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源是“宇宙终极真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66 次 更新时间:2014-01-26 23: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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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  
她关于细胞由非细胞转化而来的“实验”受到李森科的支持。但在后斯大林时代,李森科失势后,这个实验被苏联科学界揭露是为了迎合政治需要而造假。看来毛并不了解这个事实,他所感兴趣的只是李普辛斯卡娅的实验证明了他所相信的物质的对立统一和辩证转化。

   在毛泽东和于光远及周培源谈话过后,时任《红旗》杂志主编的陈伯达决定将坂田的文章直接由日文翻译过来(毛读的是从俄文的《哲学问题》上翻成中文的)并在《红旗》上发表。1965年六月,《红旗》杂志发表了坂田的“关于基本粒子新观点的对话”,文章前面有两页“编者按”,坂田文章长12页,有很多公式和计算,看上去完全是一篇科学论文,但却刊登在中共中央最高理论刊物上。为使得普通读者能读懂,文章后面还有两个中国科学家为这篇文章涉及的科学问题写的说明和注释,这也是陈根据毛的建议做的安排。这组文章很快被很多报章转载。三个月后,《红旗》杂志在“自然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标题下又发表了6篇中国科学家和哲学家写的文章,作者有钱三强,于光远和龚育之等。这些文章——加上三个月前的那篇编者按——主要是对毛讲话的阐释,很多地方引用了毛的原话,却未加引号(可能因为毛的讲话是未经整理的内部谈话),但了解内情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毛的话。

   这样,基本粒子问题从五十年代中期进入毛泽东的哲学和政治话语,经过十年的酝酿,在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前一年由《红旗》杂志大张旗鼓地推到了毛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一线。毛本人是这次讨论的发起者,不但主要观点是他的,而且主要用语和表达方式也都在他的个人影响之下。例如讨论中有很多地方有“原子里头”,这四个字,一般来说正式的书面语应该是“原子里面”,但因为毛在谈话中用了“里头”,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便在文章中跟着这样用。文革前夕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事件,至今没有受到任何研究者的重视,更不用说它和文革意识形态之间的前后脉络。

    

   “层子模型”——“中国模式”的基本粒子理论 (1965~1966)

   毛泽东强调“物质无限可分”,本来是为了论证社会主义下还有阶级斗争,但在把“毛泽东思想”奉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60年代,中国科学界于1965年组织了一个“北京基本粒子小组”,包括了中科院和北京一些高校的近40位科学家,要用当年搞“会战”的人海战术解决当时国际上非常热门的基本粒子的理论问题,在“坂田模型”的基础上超越它,提出一个“中国的”基本粒子模型。这个小组在一年多时间里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40多篇论文,出台了一个“层子模型”。负责这个项目的钱三强说这个名称体现了毛泽东的基本粒子可以一层层无限分下去的“光辉思想”。

   1966年中国科学界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国际科学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模型,后来被一些西方科学家称为“毛粒子”。但这个用人海战术发现的基本粒子模型理论不但没有得到实验证明,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可供实验用的假说。就在同一年,两位美国物理学家提出了夸克模型,受到国际科学界的重视并得到诺贝尔奖。和“层子”不同,夸克模型把6种夸克视为物质的最基本层次,应该说是对“物质无限可分”这个基于辩证法的科学“猜想”的否定。

   “毛粒子”或“层子模型”的问世,绝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项目,而是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尤其是在文革风暴将临的关口。如果不是毛本人出于意识形态的需求对物质基本结构的这种近乎偏执的兴趣,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科学界当时会如此兴师动众地用国家权力开展这样一场“会战”。而这样一场“会战”也是毛主义中国对世界科学热点问题的一个反应:当时国际基本粒子领域正面临着一个突破,而中国力图证明毛主义早就为这个科学问题给出了答案。科学,意识形态,个人崇拜和民族主义就这样纠结在了一起。

    

