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简论李慎之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3 次 更新时间:2014-01-21 2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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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 (进入专栏)  

    

   李慎之先生逝世后,人们表达的怀念和崇敬之情,其广阔和深刻,远远超出了想象。李慎之的意义不仅是一个道德形像,他的思想具有一个时代的代表性,对于争取自由和民主、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其年龄、地位、经历相似的当代优秀知识分子相比,李慎之思想的特征在于对自由主义的明确认同和大力提倡。鉴于知识界有人质疑李慎之是否算得上“自由主义者”,鉴于不少人难于厘清“党内民主派”和“自由主义者”的界限,而明确二者的区分在思想上理论上自有其意义在,因此笔者欲对李慎之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作一初步探讨,并借此说明他的思想的性质和意义。

    

   在当代思想坐标中的位置

   李慎之先生逝世后曾有一阵,海内外有人对于他算不算思想家有过激烈争论。大致说来,持否定意见的人是用一种绝对的、学院派的学术的标准。我认为,李慎之应不应该被称为“思想家”或“大思想家”,是不太重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因为人们对何谓“思想家”有不同的评判标准。至于李慎之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具有梁启超、胡适那样的地位,这只能留待历史来评判,崇敬李慎之且自认为是其同道的人士,不必匆匆地为他争历史地位。

   重要的是要准确理解李慎之在当代中国思想坐标中的位置、在当代中国政治变革中的作用。对于落后、不幸、现在处在变革的关键时刻的中国而言,重要的不是李先生在世界历史坐标中的绝对位置,而是他在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相对地位。即使如典型的学院派思想家罗尔斯(JohnRawls),在他过世前发表的重要著作《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中开篇就说,政治哲学的四种作用中首要的就是实践作用,即在解决社会中分裂性的政治冲突和秩序问题时所起的作用。[1]所以,我看重的不是李先生的学术建树,而是其批判现实、破除旧意识形态的彻底性,以及他在新旧交替时期回答中国思想界紧迫问题时所表现的睿智和洞见。

   在这种比较中,横向比较更重要,也更有现实意义。横向比较,当然是和他那一代人中情况相似的优秀分子比。有两个人可与李慎之作比较。

   一个是周扬,他有理论修养并追求理论建树,据说经历“文革”后思想大彻大悟。且不说体现他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雄心的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是王若水、王元化为其捉刀代笔,不能算其真功夫,即以其见识论之,他在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作论证时,居然还把延安整风运动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提并论,作为人类三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先例之一。其实,即使不看后来出版的高华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许多人也知道“延安整风”究竟是怎么回事。从周扬那里可以看到,所谓“大彻大悟”之后的党内最优秀的理论家的思想水平究竟有多高,他们不但无法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甚至还身陷粗鄙的毛泽东思想的罗网而不能自拔。

   第二个可以和李慎之比较的是于光远,他们两人是极要好的朋友,于光远对于思想解放运动的贡献、对极左派和极左思想的坚决斗争有口皆碑,因此一般人很难看出李、于两人思想有什么区分和高下。于光远以常说“我是一个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自得。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就说他不怎么高明,真正的问题在于他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就觉得自己很高明。于光远相信自己正确,他把自己和左派的斗争看成正确与错误、真马克思主义与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不但如此,当他认为当局在维护科学而弱势群体反科学时,他支持用政权力量对付那些处于弱势的群众。这一点能够最清楚地表明于光远与李慎之的区别,对于光远而言,重要的是信念、观点是否科学、是否正确;对李慎之,以及对一切自由主义者而言,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是第一位的,然后再谈是否正确,“我可以反对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王力发表回忆“文革”的文章,于光远联合其他人借助官方加以封杀,他们说:“怎么连‘文革’余孽都要出来说话!”就对言论自由的态度而言,于记马克思主义和专制主义并无什么区别,共同的思维逻辑是:因为你的言论不正确,所以你没有言论自由!

   李慎之从马克思主义转向自由主义,从表面上似乎很简单,不过是回归常识常理;但结合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看则极不简单,因为需要冲破重重思想罗网。可以说,他是从他那一代人中单骑突进,几成绝响。

    

   当右派是思想变化的关键一步

   像李慎之这样早年投身中国共产党革命,并在革命队伍中取得较高地位,一路春风得意的人,最后要宣布自己真正服膺自由主义,确实非常不容易,其中的曲折和转变,值得认真分析。

   首先应该看到一个基本事实:中国许多早年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其动力和怀抱之理想,一方面是不满现实、有救国救民之愿,另一方面是个性解放、追求自由民主。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不少人找共产党、投身革命的原始动机是反抗父母包办婚姻,是要争取自身的自由,他特别告诫这样加入革命队伍的人要改造思想,由追求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变成自觉的革命战士、党的驯服工具。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文中也表达了相同意思,要求知识分子把内心深处那一点自由理想铲除干净。

   革命机器的改造力量是极其巨大的,而另一方面,人性也是极其顽强的。于是,在革命导师的改造、重塑威力和个人保持人性良知不泯之间,形成了长期、艰苦的拉锯战。只有看到这一点,才可能明白为什么会不断有知识分子党员“犯错误”,而中共“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任务则始终难以完成。不少人摆脱不了矛盾心理:一方面为革命胜利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为革命中的阴暗面和不人道而怀疑、痛苦。处于这种思想困境中的人太多太多,丁玲、王实味、萧军……但认识彻底的人却并不多,韦君宜是其中之一,她到头来是全然的悔恨、彻底的否定,而李慎之作得更好,他不但大破,而且大立。

