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倩芳 袁光锋:“国家”的分化、控制网络与冲突性议题传播的机会结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0 次 更新时间:2014-02-04 20: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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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倩芳   袁光锋  
这种事情你说会引起群发事件吗?这种事情怎么能引发呢,但它就通过关系,我知道省委宣传部的一个领导也是RG市的。

   私人关系网络的运作极大地压缩了冲突性议题的传播空间。当下面政府运用比较正式的政府内部的关系网络来动员省委宣传部的时候,它一般会将相关问题“政治化”。GX指出,市委宣传部找省委宣传部的时候,只要把理由说得充分一点,后果说得严重一点,省委宣传部都会帮你说话的。比如,“某市前天发生一起灭门案,四口之家被杀掉三个,还有一个重伤,这样的事情会引起什么群发事件?不会引起群发事件,但是该市的市委书记觉得这事报出去肯定会对(自己的形象不利),他到处找我,我说这个我没法弄,因为下午记者站的记者已经报过题了。我就告诉他,你如果不想发,就找省委宣传部,昨天就没见报。”“省委宣传部毕竟要碍于情面,有些是出于公心,有些则是出于个人关系,给媒体打招呼”。④治理体系的分化导致各种具体的机构都有自己的利益,这些机构也在积极动用权力或私人的关系网络控制冲突性议题的传播,比如,“今年3月还是4月份,南通出现一个福建人在南通赌博,输了20多万,他回头要钱,不给,自焚嘛,在闹市区自焚,你说这种事情会有什么影响,后来接到市委宣传部打招呼,说这个事不能报。因为公安局它会把问题说得很严重,涉及自焚、闹市区,它就把问题说得非常严重,给宣传部打招呼,自己搞不定就找宣传部搞定媒体。”⑤一省之内的各种关系网络使得媒体对本省的监督是比较困难的。2013年8月7日最先报道“海南万宁校长带女生开房”一事的记者杨琼文被迫离开他供职的《南岛晚报》,据杨琼文称,在该报道5月份见报不久就被威胁“无论如何也要把你从《南岛晚报》搞走”,这次的被辞职正是遭到了当地政府官员的压力和威胁。《南岛晚报》也证实万宁有关方面找到了报社领导。⑥如果上述关于杨琼文被辞职的材料是真实的,那么可以看出,即使媒体报道的对象是万宁市的一位校长,都可能影响到记者的生存,关系网络是密布的,但我们无法给出这一事件明确的关系网络运作方式。

   而对于外地媒体,地方政府则可以通过省委宣传部或者其他关系网络,与其他地区的媒体主管单位联系,促使其他地区的媒体慎重报道该地的冲突性事件。比如在2010年初,湖北省武穴市发生了“1·17”涉疆案件,该案件因少数维吾尔族人抢劫引起武穴市民朱才年等7人报复维吾尔族人,致使1人死亡、2人受轻伤。(武穴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1)我们在湖北省民宗委对自己的工作总结中看到,“省民宗委派出工作组赴武穴驻地工作,配合政法部门处理刑事案件,加强与当事人原籍地方政府的沟通协调,指导当地党委政府开展艰苦细致的善后工作,使这一敏感事件得到了妥善处理,避免了由此可能导致的群体性冲突的发生。”这个案例展示了横向关系网络运作的信息。

   借助横向关系网络对冲突性议题的传播进行控制,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各地方政府存在着基本一致的利益。早在2005年,广东、河北等十七省市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中共中央管住媒体,禁止媒体从事异地监督。(王毓莉,2009)由此可见一斑。在各种横向的关系网络下,冲突性议题的传播机会被大大降低,并多集中在关系网络的薄弱地区,在北京、上海这样比较强势的地区,冲突性事件更加难以获得外地媒体报道的机会,这一点也得到受访者GX的证实。比如2005年1月,《南方都市报》一位调查记者去上海做关于拆迁的报道,但他认为这一选题很危险,原因之一便是“上海是一个很牛X的地方”。(张志安,2009)

