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宫: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改革——从苏联解体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2 次 更新时间:2014-01-11 11: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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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元宫  
收购畜产品的价格指数提高了15. 69倍。[10]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集体农庄庄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使农业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得到了改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发展。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触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实质,国家收购各种谷物和畜产品的收购价格仍旧由政府决定,而不是由集体农庄庄员自己来决定,更不是由市场来决定,因为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存在市场经济,集体农庄庄员无权决定自己的生产活动过程和生产活动内容,也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如何分配,这一本质没有变化。赫鲁晓夫声称"现在我们已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亲切的家"[11]。因此,赫鲁晓夫推行的一系列农业改革措施多为应急之作,并没有从根本和实质上触及集体农庄制度,而仅仅是对这一制度的修修补补式改革。

   4. 盲目改革

   戈尔巴乔夫是历任苏联领导人中盲目推行改革的典型代表之一,他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往往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考虑,因而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这些失误对苏联解体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比如,在1985年上台之后不久他就在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提出了加速战略思想,以应对、克服经济困难,然而,当时,由于长期以来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从而造成了苏联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严重失调,他本应该下大力气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从而改善轻工业和农业的状况、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可是,他却提出并积极实施了加速战略,尽管他当时强调加速战略不是粗放的、纯数量的和速度上的加速,速度上的加速要在集约化的基础上实现,但是,从实质上看,加速战略的重点仍然是速度,而且仍然是把重点放在了重工业上,结果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失调,国家整个经济上不去,与此同时,消费品市场更加紧张,基本消费品在苏联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短缺,时常发生抢购风潮,民众感受不到改革带来的好处和实惠,因而逐渐对改革失去了信心,政府推行的改革政策和措施逐渐失去了民众的响应和支持。再比如,农业改革滞后,是他的又一个重大失误,尽管他口头上也重视农业,但是一直迟迟没有真抓实干,一直到1989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才作出了农业改革的决定,以致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食品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而这又反过来严重影响了改革的推进和深入。

   赫鲁晓夫也曾盲目地推行过一些改革措施。比如,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他在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和实验的前提下就要求改变苏联一直沿用的草田轮作制,盲目地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甚至要求苏联北部气候寒冷地区也种植玉米,可是,玉米在生长和成熟期都需要长时间的光照和炎热,结果导致苏联北部地区玉米大面积冻死。

   苏联领导人或拒绝改革,或拖延改革,或作修修补补式改革,或在问题和矛盾已经积重难返之际盲目改革,总之,在应当进行改革的时刻,没有及时而正确地进行改革,结果致使斯大林时期开创、形成且为其后继者们不断固化的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及其体制日益僵化而最终丧失生命力,直至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源于改革

   实际上,早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进行修修补补式改革之际,特别是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执政时期所犯下的种种非法行径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抨击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已经开始意识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着缺陷和问题,在1956年3 月17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12]在两天后的3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指出:"苏联内政错误主要是没有把农业搞好,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似乎太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苏联轻工产品几十年无改进。我在苏联当大使时去商店几乎没什么可买。粮食也一直很紧。农、轻、重如何摆是个大问题,值得从中吸取教训。"[13]在同年4月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 "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4]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太长,中国共产党人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间太短,经验匮乏,再加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作用,以及冷战等因素的影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未能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相反,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弊端和缺陷,在中国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反而得到了扩展。

   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进行实质性、根本性突破,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则是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的事情,因为这次会议的召开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心工作的拨乱反正,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也正是这次会议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自从中国迈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大地上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截至2012 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我国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1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及时而正确地实施了改革这一基本国策。

   1. 中国的改革顺势而为,顺时而为,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国的改革顺势而为,这里的"势"首先是指人心向背,在经历了20年的曲折探索,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后,广大的党员、干部、群众都渴望能在安定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下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勤劳来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期盼国家能尽早结束动乱步入正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忠诚和高度负责,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胆识,顺应人民对变革的迫切期待,毅然决然地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心工作的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

   中国的改革顺势而为,这里的"势"还指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本来,在1956年底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疾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已经不复存在,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已经转移到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上来,但是,很快就背离了这一正确判断,无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水平,无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为地拔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给整个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大灾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指导思想和中心工作的拨乱反正,开启改革进程,实质上就是恢复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的遵循,恢复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遵循。

   中国的改革顺时而为,这里的"时"是指时代特征。人类社会进入20 世纪70年代之后,时代主题逐渐由原先的战争与革命演变成了和平与发展,在和平的环境下追求自身的最大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综合国力的竞争又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正是鉴于这些变化,邓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地判断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6]正是基于对时代主题变化的正确判断,中国毅然决然地开启了改革进程,实现了指导思想和中心工作的拨乱反正。

   2. 中国的改革不是盲目的改革,而是理性的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改革

   20 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了改革进程,改革首先在农村拉开序幕,农村改革的第一步是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型集体所有制。之后,乡镇企业开始发展起来,为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出路,为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在农村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经过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由此加快了全面改革的进程。

   中国的改革不是盲目的改革,而是先通过试点试验、试错纠错、不断取得经验之后再加以推广,对此,邓小平同志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17]"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18]"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19]

   3. 中国的改革不是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场革命,是系统、全面、深刻的变革

   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因为改革的目的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中国的改革不是对旧体制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对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它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20]中国的改革是系统、全面、深刻的变革,既包括经济基础又包括上层建筑,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体制,既包括体制层面又包括思想观念层面。改革已经辐射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促使社会生活发生整体转型。

   4. 中国的改革正确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改革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把发展作为目的,因为只有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持续不断发展,才能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和困难,才能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局面,才能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把改革作为发展的动力,因为只有广泛而深入的改革,才能解决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各种问题,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出广阔的空间;把稳定作为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因为只有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和稳定的政局和政策下,改革和发展才会有保障。

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21]"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22]"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关系,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23]"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24]因此,中国的改革努力注意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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