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圣地亚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期间，于11月20日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就中美两国的未来关系进行了会谈。
在中美两国首脑的高峰会议上，最受人们注意的是台独问题。不出所料，在漂亮的外交辞令的背后，会谈实际上还是各谈各的。胡锦涛重申了中国反对台独的立场，布什则一如既往地表示“不支持台独”。长期以来，中美两国立场的距离就表现在“反对”和“不支持”上，反对表明一种积极的坚决的立场，不支持则是消极的、袖手旁观的态度，甚至可能还带有乐观其成的成分。
这次峰会再次表明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遏制台独、维持台海和平问题上，不能寄希望于美国。不错，美国的态度是值得重视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9月30日会见我国外长李肇新后回答媒体询问时曾表示：有关台湾的议题，不能忽视大陆13亿人民的心声。他10月25日在北京时又表明，希望台海两方通过对话走向和平统一；还说：“台湾不是独立的，它不享有作为一个国家拥有的主权。”这些消息曾经给人们带来乐观的期望。但布什在高峰会谈上只是重申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恪守三个中美联合公报，不支持台独的一贯立场。这就说明鲍威尔最多只能说是最大限度地明确阐述了美国的一贯立场，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
据我观察，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取向，主要是促使美国对台施压，遏止陈水扁的台独步伐。实践证明，这种政策收效甚微。要化解台独危机，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只能靠我们自己努力。
回顾“九二会谈”以后，十几年来，我们没有主动采取任何有助于统一的实际措施。1996年的“武吓”，2000年的“文攻”，不但没有制止台独的步伐，相反助长了台独的气焰，帮助了李登辉、陈水扁，把一些心存观望的台湾同胞驱向台独的怀抱。近几年来，在陈水扁的一次又一次的台独攻势面前，我们只能被动地进行反击，而且说来说去都是那么几句老话，台海两岸的人都听腻了，还能有什么好效果呢？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改弦易辙，突破老框框，寻求新思维。
破旧立新之途，首先是要改变传统的对立思维，这种思维来源于阶级斗争观念，“凡是敌人拥护的，我就要反对”。陈水扁的每次宣传，都有一些欺骗性的让步和退却，我们的应对之策，只是揭露其欺骗性的一面，却没有抓住我们可以利用的一面，变被动为主动。例如陈水扁今年在“双十讲话”中表示，希望两岸接触会谈，我们就可以积极回应，没有必要在“九二共识”还是“九二会谈”的差异上作文章。斤斤计较于这些细节，恰恰中了陈水扁的小诡计。陈水扁的小聪明就在于一次又一次地耍弄这种小把戏小诡计，而我们在对立思维的支配下，总是不自觉地掉进他所设下的陷阱里。
其次，思维的侧重点要从独与统的对立转到和与战的的抉择上来。我们过去思考这个问题，总是把独和统放在最根本的位置上，从统独来划线，以促统拒独为政策的出发点，却又提不出有效的应对办法，眼看台独势力日益膨胀而束手无策，有的人便提出了“为了统一，不惜一战”的口号。这是非常要不得的。固然，台湾是独立还是统一于祖国，是事关国家利益的最高原则。但是，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是超越国家利益的最高价值，以牺牲两岸大量人民的生命财产来换取统一，既不明智，也不道德。因此，在两岸的统一问题上，和平应当成为唯一的选择。
再次，搁置“一国两制”的原则。“一国”是必须坚持的，不坚持就等于放弃争取统一的努力。但是，把“一国两制”作为统一的最高原则，却不具备应有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因为它的前提和内涵都是不恰当不确切的。所谓“一国两制”，最初是针对香港回归提出来的。它的出发点就是：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你们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统一以后，你们可以保持资本主义，“五十年不变”。言外之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比你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五十年之后，你们也要实行我们的制度。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商榷：第一，所谓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虚假的命题。邓小平自己就再三地说过，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既然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能宣布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呢？