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郑观应创立了兴中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6 次 更新时间:2014-01-27 11: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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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  

    

   孙中山在英文回忆中提到The Young China Party时,用的字眼是“join”(加入,投身),如果这个The Young China Party就是兴中会的早期英文名称,那么,它显然不是孙中山创办的。种种迹象表明,郑观应很可能才是这一组织的创办者。

   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说,他于1893年在澳门知悉有一旨在改造中国的政治运动,其组织英文名称为“Young China Party”;孙氏“投身为彼党党员”(Joining  it),同时还承认“Young China Party”的总部设在上海。这些自述文字,与“檀香山兴中会是第一个革命团体”的定论严重背离。寻绎史料,只有一种解释能符合孙中山的自述,那就是:郑观应才是兴中会的创始人,孙中山在澳门加入兴中会;郑观应定居上海后,将兴中会总部设在上海。后来,郑观应退出了这个组织,由孙中山接续下去。

    

   一个重大疑问

   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说:“兴中会之总部,设于上海。而会员用武之地,则定于广州。”(The head quarters of the  Young China  Party was really in  Shanghai,but the scene of action was to be laid in  Canton。)对此,我曾百思不得其解,也未看到学界先进作过合理解释。

   众所周知,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于1894年11月,香港兴中会则成立于1895年2月。两个兴中会的关系如何,未经彻底研究。香港兴中会章程称:“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页22。)檀香山、香港两会似是平行分会,然则“总会”何在?香港当日不在中国管治范围,故“总会设在中国”,意味着不在香港;从《伦敦被难记》的措辞看,总会也不在广州。那么,只有设在上海,才符合孙中山的夫子自道。

   《檀香山兴中会员及收入会银义捐时日进支表》称:“共进银一千三百八十八元。支孙逸仙汇单通用银二千元(五二算),支孙逸仙自带一百元,支附电信回上海电资二十元〇八毛。”(《革命文献》第64辑,页207)据学者陈明远的研究,清末一标准银元合2009年人民币200元(《历史上银圆的购买力》,《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4期)。孙中山往上海打电报花了20.8美元,按1:0.52折算成标准银元为40元,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8000元!孙逸仙是广东人,花这么多钱打电报到上海,究是为何?若是兴中会总部设在上海,问题就涣然冰释了。

   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中又说:“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跃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孙中山全集》第六卷,页230)宋跃如(宋耀如)上海来信,与支付“上海电资”相呼应;这封信,相当于上海总部给孙中山的指令。孙文接信之后改变行程,显示他听命于某个更高的权威。

   据冯自由记述,1894年孙中山到上海找郑观应,“郑……政见颇与总理吻合。职是之由,时总理复结识陈廷威、宋跃如二人”(《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页13-14)。从“职是之由”一语,可知孙中山结识宋耀如是经由郑观应介绍的。

    

   郑观应浮出水面

   1895年1月26日,孙中山回到香港;2月21日,香港兴中会成立,但孙中山最重要的助手陈少白却未出席。原来,陈少白受孙中山的委派,到上海专程找郑观应,而且住了近一个月。

   陈少白回忆:“在正月十几,又要我到上海来找郑陶斋。当时还有一两个人也找回去帮忙。我在上海差不多住了一个月,所找到的人,还有一个陈廷威,陈廷威是在水师学堂毕业,以前在小兵船当大副,这时适在赋闲,所以我就带了他回来。”(《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一册,页29)陈少白稍后又说:“陈廷威幼习水师,甲午前曾充某军舰大副,卸职闲居。甲午年在沪,由郑官应介绍结识孙先生。乙未年,应召到香港,使入广东内地,联络绿林。”(《兴中会革命史别录》,《辛亥革命》第一册,页77)

   郑观应推荐了曾任“广乙”军舰枪炮大副的陈廷威,由陈少白把他带回广州。此时找来个“枪炮大副”,不会是为了开农学会;后来广州起事,另有程璧光、程奎光两个海军军官参与。显然,郑观应对广州举事的内情一清二楚。陈廷威跟郑观应交情很深。1894年8月,甲午战争刚开始,郑观应向盛宣怀推荐陈廷威;8月12日,陈廷威向盛宣怀递交了一封求职信(《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甲午中日战争》,页141)。8月14日,郑再发一信,询问“大副陈廷威,能用否”(《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轮船招商局》,页553)过了三天,郑又催促:“月初有‘广乙’前大副陈廷威颇有胆略,极愿投效,已有禀求差使,不悉已邀尊鉴否。其人如何,询李云龙便知详细矣。”(同上,页555)郑观应反复推荐,盛宣怀却没有回音,恐怕是通过李云龙了解到陈廷威人品极差。果不其然,广州起义失败,陈廷威成为第一个叛徒,受清廷委派负责“跟踪缉办”孙中山(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图版“墨领密件”)。1898年戊戌政变后,陈廷威到北京找军机大臣廖寿恒,自告奋勇要到日本缉捕康有为、孙文(谢俊美《营救维新志士的军机大臣》一文所引廖寿恒日记)。