   批判爱因斯坦和创造“东方科学”(1968~1970)

   1966年夏文革正式开始以后,所有科学讨论都暂时中止。但到了1968年,毛主义宇宙论的讨论借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而卷土重来,重点从基本粒子转到相对论,其性质也从讨论转为大批判,完全没有一点说理的成分。北京科学界组织了“批判相对论学习小组”,后来又有“批判相对论办公室”,囊括了中科院和高校的一些科学家,由造反派和毛主义哲学家领头,强迫他们讨伐相对论,召开了多次批判大会,出版了一些内部读物。

   为什么要批判爱因斯坦呢?理论原因是在毛主义者看来,爱因斯坦在哲学观念上受被列宁批判的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的影响,主张相对主义,否认客观真理;他的广义相对论推导出一个有限宇宙模型或者封闭宇宙假说,直接和毛主义的宇宙无限论相冲突。政治原因是批判爱因斯坦象征文革从打倒走资派发展到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爱因斯坦是西方学术界的头面人物,造反派认为批倒了他也就批倒了西方科学。

   在毛主义者心中,批判爱因斯坦也是文革在文化上从“破”到“立”的关键。当时领导这个运动的陈伯达说:人类文化是在东方(即中国)起源的,传到了西方,现在又回到了东方,但却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毫无疑问,这个“更高的层次”指的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1970年4月陈伯达在北大召开的批判爱因斯坦大会上号召发起群众运动对过去的科学重新评价,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理论都抛在后面”,发出“东方无产阶级的声音”。由此可见,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是毛主义宇宙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陈伯达在1970年夏失势后,上海帮的张春桥和姚文元进一步主导了文革的意识形态,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中心由北京转到了上海。早在1969年,上海就以复旦大学为中心成立了“上海自然科学大批判小组”,笔名“李柯”(即理科),和北京的批判爱因斯坦运动相呼应。姚文元对这个小组的批判爱因斯坦运动定了调: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真理观上的不可知论,宇宙论上的形而上学,方法论上的神秘主义”。此外,他还对大批判文章中涉及时间和空间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提法作了详细的批示,防止出现任何一点承认或者暗示时空有限的说法。“李柯”的文章用大号铅字印成特殊版本送毛。1970年夏天姚文元向“李柯”传话,说毛嫌他们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太深奥。于是1971年“李柯”对他们一篇最主要的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做了大量修改再送北京。

    

   强调不平衡和不对称——毛泽东与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谈话(1972~1973)

   1971年林彪事件给文革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带来沉重打击。毛泽东在暂时退却,允许周恩来一定程度上“纠偏”的同时又从宇宙论的角度进一步为文化大革命寻找合理性,表现在他和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谈话中。杨和李是著名华裔美国科学家,毛泽东早在60年代初就注意到他们的研究对于自己的宇宙论思想的用途,在文革受挫之际急于从他们那里找到对自己“继续革命不断斗争”有利的“科学”证据。1971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方面邀请了一些华裔美籍著名人士来华访问,最早的就有杨李二人。邀请杨李二人来华,是文革中非同一般的事件,一定程度说明了文化上“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破产。周恩来是为了借他们的影响,恢复被文革中断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尤其是让学业优秀的高中生直接上大学。杨李对这一点也深表赞同。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在毛和他们会见时,谈话的重点却在于当代宇宙学的发展。

   1973年七月,毛会见了杨振宁,周培源作陪。毛向杨询问了哥本哈根学派和坂田昌一的研究,然后又和杨专门讨论了宇称守恒和不守恒(parity conservation and non-conservation)。毛问杨“轻量子能被再分吗?”杨说科学还没有给出答案。毛说物质一定可以无限再分,要是不能再分,过一千年科学岂不是没有事情做了吗?毛所关心的哥本哈根学派是经典量子力学,由玻尔和海森堡代表,它认为在物质的量子层次,测不准原理取代了通常意义上的“客观知识”,为此它曾经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为是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样板而遭到批判,从列宁开始到坂田和毛主义者都是如此。但到70年代它已是国际科学界的常识,所以毛也无法完全否定,只是间接表示他的好奇和疑问。宇称守恒和不守恒研究的是物质世界是否是在平衡中发展的,或者在何种程度上被不平衡打破。毛显然想知道的是不平衡的存在和作用。

