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雪梅:中国梦的形成和发展及理论渊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9 次 更新时间:2014-01-21 21: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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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雪梅  

    

   作为一个政治意义上的严肃词汇,中国梦概念诞生于被称为中国崛起年的2005年,并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2010年得到重申。2012年,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指向与依归,中国梦概念大放光彩。中国梦在当代中国具有重大意义,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和定性定量综合研究。

   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郑重宣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首次有力倡言,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激发了知识界的持续热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鼓与呼的理论文章如雨后春笋般迅速见诸报刊网络。为了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凝聚共识中成为现实,本文在梳理和研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揭示中国梦拥有无可辩驳的理论渊源。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一个政治内涵丰富的概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紧密相连,它最早出现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为了回应之前国内外舆论对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即将退居二线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连续性的种种疑虑和担忧,党的十三大报告在作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科学论断的同时,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界定为“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作出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宣告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持续到21世纪中叶。当时,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曾称赞中国领导人“正在推行一种大战略”,这个大战略“在连续性和向前看方面,比莫斯科、华盛顿或东京的战略都强,更不用说西欧的了”。[1](p.439)

   1997年2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后,国内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左”的思潮泛起,对改革开放进程造成了严重干扰。为此,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针锋相对地重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总结回顾了建党81年的历史,宣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肩负着的庄严使命”。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和“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并充满信心地表示,“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是“不可逆转”的。

    

   二、中国梦概念在被称为中国崛起年的2005年应运而生

   尽管中国梦作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词汇,早在1987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推出的热门话剧《中国梦》中就已与美国梦作了比较和诠释,而中国梦作为一个描绘外籍友人的中国情结、归国留学人员的报国情结和本土与外国企业家在中国的梦想的语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有使用,但作为一个政治意义上的严肃语汇,中国梦这一概念是由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2005年首次提出的。

   2005年被称为中国崛起年,这一年中国GDP以2.23万亿美元首次超过英国的2.03万亿美元,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第四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20%。这一显著的经济成就使得“中国威胁论”一时甚嚣尘上。阎学通是国内最早研究中国崛起的学者,他认为,“中国威胁论”事实上从1993年就已经出现,当时国际社会只是担心中国崛起。但到2002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东亚第一大进口国时,国际社会才开始真正讨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并集中关注“如果中国崛起,会给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威胁”这样的话题。[2]为了回击“中国威胁论”,为中国崛起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郑必坚在2003年11月初的博鳌亚洲论坛上阐释了中国开创的“和平崛起新道路”。[3]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势头越来越猛,①“中国威胁论”的论调越唱越高。2005年5月,郑必坚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就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美关系两大主题发表演讲时,首度提出“中国和平崛起所做的只是‘中国梦’”,同时声明中国在能源消耗上不会做“美国梦”,在人口流动上不会做“欧洲梦”,在增强综合国力上不会做“苏联梦”。[4]在2005年11月召开的“共济会三边委员会亚太会议”上,郑必坚重申“中国的和平崛起所做的只是基于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梦’”,强调“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文明的复兴”。[5]

   2005年末2006年初,时任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也同样敏锐地发现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崛起都需要有自己的梦想,并在2006年2月“两会”前夕预言:“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中国梦’”,并希望“有人能够把‘中国梦’是什么讲清楚”。[6]从2006年到2008年,吴建民连续发起召开了三届“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在2006年4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上,吴建民认为,中国梦具有规模大、领域广、与世界分享这三个特征,中国远高于韩国和日本的高开放度为中国民众、海外华人和各国人民提供了做中国梦的机会,因此“中国梦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7]叶小文提出,中国政府对内致力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呼吁共建和谐世界的“双和模式”有助于缓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引起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紧张关系及其对社会失范、文明冲突的双重焦虑,将为国家和个人带来圆梦的机会。[8]郑必坚阐明了中国梦与近代以来三轮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经历了从“救亡图存,强国富民”到“和平发展,文明复兴”的演进历程,“和平发展”意味着“中华文明在21世纪同其他文明不是通过对抗,而是在和谐与合作当中实现伟大复兴”,“文明复兴”中的“文明”是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综合”。[9]