   如果这种横向的关系网络不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在双头管理的体制下,该地政府还可以通过关系网络链接到中宣部。中宣部就需要在“监督地方政府”与“政治稳定”两种利益之间平衡考虑,决定如何管理某一地区的冲突性议题报道。虽然中宣部并不会管制所有的冲突性议题传播,但在很多情况下,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网络依然能发挥作用,比如可以促使中宣部的模糊性指令转成精确地控制,并且这越来越常见。王毓莉(2012)指出,国家对于媒体的管理一开始倾向只作宏观的原则性规定,但近年来,日益演化成越来越微观和具体的管制,如针对具体个别的媒介内容进行干预。治理体系内部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和利益交换,使得地方政府与中央、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能够“联合”起来对冲突性议题的传播进行控制,媒体的报道空间日益逼仄。

   四、冲突性议题传播的机会结构

   在属地化管理和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之下,不少媒体从业者都感慨冲突性议题的报道越来越难。但与此相应的是不断有冲突性议题被报道出来,这就意味着当前的治理体系虽然充斥着各种纵横交错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却并不是严密无缝的。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治理需求、关系网的断裂等都可以为冲突性议题的传播留有一定的空间,也就是说,在严密的媒体管理网络中,冲突性议题的传播依然能够寻求某种结构性的机会。无论是专业主义的力量,还是市场的力量,都是在这种结构性的机会空间中运作的。基于各种经验性的观察和实地调研,冲突性议题的传播可以有以下几种机会结构:

   第一,“搭不上关系”,即报道对象位于科层制的下端,难以调动足够的政治资源,这是最常见的机会结构。具有行政级别的媒体,可以监督下一级政府。但各级政府也可以借助关系网络控制冲突性议题的传播。治理体系内部各级政府调动关系网络的能力是不同的,一般而言,级别越高,关系网络的调动越容易,相应的政治资源也越是丰富,控制冲突性议题传播的能力也就越强。由此,位于国家权力体系下端的政府部门成为媒体监督的主要对象。

   监督不同级别的政府也面临着不同的风险。从理论上来说,中央媒体可以监督省级政府,省级媒体则可以监督市县级政府。但媒体在监督的时候会考虑报道的风险,被监督对象越是位于科层制体系的下端,媒体相应的风险也就越小,因此“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成为媒体的重要策略。(郭镇之,2001;周翼虎,2011:267)“从中央级媒介的行政级别看,监督的主要对象应该是省一级政府,但对省一级政府的批评基本上不存在。”以《焦点访谈》为例,“从监督级别看,将近一半以上的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地为地市级及以下城市,共190例,占40.8%。发生地为县以下村镇的共119例,占30.1%,发生在涉及城市和农村两地的有51例,占12.9%。”《焦点访谈》的监督上限一般局限于地市级政府。(周翼虎,2011:267-268)可见,在《焦点访谈》中,地级市与县级以下政府部门是监督的主要对象。《焦点访谈》是由中央电视台主办,并得到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的鼓励。可以推论,一般的省级媒体监督的对象级别更低。

   另外,在“央地”之间、上下级政府之间利益日益分化的背景下,媒体也是国家治理的工具。(孙五三,2002)媒体可以代表中央监督地方政府的行为,促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策保持一致。而位于权力体系底端的政府部门和官员更容易成为被治理的对象,这也是推动不少冲突性议题传播的因素。

   最近几年有不少具有代表性的冲突性议题传播案例发生在政府权力体系的底端。2010年9月10日上午,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发生了因为拆迁引起的自焚事件,有3人被烧成重伤,这就是“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事件发生之后,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应,全国各地的大量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比如《新快报》、《华西都市报》、《东南早报》、《济南时报》、《燕赵晚报》、《南方日报》、《兰州晚报》、《南京日报》、《福建日报》等媒体。“媒体一开始就为宜黄事件贴上了(自焚的)标签,疑似‘自焚’的高清晰照片,不仅使媒体找到了兴奋点,也使网民群情激奋,消息的传播很快造成了网络轰动。更具戏剧性的是,随后的一个星期围绕着拆迁事件的善后处理,宜黄县政府与钟家进行了反复博弈,展开了‘机场截访事件’、‘抢尸事件’等一幕幕‘剧情’,伴随其中的微博‘现场直播’,使事件进一步发酵,全国几乎所有重要媒体都参与了报道和讨论。几乎所有的媒体、网民一边倒地指责宜黄县政府。”(吕德文,2012)对于媒体而言,“宜黄自焚事件”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报道案例。