我们虽然已经实行了改革开放，但基本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却依然是五十年代确立的专制制度。它在八十年代曾经有所削弱，但在八九学运遭到镇压之后又大大泛滥起来。所以，两制的差异，在宣传上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上却是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这就带来第二个问题：两个制度应当是哪个制度向哪个制度转变？是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还是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变？所谓五十年不变，当然不是五十年后来一个突然的根本变化，而是五十年内就开始逐渐转变。怎样转变？不言而喻，在指导思想上当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但这个转变在实质上却是民主制度向专制制度转变，是历史的倒退。香港的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就是这种转变的小小尝试。它的结果已众所周知，不但没有实现立法，却败坏了“一国两制”的本来就不很牢靠的声誉，而且把一些台湾民众进一步推向台独。因此，在解决两岸分歧时，先搁置“一国两制”，应当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不但在“两制”问题上，而且对于“一国”也需要有新的思维方式。“一国”的含义，应当是：过去是一个中国，未来也将是一个中国，而在1949年到现在的短暂的历史时期里，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条件，两岸暂时分隔成为两个政治实体，两个政府，分别管治着大陆和台湾。要承认两个不同政府的存在，放弃那种认为我是中央政府，你是一个省的地方政府的僵化思维，把对方放在平等的谈判对象的地位上，不要再做那些无济于事、只能使台湾人民更加反感的蠢事，如不遗余力地去矮化、打压台湾政府之类。
在转变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当务之急是抓住陈水扁提出会谈的机会，做出积极的回应和会谈的准备。陈水扁虽然拒绝以“一国两制”作为会谈的前提，但承认可以把它列为议题，我们就没有必要因坚持这个前提而放弃会谈的机会。我们放弃的不是“一国”的原则，而是会谈的前提；这个原则可以不是会谈的前提，却必须是会谈的内容。只要会谈实现，我们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甚至可以做到一步主动，步步主动。例如，（1）可以提出共同发表《不独不战宣言》，公开宣称：只要台湾不独，我们坚决不战，迫使陈水扁宣布不独；即使他们拒绝，也在台湾和全世界的人民面前取得了主动。（2）主动撤除我方设在东南沿海的导弹基地，与此相应，要求他们取消6180亿台币的军购计划。（3）承认台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一个独立的政府，可以以政府的名义而不是国家的名义参加国际组织；承诺主动为台湾争取扩大国际活动空间，为他们创造参加国际活动的机会。（4）达成开放旅游和全面“三通”的协议，商定逐步减少以至最终取消关税的计划。（5）在北京、台北设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和海峡交流基金会的联合办事处，作为两岸的正式联系渠道。
但是，转变思维方式仅仅是为了扭转我们在应对台独问题上的被动局面，还不足以形成拒独促统的强大攻势。要改变台湾民众的台独趋势，最根本的办法是我们本身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政治体制，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自由权利，变专制制度为民主制度，变专制社会为自由社会。现在，我们的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已经颇具吸引力，需要努力的是使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也能对台湾民众具有吸引力。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就可以吸引大多数台湾民众归心祖国。当前不妨先从较易解决的外围着手，消除权力腐败所造成的种种恶果，如：平反冤假错案；严惩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问题上侵害人民利益的违法腐败案件；废除书报检查制度；改变网警的任务，将网络控制手段用来保护网络安全；等等。这些都是人民期望甚殷的迫切要求，也是台湾人民所乐见的。
目前，台湾当局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台独，大陆各地民怨沸腾，许多民众因利益被剥夺而挺身抗议，有些地方的抗议者甚至达到数万人的规模。这种形势更可能使陈水扁一类的台独分子以为有机可乘，加快台独进程。危机的加深迫使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尽快地采取积极行动，对台抓住会谈机会，对内改革政治体制。千万不要丧失良机，成为千古罪人。（本文有删节）
2004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