   1974年四月,毛又会见了李政道,陪同会见的是中国另一位物理学家朱光亚,谈话重点在“对称”(symmetry),这是又一个和宇宙论有关的物理学概念。毛见到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对称如此重要?”李说他知道在中文中,“对称”表达的是均衡和稳定,而在毛看来物质世界发展的动力是不平衡和不稳定,或者说不平衡和不稳定比平衡和稳定更普遍,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都应如此,所以毛对物理学如此强调对称感到很不解。毛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举例说自己的右肩比左肩高,但左眼比右眼视力好。李告诉毛说绝大多数自然现象是对称的,也有很多是非对称的,但现象上的非对称不等于普遍原理上的非对称。为了向毛说明这个问题,他作了一个简单的演示:他拿了一支笔放在一个本子上,把本子先朝毛的方向倾斜,再朝自己的方向倾斜,笔于是先朝毛那一边滚,再朝李一边滚。李说在每一个瞬间,笔的运动看上去是非对称的,但整个过程的基本动力又是对称的。

   毛和杨振宁及李政道的会见在中国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文革极端反智的气氛下,很多人对杨李被毛待以上宾之礼感到宽慰,尤其是在对爱因斯坦的批判中,杨和李也曾经被作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代表而被点名;对于极左派来说,毛见杨李当然是对极左路线具体做法的某种节制,但毛在会见时对宇宙论问题表达的强烈兴趣又为文革意识形态的发展发出了新的信号,提供了新的话题。

    

   天体物理学——毛主义宇宙论的最后阶段(1973~1976)

   随着林彪和陈伯达的垮台,以张春桥和姚文元为代表的上海帮成为文革意识形态更重要的代表。原来在批判爱因斯坦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上海“李柯”等写作班子在1973年创办了《自然辩证法杂志》。这是一份对于研究文革后期意识形态有非常独特价值的出版物。《自然辩证法杂志》在创刊当年出版了两期,之后为季刊。创刊号的编者按中宣布头三期重点在天体物理学,宇宙学,物理学和生物学。这些学科很明显是为了迎合毛本人的三大科学兴趣:基本粒子,宇宙起源与发展,以及生物的起源。和具体的科学技术领域不一样的是,这些宏大的学科既涉及自然界的基本秩序,又都是“唯物辩证法”的抽象概念和纯粹思辨最有用武之处的,正好适合对自然科学既一知半解又自命掌握了根本规律的人。

在《自然辩证法杂志》头两年半(1973年到1975年)的10期杂志中,至少有13篇主要文章是对天体物理学的讨论,这充分说明天体物理学在这一时期毛主义宇宙论中的重要性。天体物理学之所以如此受重视,是因为当时国际天文学界的一些发现动摇了宇宙无涯,时空无限这个毛主义宇宙论的基础,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矛盾和斗争的普遍性等等当然也就会成为问题。尤其引起毛主义者不安的是美国科学家在60年代中期发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又称3K背景辐射)和对这个发现的解释。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天文学家哈勃就发现了河外星系光谱的“红移”现象,这表明这些星系在远离我们。根据这个观察,哈勃提出宇宙在膨胀,如果往前倒推,那么结论是宇宙有一个起点,时间和空间就都是有限的。五十年代俄裔美国科学家伽莫夫进一步提出了“大爆炸”的假说,认为宇宙是有始有终的。这个假说一产生,就受到了苏联科学界和哲学界的反驳和批判,但到了后斯大林时期,尤其是60年代以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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