   1894年初,孙中山计划上书李鸿章。陈少白回忆:“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官应(字陶斋),托他想方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一见如故,就把它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辛亥革命》第一册,页29)

   陈少白的说法,有掩盖,也有“泄密”。孙中山到上海,不是“找着”郑观应,“碰到”王韬,这一切看起来像是事先安排好的。王韬曾上书太平天国,为此逃亡香港多年,郑观应偏要找一个有反清经历的人来见孙中山,双方又“一见如故”,岂非早有默契?

   《上李傅相书》“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二十字纲领,借鉴自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篇长文的重心落在最后三段,目的在于取得李鸿章的支持,申请“游历泰西各国护照”,回国后组织农学会,招集农民垦荒。具体的项目,包括用新技术种桑养蚕、对土产罂粟进行深加工等。隐藏在这些表面文章背后的真正目的,似是以开发农业为名,向海外华侨集资,组织兴中会的海外分会,为日后举事储备资金和人才。可惜此次北上,碰到中日冲突酿成甲午之战,李鸿章无暇接见。孙中山等待无果,只好回沪,最终凭借郑观应为他在江海关弄到的一张护照(《兴中会革命史要》),到夏威夷去了。

   郑观应绝非普通商人。1884年中法战争初起时,郑观应投笔从戎,入钦差大臣彭玉麟幕,充湘军营务处;6月11日,郑观应潜往法占西贡刺探敌情,再转往暹罗面见国王,希图说动暹罗与中国夹攻法军(见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郑观应此行虽未能达成“合纵抗暴”的目的,但可看出他为人“好奇计”,对军事冒险活动极有兴趣。

   1895年2月初,当看出日军有向北京进军的趋势时,郑观应寄密函给信盛宣怀,请盛氏“回籍仿西法创办民团,以保护苏松沿海一带地方”(《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册,页396)此说在当日可谓惊世骇俗,暗示在京城不保、清廷被彻底击败时,在江南地区另举义兵,带有将南方从满清独立出来的意味。

    

   陆皓东是牵线人

   孙中山和郑观应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何时建立起来的?学界以往的研究,多上溯到1887-1892年香港学医时期,但都未能还原具体的场景。夏东元、易惠莉从事郑观应研究数十年,成果丰硕,已将球带到门前,尚欠最后一脚,至为可惜。

   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自述:“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趋,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0;括号中“按即兴中会”5字,为1912年中文版译者甘永龙所加,事后未见孙中山对此译文提出修正的要求。)

   英文原文为:“It  was in Macau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and  I   believed  I   was  doing  my  best  to  further  the  interests  of  my  country   by   joining   it。”(中略)后来学界对Young  China  Party的译法迭有争议。邹鲁据此认为兴中会于1892年在澳门成立;冯自由及其他学者则竭力加以否认。《孙中山全集》编者据多数学者认为兴中会1894年才在檀香山成立的意见,断定译为“兴中会”不妥当(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0页下注)。笔者以为,《伦敦被难记》还记述了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被遣散的兵勇加入“Young  China  Party”之事,此时香港兴中会已经成立,足可证明“Young   China   Party”为兴中会早期英文名称。

   我以为邹鲁的解读是对的,惟时间应是1893年。据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所载,郑观应以招商局帮办身份,从1893年2月起,从上海携招商局文案吴瀚涛巡查长江各分局;5月19日,接到其父郑文瑞在澳门病逝的消息;5月22日,自汉口回粤奔丧。在澳门“守制”一段时间后,9月9日,与吴瀚涛一起经香港回沪。又据《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1892年12月18日前到澳门行医,1893年9月25日在《镜海丛报》刊登《声明告白》称“本医生有事晋省”赴广州(《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61、65)。按当时航速估计,从汉口乘船到澳门应不超过一周时间,5月底可抵达。从1893年5月底至9月8日,孙、郑二人同在澳门时间超过3个月,至少会面两次。郑观应第三子郑润燊转述乃父回忆:“孙中山至少两次到过澳门郑慎馀堂,也到过上海的家中”。(《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册,页348)

他在澳门受郑观应的感召,开始从事政治活动。郑随后将孙中山有关自种罂粟的建议,写进了《盛世危言·农功》篇中。此时坐在郑观应身边的秘书吴瀚涛,是1895年广州起义中预定的四大“统领”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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