的市属媒体和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这样的中央媒体,还包括各种中央机构的行业媒体、《新京报》这样的跨地区合办媒体。这样的权力结构和媒体构成为该冲突性议题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在2006年9月,就有六里屯业主从中国建设招标网上查到有关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招标情况,居民中开始讨论垃圾焚烧的污染问题。12月份《京华时报》、《新京报》等非北京市属媒体对六里屯垃圾焚烧一事进行了报道,但这时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媒体关注。2007年3月底,《中华工商时报》对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进行了质疑,4月份开始,中央电视台、《中华工商时报》等媒体对六里屯事件进行了报道。在2007年6月7日,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对新闻界通报,国家环保局建议北京市海淀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在进一步论证前应缓建,随后引发了媒体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建厂事件的热烈关注,纷纷给予报道或评论,如《中国证券报》(新华社主办)、《人民政协报》、《科学时报》、《华夏时报》、《北京青年报》、《财经》、《南风窗》等。(参见夏倩芳等,2012)

   从案例传播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北京市属媒体由于受到北京市的直接管理,一般很少报道这个事情,受访者GXJ说,“北京市对市属媒体早就说了(不能报),所以市属媒体一直没有介入这个事”。⑦但由于北京市媒体的复杂,六里屯事件的传播很容易突破北京市的管理,在一些中央级媒体、行业媒体和其他类型的媒体上获得了传播的机会。一位受访记者指出:

   这个报道从头到尾,一直到现在,北京市媒体跟中央媒体都是打架,《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他们是受北京市政府的指派,发的是北京市政府的消息,不断发的都是这个垃圾厂一定要建,坚决建。中央媒体完全唱的反调。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环保部的态度。

   虽然非市属媒体不受北京市的直接管理,但一些媒体为了维护与北京市的良好关系,也需要权衡,受访记者指出:“《京华时报》跟北京市的关系比较密切,我们跟北京市的关系一般般,所以就无所谓,利害冲突比较少。你像《京华时报》、《新京报》呀,他跟北京市的关系比较密切,不可能为了一点小事轻易去得罪他们。”⑨“那就看领导怎么判断了,如果觉得关系不是很要紧还是可以报的。”⑩

   互联网是突破属地控制的重要方式。传统媒体被镶嵌在科层制体系中,其人事权、财政权、媒体从业者和传播渠道等都非常容易受到国家的控制。但在互联网空间里,理论上讲,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易言之,互联网的传播者是无数匿名的“网民”,国家对媒体的人事权控制在互联网上是失效的。无数的互联网企业在财政上并不对政府有很强的依附性,而是作为市场上的盈利主体存在的。作为传播渠道的互联网更是突破了属地管理的原则,信息可以在网络中跨越空间的限制。基于此,我们可以说,互联网是外在于科层制体系的,是与传统媒体不同的另一个舆论场。(祝华新,2012)在传统媒体被控制的时候,许多冲突性议题正是在互联网上获得了传播的机会。

   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现在国家对互联网的管制也越来越娴熟。不仅按照传统媒体的格局创办了许多政府主管的网站,还发展出越来越多的管制技巧和技术。首先,互联网上的信息越来越往一些大型的互联网站集中,比如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具有很强大的舆论力量,国家可以通过对这些大型网站的管理而控制冲突性议题的传播。在国家的管理下,这些互联网企业也会通过“自我审查”,限制一些信息的传播。其次,一些舆情监测手段被开发出来,地方政府也可以很容易地汇集到各种信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信息的传播。当然,相对于对传统媒体的控制而言,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级政府)对于互联网的控制比较困难,除了技术手段之外,往往还要借助关系网络,比如链接到中央部门。因此,互联网增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管能力。

   第三,政府有治理需求,媒体配合政府的治理需要。媒体作为政府治理的工具,可以推动一些治理问题的解决。我们在前文关于宜黄事件、郴州城管事件的讨论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但这里主要探讨的是政府主动的治理。各级政府都可能会出于治理的需求,而主动推动一些冲突性议题的传播。尤其是在一些政策、禁令(如治理公款消费)出台前后,政府可能会选择一些典型事件报道出来,树立政策或禁令的权威,推动治理的进展。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冲突性议题会获得传播的机会。

   Z省A市政府在H镇G村建的化工园区,给G村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导致一些致命性疾病的爆发以及农作物受损。2003~2004年,中央关于开发区的政策为G村及周围村庄的村民提供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遇,G村在维权积极分子WZF、WXH、WZA等人的带领下,开始了维权历程。他们运用了上访、走关系、诉诸国家制度、联系媒体等各种维权技巧,但效果并不明显。直到 2004年11月18日,A市上级政府B市的机关报《B市日报》报道了H镇化工园区,问题才开始被解决,但该报的报道恰恰是为了配合B市政府对于整顿工业园、落实土地赔偿等相关政策的实施(案例来自高恩新,2008)。在上级政府有治理需求的时候,冲突性议题更容易传播出来,以配合政府的治理。

   政策出台、选择典型、媒体曝光,是政府治理的套路之一。遵循这一套路,一些冲突性议题获得了传播的机会。2013年2月,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报道了南通市行政大院内各部门之间寄送快递的事件,该事件的报道也正是配合了国家治理公款浪费的需求。2013年1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无锡鸿山街道80余名干部飞赴厦门开务虚会的新闻。2012年12月23日,鸿山街道飞赴厦门,在25日开了一次党工委务虚会,25日、26日领导干部和其他人分别从厦门返回,总共花费约38万元,由财政支付。在这则新闻报道之后,3月19日,中央纪委在《人民日报》上通报了6起违反八项规定的典型问题,除了无锡鸿山街道事件之外,还有海南省琼中县财政局局长用公款宴请个人朋友等;广东省珠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借召开银企合作交流座谈会之机用公款大吃大喝;陕西省白河县县委书记违规借用越野车;湖北省赤壁市地税局“两节”期间乱发物资补助;江西省上饶县清水乡前汪村利用村委会新办公场所搬迁之机大摆宴席等5起事件。而这些事件的报道显然是为了配合中央八项规定的治理需求。

2013年8月10日,江苏省的《扬子晚报》在“转变机关作风”的版面上报道了《局长办公室内名酒“排队” 与中央“八项规定”对着干?》、《常州一村委会新建办公大楼 无视中央“停建楼堂馆所”禁令?》,第一则新闻报道的是镇江新区环境保护局局长室内有不少汾酒、郎酒、五粮液1995等名酒这一事件。第二则新闻报道了在中央明确要求停建楼堂馆所的背景下,常州市武进遥观镇勤新村委仍大兴土木、建造办公室的事件。这是两个比较有意思的案例。两起事件都是源于网友发帖的爆料,《扬子晚报》报道的名义都是中央的要求,鲜明地体现出媒体作为治理工具的角色。报道的对象都位于治理体系的底端,一个是镇江的新区,一个是村委,难以与江苏省委宣传部搭上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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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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