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1905年:科举制的幻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90 次 更新时间:2005-06-17 01: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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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纲  

  

   士大夫的末日

  

   1905年,光绪皇帝断然颁诏,废除“科举制”,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变。如果没有这场事变,施行千年的“科举制”躯壳就有可能延续至今。尽管教学和考试内容改变了,受了近代高等教育的莘莘学子,仍然会用传统的“功名”作头衔。那么,今天中国大中学生们的学位证书上面恐怕还会写着“进士”、“举人”和“秀才”。这样的假设不是没有根据,如谓不信,请看清朝《钦定高等学校章程》(1902)“第四章:学生出身”的规定:“恭绎历次谕旨,均有‘学生学成后赏给生员、举人、进士’明文。此次由臣奏准,大学堂预备、速成两科学生卒业后,分别赏给举人、进士。”这里明白是说,为了鼓励学生念新式的“高等学堂”,学有用之学,朝廷将来不但对新学堂的毕业生委以重任,对讲究“功名”者,国家还承认其“同等学历”,授予“举人、进士”头衔。可惜1902年的“新政”来得太晚,已经救不了清朝的教育,更救不了“科举制”。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1905年的夏天,是中国士大夫魂断科举路的日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顷刻间醒成一枕黄粱。自从“戊戌变法”的“变科举”以后,士大夫们已经栖栖皇皇了好多年,一直担心朝廷要“废科举”。议论许久的“停科举”谕令终于颁布,西太后和光绪皇帝批准了袁世凯等人的奏请,《清帝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中断然宣布“废科举”:“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着即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为了“推广学堂”,必须把科举停掉,让士大夫死了那份读“四书五经”,钓“布衣卿相”的侥幸之心,驱赶他们去念那些用曲里拐弯的“横行文”写成的“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动植物学和外国文。”

  

   儒家文化作主体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历来把学校教育和官员考选合二为一。“科举制”是统一考试制度,朝廷通过它来录用文武职官员。“科举制”不是孤立的,它紧密依托全国统一的教育体系。《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乡有庠,县有序,国有学。”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教学制度,很早就从地方到中央逐级建立了“家塾”、“乡庠”、“县学”、“国子监”的学校体系,比较起来,欧洲到近代才形成“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制度。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大学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建于1096年。法国巴黎大学建于1179年。孔夫子开办的学校不论,就以晚起的民办学校“书院”论,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创办于公元976年,比“牛津”还老了120年。还有,中国自汉唐以后,就用考试取士,国家通过逐级考试,选拔人才。比欧洲各国从十九世纪以后才施行“文官制度”更要早了千把年。“县试”一年二考,从私塾选拔“生员”(俗称“秀才”)。“秀才”参加“乡试”,三年一试,中为“举人”;“举人”得以公车赴京,参加“会试”,及第者称为“进士”;最后,“进士”们面见天子,由皇帝亲自出题“殿试”,名列“三甲”者,第一名称为“状元”,第二称“榜眼”,第三“探花”。1904年西太后七十大寿时增开的“甲辰恩科”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科科举考,当年来自直隶肃宁人刘春霖,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状元”;广东清远人朱汝珍是“末代榜眼”,广东番禺人商衍鎏是“末代探花”。

  

   清朝自认为是挑了一个不错的时机,把“废科举”作为“新政”的主要内容推出。1905年,国内相对平静,北京稍稍能够喘息,似乎还有一线希望生存下去。在“文武南北”张之洞、袁世凯的辅佐下,清朝还想靠着最后的“新政”,顺应世变,维持国祚。其实,清朝已经完全溃烂,扶起了骨架,却掉下了痈疽。挖掉了痈疽,却长不出新肉。病入膏肓,大厦将倾,清朝上下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程度,太后、皇帝、亲王和大臣们,合议着下了几副猛药,1905年都拿出来了。除了“废科举”一招外,派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民权,开始“预备立宪”是另一招。如果说“预备立宪”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废科举”就是“文化体制改革”。从迟迟不肯“变法”,到急急忙忙地“政治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并举,从1905年清朝拼命自救的急切心情来看,真的是痛下狠手,孤注一掷了。

