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麦考莱和他的《英国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5 次 更新时间:2014-01-13 21: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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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英国19世纪史家麦考莱所著《英国史》,是西方浩繁史著当中至为辉煌的作品之一。该书所述英国史事始于詹姆士二世时期,恰好上承大卫·休谟的著名史著;而从文笔上论,麦考莱也继承了休谟与吉本的史学传统,连同托马斯·卡莱尔等人一起,使得19世纪的英国史学臻于高峰。国内出版界继翻译出版休谟的六卷《英国史》之后,又计划出版麦考莱的这部杰作,这是学界与出版界共同瞩目的一件大事。

    

   一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于1800年10月25日出生于英国莱斯特郡。18岁时,他入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并在1824年10月当选为学院理事。他的第一篇文章《论弥尔顿》于1825年8月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从那时候起,他担任《爱丁堡评论》的固定撰稿人长达数年之久,也确立了他华丽浮夸、光彩照人的文风。他的一系列文章引起了托利党人、上院大法官林德赫斯特勋爵的注意;虽然他们的政治观点不同,林德赫斯特还是于1828年任命麦考莱为破产委员会的特派员。1829年,兰斯顿勋爵甚至在没有要求任何参选条件的情况下,就推选他进入议会。1830年8月5日,麦考莱在议会发表了第一次演讲;1832年担任主管东印度公司事务的管理委员会大臣。1833年,为修改公司章程,他和委员会的主席一起在下院积极奔走。不久,他即担任印度最高理事会的高级官员。按照新修订的法案,他可以享受高达1万英镑的年薪,1834年,他前往印度。于是仅仅在34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名利双收。

   在印度最高理事会任职5年之后,麦考莱于1838年返回英国,并于1839年3月开始着手撰写《英国史》。在担任印度最高理事会高级官员时,他即著述甚丰。在文章中他认为,印度的教育体系应该为英国服务,而不是致力于传播东方文化。较之他在《英国史》中的观点,这一观点对英国和亚洲的命运无疑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真正让他声誉鹊起的,还是他的伟大著作《英国史》。

   1839年9月,墨尔本勋爵主持政府事务。作为墨尔本的拥趸,麦考莱再次进入议会,并入主内阁担任陆军大臣。1841年政府垮台时,他徒劳地为政府积极奔走,遂重新开始《英国史》的著述。1846年约翰·拉塞尔勋爵主政期间 ,他重新担任公职,但在1847年爱丁堡普选中败北。1852年,麦考莱第三次进入议会,此后拒绝了内阁的邀请,并在下院发表了告别演说。从1847年到1859年去世,他的主要精力全部倾注在《英国史》的写作上。本书的前两卷发表于1849年,三四卷也在1855年面世;在他去世后的1861年,他的妹妹屈维廉夫人(也就是著名史家、《美国革命史》作者屈维廉的母亲)联系出版社,使第五卷遗稿得以出版。

   了解麦考莱的生平,颇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写作本书的思想与方法。麦考莱生在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家庭,其家族主营贸易和银行业务。在整个18世纪,他们的财富和影响力与日俱增;随着1832年《改革法案》的出台,他们又成为政治权力的拥有者。这个家族的命运,主要依赖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只要特许权的授予相对受限,贸易和制造业的大规模扩张就会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

   在英国贵族看来,1832年的《改革法案》意味着他们对权力的垄断彻底结束;而对乡绅们来说,《谷物法》的废除表明他们将陷入贫穷的深渊。至于英国国教的牧师,则在他们眼中,来自唯物主义、不信奉国教派、天主教复兴运动以及达尔文主义的挑战,意味着大规模的恐慌,意味着他们在文化上的影响力日益式微。实际上,贵族和乡绅在政治上还保有足够的影响力,能够保证托利党和辉格党的轮流统治;但这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和心理氛围都倾向于辉格党。人们普遍认为,只有进一步废除君主和贵族的特权,才能给整个社会带来进步的福音。