   这一事件之所以安全,主要是由于宜黄县处于国家权力体系的底端,难以通过关系网络的运作控制媒体的报道。正如萧武(2011)所说,我们无法得知宜黄县的上级政府抚州市、江西省是否曾通过内部渠道给宜黄县以指导和帮助,“但在公共场合,我们看到的始终是宜黄县政府在孤军奋战,抚州市、江西省既未出面支持,也没有批评,始终保持沉默。中央政府也未做任何表示。”吕德文(2012)也在其文章中指出:“宜黄县政府在情况说明中表示,事件发生后,县委县政府及时形成书面文字材料,分别向上级有关部门进行报告。但是,在9月17日晚抚州市委、市政府做出对宜黄事件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的决定之前,上级相关部门并没有直接介入宜黄事件的处理过程。相反,抚州市委书记在9月13日召开的维稳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层层落实维稳责任。”根据这些材料,我们虽然无法判断抚州市、江西省是否曾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各地媒体的报道,但可以推测,大致而言,抚州市和江西省都没有给予宜黄县很多的帮助,或许是这两级政府最初并没有意料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或许是官场的规则。这使得在网络、传统媒体共同塑造的舆论环境中,宜黄县政府成为典型的“弱势”政府。由于宜黄县政府缺乏关系网络的支持(治理体系是分化的),媒体获得了传播的机会。

   接下来便是声势浩大的对宜黄县政府的批评、质疑。由于媒体对冲突性议题的报道越来越难,当有一个安全的报道事件,媒体就可能一拥而上,该事件也就成为媒体的“宣泄出口”。因此,正如吕德文、萧武等人的研究指出,媒体在宜黄自焚拆迁事件的报道上并没有恪守客观公正的职业伦理,而是主动介入这一事件,不断推动钟家的抗争行动,将钟家的行为建构为公共的抗争政治。甚至在一些事后被证伪的细节上,媒体也刻意放大,有时还对一些真相有意模糊或片面夸张报道。(萧武,2011;吕德文,2012)在媒体大规模的报道下,“宜黄县政府”被塑造成暴力执法、蛮横的形象,上级政府也需要对其进行治理了。《人民日报》在9月14日第一次就宜黄事件发表时评文章称,用生命要权利,原因就在于诸种公力救济方式的失效。2010年9月17日晚江西抚州市委对宜黄县拆迁自焚事件中的8名相关责任人做出了处理决定,县委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查,副县长李敏军被免职,还有5名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受到处理。媒体对这一处理结果进行了大量的报道。9月20日《人民日报》又报道了8名责任人受处理的消息,并再次发表时评《“围堵”无助化解矛盾》,其他两家中央级媒体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也都发表了针对宜黄事件的评论,中央的权威被树立起来。

但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2010年10月12日,宜黄一位官员以“慧昌”为名写了《透视强拆自焚事件》的文章,投书财新网,文章对宜黄强拆自焚事件进行分析、梳理和辩驳,引起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驳斥,《人民日报》在10月14日发表了《值得警思的“强拆论”》的时评,对宜黄县等地方政府进行了批评。其实,我们读完“慧昌”那篇文章的直觉感受是媒体对这篇文章“断章取义”了,许多媒体以“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作为标题更是有炒作之嫌,萧武(2010)也这样认为:“如果哪怕是以最快的速度阅读了‘宜黄慧昌’的文章的人,都不难发现,‘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句子实在不是该文的核心所在,也并非全无道理。”但《人民日报》却有些迫不及待地批评“慧昌”的文章及地方政府,显然是以此为符号建构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自此,宜黄自焚拆迁事件算是告下一个段落,但它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不同的媒体还在不断塑造它的意义。比如《人民日报》在2011年又多次提及宜黄事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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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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