  

   “废科举”和“预备立宪”都没有能够挽救清朝,清朝在六年后终于灭亡。倘是以成败论英雄,那就只需说任何失败的改革都不是好改革,1905年的改革当然也不是好改革。但是清朝灭亡的原因显然不只是1905年里过于急切,而是清政府前几十年里的“变法”过于徐缓,迟迟没有对症下药。 “行立宪”是比较彻底的“国体”变革,早就应该施行,但在以前的几十年里,连“改六部”这样的“政体”变革都一直不愿推行,只是用新设“总理衙门”和“南北洋通商大臣”来搪塞应付外国人。清朝的政治,对内是一套,对外是另一套,结果是两套体制并行,两套话语并用的“双轨制”,导致旧体制拖累新体制,新话语不胜旧话语的尴尬局面。几十年里,清朝不是不想变,也不是没有变。清朝的外观变了,可是学西方只是“徒袭皮毛”,变内政只是“敷新不除旧”,没有对旧体制动大手术。从几十年拖着不办,到同一年里一起办,不乱才怪。

  

   被国家遗弃的举子们失魂落魄,人数来得多。按照张仲礼《中国绅士》中设计的方法并统计的数字,太平天国以后全国各省在“正途”上奔走的“生员”数字达到910,597人。加上主要是通过“捐纳”的途径,花钱买来的“监生”数字有533,303人,中国绅士的总人数达到了1,443,900人。据统计,十九世纪后半期,江苏的绅士人口占总人口的2.5%,浙江更达到5%。清朝为了延续濒临崩溃的残破体制,给多缴税赋地方的县学扩大招收学生的权力,“暂广学额”、“永广学额”,大大突破了原来“大县四十,小县二十”的学生指标。读书人阶层急剧膨胀,比清朝前期扩大了好几倍,连“孔乙己”这样的人也在念“四书”,可见十九世纪末叶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人数之多。据陈独秀《实庵自传》回忆,他参加“江南乡试”的时候,南京城里陡然增加一万多人,每人消费五十元,吃喝赌嫖,总消费额达到五十万元,南京的店家赖以为生。“恩科”、“捐纳”、“广学额”,都是清朝自己玩出来的“扩招”游戏。一手制造出如此庞大的士大夫阶层,忽然又说玩不下去,“不玩了”,把士大夫全部推向了社会,自谋出路。

  

   废除科举制,是士大夫的末日,还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大危机。1905年的“废科举”,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震荡的烈度足以撼动清朝根基。虽然清朝人都知道,这次“变法”,不但变了清朝的“祖宗之法”,还变了汉唐以降历朝历代的“千年大法”,但是强烈的反应还是出于当时人的预料。“废科举”以后,士大夫阶层分崩离析,轰然地倒塌,解散的情景几乎是作鸟兽散。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坚折断了,离散开来的士大夫,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加剧了全国的动荡。原来设想“废科举”是推动“西学”,挽救朝廷一项具体措施。结果却是导致了更大的社会重组,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新旧教育体制和考选体制的不衔接。原来皓首穷经,通过科举正途,等着候补为官的士大夫精英阶层一夜之间跌落到了深渊,全没有了出路。盛产举子的江南地区有一句土话,俗称那些屡试不第,科举不成的老童生是“文不会拆字,武不能卖拳”的废物,是乡人们可怜和嘲笑的对象。确实,清末的读书人就象没头苍蝇一样,给官员当幕僚,给军阀当文书;下海学生意,上山投袍哥;做账房、卖拳头、充郎中、代写书信,“三教九流”的队伍中,无不有昔日的读书人。

  

   艰难的“教育体制改革”

  