   在这方面,麦考莱与同时代、同阶级的大多数人一样,认为通过光荣革命,对天主教和专制主义的最终胜利拉开了新时代的序幕,随着《改革法案》和《谷物法》的废除,政治领域的进步达到巅峰,而物质领域取得的进步则在1851年的博览会上展现无遗。这是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对麦考莱而言,辉格党顺应上帝的意愿,给英国带来前所未有的进步和成就,这乃是一目了然的事情。证明这个观点,尤其是证明在他那个时代里英国独一无二的伟大,这就是他那部著名《英国史》最为明确的目的所在。他有着超乎寻常的野心,竭尽全力去美化和维护一个政党、一种信条和一个时代,在这个他生活的时代,在他自己以及同时代的中产阶级的眼中,他已经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功。他希望读者能够在这部书中获得愉悦,而不是接受某种指导;我们看看一个当时的评论家发表的文章,就充分表明了《英国史》给读者带来的愉悦:

   “麦考莱的文体之巧妙独一无二,在他的著述中,周遭总是笼罩着一层光环,让远观者目眩神迷,让身边的人们惊叹不已。毋庸置疑,这种风格通常会招致批评:为了证明一个简单的命题,他时常会苛刻地要求句子的和谐,追求不必要的对偶;从艺术原则的角度出发,有时文风过于复杂,有时句子又显得太过雷同。尽管如此,尽管许多人对类似的问题提出严厉的批评,但这部书魅力依旧。这部书让我们越来越爱不释手;在阅读当中,读者的眼中会逐渐露出狂喜。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在跟随着他的脚步前行,他的文风轻捷,迎合读者的需要。即便是平淡无奇的话题 ,他栩栩如生的描述也能让其大放异彩;他的观点就如近在眼前或远在天边的花朵,你之前从未注意、察觉或回忆起它们的存在……

   “这是我们认为独一无二的成就。那些读过前两卷的人,怎能忘掉其中的内容?怎样把其中重要的、激动人心的场景丢到脑后?毫无疑问,如果这部书在读者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叙事文体至高无上的胜利。这些场景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不仅仅存在于文字中。我们不必像之前在学校里记忆凯撒生平那样,通过记住这段或那段历史记录在书中的页码来回忆这些场景。通过麦考莱先生对人物、时间、行为的描写,我们为自己绘制了一幅真实生动的画面;当我们合上书本,一幅宏大壮观的场景在我们面前一一闪过。”

   这的确是麦考莱最希望做到的事情。还是在他的作品初版的七年前,他在1841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提及他所涉及到的历史时期;那时,他的英国史构思就倾向于选择从1688年到乔治三世统治结束这段历史时期:“可以用来生动描述的材料很多,我要写出一部作品,它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就能取代年轻贵妇们口中最近流行的小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是不会满足的!”麦考莱果然是做到了,他的《英国史》作为一部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巨著,不但在叙事风格,而且在思想结构方面,都独具匠心,以其戏剧性的写作手法和汪洋恣肆的雄辩力,锻造了史学记录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的飞跃,让后来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望尘莫及。

    

   二

   诚然,就历史评论家一般接受的标准,或人们归之于历史学家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来看,麦考莱的《英国史》并非无可挑剔,甚至是问题多多的。例如,他对战争场景的描写就不真实全面,他的作品无法与同时代法国的伟大历史学家相比,他竟然忽略了一些基本的史实,没有写明参与战争的双方情况。还有更为严厉的批评,关于那场欧洲各国联合起来所取得的对于路易十四的胜利,认为他片面地拔高了英国一方的作用,而严重低估了欧洲大陆对这场胜利的贡献。

   若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麦考莱的《英国史》,可以不费力气地列举出若干不足或瑕疵。首先,麦考莱的视野远非一个称职的历史学教授那么全面和缜密。英国的兴衰与海洋有着密切的联系,但麦考莱在指控威廉·潘恩、拉弗豪斯的格雷厄姆以及托林顿勋爵时,未免颇不公平。看上去《英国史》书中确实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疏忽:对于美洲和殖民地的贸易只字未提,也没有提及《航海法》,1660年王政复辟到那个世纪末,海外贸易的急剧增长也没有涉及。此外,保护农业的措施遭到忽略,1662年重要的《定居法》竟也没有提及。据此,有论者认为麦考莱缺乏某种客观的历史意识,没有展示英国史在他着意描写的那个时期的客观原貌。