   张颐武是我国较早和长期关注中国梦问题的文化学者。早在2005年7月,他就谈道,中国的市场化和全球化,中国千百万人民“视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为人生最大目标”的新的中国梦,非但没有使“社会整体性破产”,反而带来了和平崛起的新的历史景观,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新的全球格局下展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10]8月,他在唐季礼影视作品研讨会上发言,认为新的中国梦是“一个成功的梦,一个凭自己的勇气、智慧、创造精神争取美好生活的梦,一个充满希望的梦想,这是一个强者的梦想,一个每个个人冲向未来的梦想”;这个中国梦是“相信在这个国家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会,都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期望的梦想”;这个中国梦告诉世界,“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不是世界的问题,而是世界的机会”。[11] 2006年“两会”前夕,张颐武注意到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中国需要借鉴美国梦的经验,利用大众文化发展造就的平台,创造一个充满魅力的中国梦。[12]

   李君如是较早出版中国梦相关论著的学者,2006年6月,他在其著作《中国梦:和平发展的中国》中,阐释了两类中国梦——中国人的中国梦和世界各友好国家人民的中国梦,并把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梦想划分为两个阶段,前100年是为救亡而强国的中国梦,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中国梦,最终以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政治条件;后100年是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中国梦,是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梦,是对内和谐与对外和平相结合的中国梦。②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两个概念在2006年开始连结

   2006年9月,在以“中国与世界:和谐、和平”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郑必坚首先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这两个概念明确联系起来,认为13亿到15亿中国人的“中国梦”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相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本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复兴,是用文明的理念、文明的方式、文明的手段、文明的形象,在自主创新中实现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这五大文明在内的中华文明的复兴。[13]除此之外,也有把“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直接等同的观点。例如,何振梁在第一届“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上发言时,认为“中国梦”即“中华的腾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4]2007年,吴建民提出“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伟大国家”,[15]并相信中国能与世界共享中国梦,使得世界更美好。

   2008年3月,在第三届“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上,李君如表达了“希望北京奥运会推进‘中国梦’实现”的良好愿望。2008年8月,中国成功举办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主题口号的北京奥运会,这表明中国梦在某一方面得到了实现。但正如张颐武所指出的:“奥运这样一个中国人百年梦想的实现不是前进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和新的巨大的可能性的展开。”[16]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还没有结束,中国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到顶,中国人在中国和世界舞台上的辉煌其实才刚刚开始,中国梦还在延伸之中,强调国人“对于面前的问题和挑战的乐观和坚定”是“异常宝贵的”。[17]他称赞30年的努力已经让中国梦有更灿烂的展开,呼吁被称为“鸟巢一代”的年轻人在新的平台和起点上,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分享国家的光荣的同时,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光荣。[18]

    

   四、中国梦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2010年得到重申

   2010年,中国GDP首度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年初,被基辛格称为“必胜主义者”的刘明福出版了畅销一时的著作《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该书从国家角度阐述了中国梦,主张中国崛起和复兴的战略目标包括意识形态崛起、军事力量崛起、科学技术崛起和经济崛起,抨击了把中国崛起等同于经济崛起的错误理念,认为这只会把中华民族变成“经济民族”,断送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伟业。他认为中国应勇于参与国家竞争,敢于对弈美国,通过创造比“美式民主”更好的“中式民主”奇迹,创造比“福利国家”更公平的“财富分配”奇迹,创造比“多党竞争”更有效的“长治久廉”奇迹,完成从生存、发展、崛起到领袖的战略转移,取代美国成为21世纪的冠军国家。③

   从2010年5月1日到10月31日,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上海世博会隆重举办,7308万的参展人数创下了历届世博会之最。张颐武提出世博会是“中国梦”展开的大平台,展现了世界和中国一起前进,中国在融入世界的同时改变世界的新的历史篇章,其期许的不仅是中国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新的未来。[19]他认为中国30多年的伟大变革昭示了中国梦的基本内核,即“许许多多的个体通过自己胼手胝足的劳作,通过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发挥到最大来为社会和国家创造更好的未来”。[20]他担忧一些年轻人沉溺在抱怨文化中,用抱怨使自己的疏懒合法化,用社会问题使自己的消极合法化,与积极努力向上的中国梦形成了鲜明对照。他疾呼中国需要在和抱怨文化赛跑中不断丰富和升华中国梦,用中国梦激励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中国和世界。[21]

2011年6月,周天勇在其著作《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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