   把太平天国后清朝的军事重建和学校重建作一个比较,是有趣的事情。原来,清朝最精锐的军队是入关时期建立的满、蒙、汉的“八旗”,是当初马踏中原,征服全国的“中央军”,其次是入关后编练的“地方部队”性质的“绿营”。太平天国动乱中,驻防“八旗”先被打垮,从各地调集的“绿营”也是一冲而散。只有曾、左、李募集的“民兵”性质的“团练”发展成“湘军”、“淮军”,与“长毛”死缠烂打,最后借华尔“洋枪队”之力,剿灭了“太平天国”。“同光中兴”阶段,朝廷内外深知“洋枪队”的厉害,刻意编练“新军”。新式装备,洋操训练的“陆师”、“水师”次第建立,顶替了“八旗子弟”。从“八旗”、“绿营”、“团练”,到“湘军”、“淮军”,再到“新军”,清朝的军事重组颇费周折。其实,同样是在曾国藩、李鸿章的主持下,清朝的教育体制建设也经历了一番更替。“科举制”下挂的从“县学”到“国子监”学校体制不能培养“洋务”人才,“洋务派”着急要改造学校体系。从同治年改造“书院”开始,到光绪年间建立“中西学堂”,再到宣统时期仓促新办“高等学堂”,都是在旧体制框架下进行的,目的是要出新人才,但客观上也能挽救“科举制”。无论是“书院”、“中西学堂”,还是“高等学堂”,哪怕是正统的官学――“县学”,只要真正研习“西学”,让通“洋务”的毕业生能够顺利登上仕途,受到重用,通过考试录用政府文职官员的“科举制”是比世袭制、幕僚制、卖官鬻爵制和党派干部垄断制都更合理的制度,不必废除。

  

   从同治年开始,曾国藩、李鸿章运用“封疆大吏”的权限,在地方上发动“书院改造”运动,把原来大多由民间举办,学者掌控的私立学校――“书院”,改造成“新式学堂”。上海“龙门书院”的改造和“格致书院”(1874)的创办,都堪称成功,“西学”进入学校课程,学生开始学习“天文历算”和“万国公法”。上海“格致书院”采取了“中外合资合作办学”的模式,用外籍教师授课,有著名翻译家傅兰雅;也有外资捐款,英国公使威妥玛,怡和洋行、汇丰银行都出了钱。“格致书院”的计划非常宏大,企图在各省建立分院,把“西学”覆盖全国。 “格致书院”的课程非常“西化”,“声光化电”、“代数几何”。李鸿章积极支持了这项计划,带头捐了一千两银子,开学以后,他还以“李鸿章”、“刘坤一”、“盛宣怀”等人的名义“课题”。他们给学生的考卷出题目,诸如:“问《大学》格致之说……?”审这样的题目,做出来的“策论”,无非就是要学生在“四书章句”里面读出“科学精神”来。同光时期的“洋务派”希望书院学生都能“中西并重”,“不废经书爱西书”。一旦将来“变科举”成功以后,把“西学”加入“科举制”,“书院”学生就能踊跃参加考试,打败那些“迂阔腐儒”。

  

   清朝不限制任何人的“兴学善举”,中外人士都可以办教育。“书院”作为民办公助学校,机制灵活,体制开放,是最有可能补救“科举制”弊端,端正清朝“教育体制改革”方向的措施。当时外国教会为了打入社会上层,阶梯就是“科举制”。他们纷纷举办的中文学校,都采用了“书院”体制,目的也是要附和既有的“科举制”,让学生能够“不废功业”。英国伦敦会牧师米怜1818年字在南洋马六甲捐资办学,为了要吸引缙绅阶级的子女入学,把校名定为“英华书院”。后来如福州的“格致书院”(1852)、上海“清心书院”(1860)、通县“潞河书院”(1867)、苏州“博习书院”(1870)、武昌“博文书院”(1877)、上海“圣约翰书院”(1879)、“中西书院”(1881)、“圣玛利亚女书院”(1881)等等,二十世纪后都演变为现代体制的“大学”、“中学”,但在创办之初,都多少是企图与“科举制”并轨的“书院”。

  

曾国藩、李鸿章的“西学”态度决不“保守”。1862年,奕訢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学习外语、天文、历算和各门科学;1863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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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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