   其实,在麦考莱那个时代,没有什么专业的历史学。博雅史家除了满足自己和公众的好奇心以外,没有其他义务。他要具备掌握全景的潮流的模拟能力和健全常识,其他方面只需要业余爱好者的观察力。讲究技术的史学和现代学术的所有规范一样,是由19世纪晚期的德国人发明的,兰克以前没有这样的东西。博雅史学与高质量的历史小说,例如《战争与和平》的某些章节共同点甚多,跟现在所谓专业史学反而共同点甚少。当然,现在的专业史学除了同行的作者兼读者以外,没有任何读者,也不指望任何读者。他们越来越倾向于紧跟极小范围的史料,避免做出任何概括性的解释。因此,公众的历史观主要依靠报刊影视和劣质历史小说,比起19世纪的黄金时代反而倒退了。

   其次,《英国史》所体现出来的麦考莱的性情和偏好,也有损于他对于历史的叙事。《英国史》的主旨在于描绘那个时代的英国精神,但颇为吊诡的是,麦考莱对哲学与政治思想不感兴趣或者说不甚了解,更不用说神学了。虽然他曾付出大量的精力了解17世纪英国的罗马天主教徒面临的问题,但他从未试着去了解天主教徒的内心想法。或许,约翰·洛克是辉格党内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在麦考莱选定的时代,正是洛克生涯当中最关键的时期;但即便如此,对于洛克的政治思想和理论,麦考莱也只字未提。至于辉格党与托利党的演变史尤其是它们之间的政治思想斗争之深层蕴含,麦考莱也没有给予格外的关注。麦考莱属于会讲故事的人,这种能力在现在的专业历史学家身上几乎失传了。他非常感性地了解权力斗争前线战壕内的想法。也就是说:他根本不信,这些人会为了形而上的理由活动。他更相信:这些人像职业外交官、棋手或间谍一样,迷恋游戏本身和手段的成败,极少尊重他们理论上的委托人,更不用说后世某些学者臆想的社会属性或思想派别。思想家在他的故事中没有一席之地,也有论者认为这恰恰是因为他太了解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了。

   就思想的丰富性来看,麦考莱的视野或许是相当狭隘的,比方威廉三世乃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只因他拥护辉格党人在英国的事业。但实际上,威廉之所以来到英国,是因为只有这样做,他才能扭转在欧洲大陆对抗路易十四的不利局面。麦考莱自始至终都在低估欧洲大陆盟友在战胜路易十四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人批评说:“为了凸显一个伟人(威廉三世),欧洲的其他人都必须成为侏儒。”当然,麦考莱倒也未必是真的歧视欧洲人,说他狭隘也不是很公允,毕竟英国人只是在一战结束之后才开始真正体会欧洲人;麦考莱的东西实质上是给帝国范围的读者讲故事,欧洲人并非他预设的听众。

   还有,麦考莱作为一位诗人,固然他的瑰丽文采使得《英国史》熠熠生辉,但过于夸张雕琢的排比铺陈和漫不经心的对比衬托,以及滔滔不绝的雄辩,也减弱了这部著作的可信度。难怪有人批评说他的语言风格不适合历史研究,为了吸引读者,使作品引人入胜,他通常会扩大事态,让矛盾更加复杂,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去制造问题,而是去解释矛盾,应对问题,这就需要慎密的判断力。但可以看出,“麦考莱先生对形势的判断十分精确,但对个人的判断却很欠火候。”固然,麦考莱的判断力也有很强的方面,但属于罗马式实际政治家的类型,不属于法国政论家或德国形而上学家的类型。他像塔西陀一样,不把公务和著作分开,他的知人论事与抽象分析是两码事。

如上所言,麦考莱的《英国史》尽管在叙事方法以及倾向性上具有种种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作品仍不失为一部叙事风格堪称伟大的历史学著作。麦考莱把历史与文学冶于一炉,将叙述与刻画融于一体,描绘了一幅他那个时代英国社会的画卷,讲述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制衡,社会各个阶级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形形色色人物之间的冲突。他取得的成功如此辉煌,任何想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不能不从阅读他的《英国史》开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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