   对李慎之来说,思想转变并非易事,他虽然天性豪放自由,且受“五四启蒙运动”余风熏染,但中共文化人的另一次革命的“新启蒙”对他影响更大,使他认为什么学说、主义都比不上马克思主义。从他自己当年最为得意、也备受称赞的文章“和平的敌人原形毕露了”可以看出,那时他的革命立场有多坚定,革命的世界观有多完备。

   客观而坦率地说,李慎之还算不上“生而知之”,甚至算不上“学而知之”,他是“困而知之”。当右派的厄运使他深省,使他猛醒。

   作一个对比可以让我们看到思想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我这里想到的是德热拉斯(MilovanDjilas,1911-1995)。他已经是南斯拉夫的副总统,真正的统治者,没有仕途上的挫折,没有权力斗争中的失利;他就是看到革命的胜利者变成了人民的统治者,革命的理想已经失落,压迫重新出现,而主动、毅然告别权力和荣华富贵(用中共老干部们好听的说法就是,放弃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和位置”),写出彪炳千秋的《新阶级》,因而被投入大牢。(写到这里不由得要附带发点议论:南斯拉夫革命后的现实,对德热拉斯来说,是不合理、不能容忍的;对“思想解放”之后的中共最先进的知识分子来说,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王国,鼓吹南斯拉夫道路还是异端。现实条件差别有多大,思想的差距有多大,思想的进化有多难,由此可见一斑。)

   曹长青在评价李慎之的文章中说:“李慎之是在失去社科院副院长位置之后才开始反思的”。这话不对,李的反思始于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而且反思得相当彻底。

   李慎之原来是现政权的宠儿,是直接为周恩来、毛泽东等最高层领导服务的。“反右”运动前夕,他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之职。苏共20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他主管编辑《参考资料》,供毛泽东“一日三参”,并向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汇报国际情况最新动态,吴列席中央常委会,将消息提供给最高层,也把最高层的动向和想法传达给他。“反右”运动开始时,毛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李慎之向毛提了“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的意见。毛的反应是:“大民主就是要上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

   李慎之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起初他感到被误解和冤枉,但很快就明白了:“‘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深刻的思考使他大彻大悟:“一直到大跃进,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在心里做戏了。我就对自己说了八个字:削肉还母,剔骨还父。”

   1989年“六四”期间,在戒严令公布之后,李慎之公开说出“我决不在刺刀下做官”的话,其言掷地有声,表明了与专制暴政势不两立的决心。

   我说“困而知之”并无贬义。当右派的人有两类,一类是章伯钧、罗隆基之类,原本的身份就被定为“资产阶级”,被打成“右派”后本性复发,对毛泽东是对立、敌视的;另一类是党内知识分子,与章伯钧、罗隆基名列同位,他们不但感到冤枉,而且感到被侮辱了。他们内心的最大愿望就是向党证明:“我是冤枉的!”他们宁愿扼杀“还原真实”的自然冲动,也要讨得“冤枉”二字。于是我们看到张贤亮的《绿化树》,看到电影《牧马人》,看到两个冤家丁玲和周扬在晚期一个保守正统、一个自由开放的错位。与许多右派分子感到委屈、极力消除误解、以回归“自家人队伍”不同,李慎之以当“右派”为自豪。他声言:“中国55万右派,我为第一人。”直到了解顾准的思想之后,李慎之才甘居第二。

    

   超越党内民主派,彻底反思革命传统

   李慎之在反思和批判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他的观点如此之彻底,使他和一般的党内民主派、与通常有正义感而看不惯腐败和专制的人有深刻的区别。

   一般的党内民主派,甚至吃过政治运动大苦头的人,其思想往往都摆不脱俗套,认识上落入以下窠臼:毛泽东领导的共产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在当时代表了自由民主的正确方向,只不过后来抛弃了正确路线,是毛泽东把代表真理、代表历史必然性的中国共产党带向错误道路的。据李慎之的好友何家栋回忆,在一次交谈中何说,“当初一直搞新民主主义就好了”,李立即纠正说,“民主就是民主,分什么新旧中外。”

   体制内的人再大胆和异端,也总是沉醉于“解放”和“新中国”这样的话语中。李慎之终于摆脱了这种“革命的自己人”意识,他认为1949年之后不过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延续。他在一篇论中国专制主义的文章中说:“这一传统之深可以从前几年还唱彻神州大地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还有‘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的歌声中得到充份的证明。”毛不过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搞的是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3]

李慎之并不因为革命的胜利而无条件地承认胜利后一切现实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作为曾经献身于这场革命的过来人,他难免会长久与自己投身的事业有割舍不断的感情,但他终于认识到,革命的致胜法宝是高喊民主口号,靠欺骗得手。《历史的先声》一书把毛泽东等在上世纪40年代抨击专制、讴歌呼唤自由民主的种种言论重新发表,李慎之在为此书之香港版写的序言中说:“看完这本书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但又是谁骗了我呢?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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