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文波:高岗与张闻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43 次 更新时间:2014-01-10 09: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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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文波  
在遵义会议是有功的,又有能力,对他要善于使用。在制订方针政策时,东北局很重视张闻天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许多重要文件常由张闻天起草。他关于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份及我党的方针政策的论述,深受高岗的赞赏,把它作为东北经济建设的政策依据。东北解放前后,张闻天一直任辽东省委书记,1949年调整东北局时,高岗曾提议让张闻天重新担任组织部长,但被刘少奇否决,因为刘认为张闻天是“教条主义者,不能管党”。后来张闻天又因为供销社和私人工商业问题而受到刘少奇的批评。高岗认为张闻天在东北未能得到重用,颇为遗憾。

   在关于私人工商业问题的论争上,高岗明确支持张闻天的意见和看法。东北局制定私人工商业政策的指导思想,主要根据的是张闻天《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的方针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在《提纲》中,张闻天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列为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并认为,“东北的国营经济,由于过去的特殊历史条件,较之其他解放区都要发展。所有大的企业,差不多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因此,“在东北城市工商业中,国营经济已经占了领导地位”,而“私人资本经济在东北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今天已经落后于国营经济,将来还会落后于合作经济,其比重是不算大的”。而且“东北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中小资本家,尤其是小资本家为多”。从这个实际出发,东北局制定政策时,也就与关内有所不同。在高岗主持下,东北局讨论通过了这个提纲,制定了指导私人工商业政策,为繁荣市场,稳定物价,促进工商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然而,东北局的这些做法受到了刘少奇的批评,认为东北局在对待私人工商业的政策方面有“左”的偏差。1949年5月31日,由刘少奇起草、签发了党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并转来原东北局社会部负责人邹大鹏给少奇的信(邹大鹏在信中反映张闻天在1949年夏东北局城工会议上的所谓极左观点,他认为张闻天的报告对私人资本的意见是错误的,令他们“垂头丧气”)。电报指出: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电报批评东北局说:“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要求“东北局召集会议,要洛甫(张闻天)同志参加并发表意见”。不久,刘少奇赴苏路过沈阳时,与东北局常委谈了资产阶级政策和供销合作社的方针问题,从苏联回来又在干部中谈了这两个问题,批评了张闻天的主张。由于高岗正与刘少奇在苏联访问,便由张明远代李富春起草了给中央的工作报告,检查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方面存在的所谓“偏差”。高岗回国后,对这个报告很不满意,说李富春左右摇摆。后来叫马洪主持再作调查,又重新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高岗明确支持张闻天的主张,强调东北的私人工商业情况与关内不同,因此东北在执行对私人资本的政策上也应与关内有所不同。9月4日,高岗主持东北局常委会议,会上,张闻天郑重申明:体现城工会议结果的,应是由他起草、经东北局讨论通过的那份提纲,如果要批判应以这个文件为根据。至于他在城工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也并没有消灭资本主义的观点,无论什么讲话报告都不能断章取义。会上,高岗和东北局常委一致认为,东北局在执行中央关于私人资本主义方针问题上,没有犯路线错误。

   在供销合作社问题上,高岗也非常重视张闻天的意见主张。1948年秋冬,刘少奇在东北局送交中央审阅的经济提纲中批示:供销合作社“决不应当照商人一样去经营自己的业务,决不应当贱买贵卖,单纯地以赢利及分红为目的。”1948年12月,受高岗委托,张闻天为东北局起草《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在社员分红问题上,张闻天提出“按股分红”的意见:“在分红方法上,在今天农村经济文化条件下,不可能实行按消费能力的分红办法,而以按股分红为便利。但在政治上,则不论股金多少,任何社员都只能有一票权利,以保障合作社的领导权掌握在贫雇农和中农手里。”这显然与刘少奇的意见相左。在东北局会议上,李立三等支持刘少奇的意见,就张闻天提出的供销社入股与分红问题提出异议,发生了争论。1949年4月24日,张闻天专就供销社赢利分红问题致信高岗并东北局,系统提出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中心是不能把为群众服务与赢利分红对立起来。张闻天说:问题的本质不是赢利分红问题,而是合作社应当采取一种什么方针的问题。如果采取新民主主义的方针,采取正当的办法赢利分红,即使赢利分红愈来愈多,也是应当赞成的。,合作社为群众服务的方针与赢利分红,不是对立的东西,而是统一的东西。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合作社才能有很好的发展前途。”一律反对赢利分红,“是一种片面的绝对观点”。”为了解决这一争论,高岗把东北局内部的争论报告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毛泽东致信刘少奇等人,要他们发表意见。刘少奇于1949年6月8日回信毛泽东,表示:不赞成洛甫同志关于合作社赢利分红的意见。如洛甫同志所说的,无疑问,就要使消费合作社走上资本主义的路线。1949年夏,刘少奇访苏(6月21日至8月14日)途经东北时,对东北局常委谈到供销合作社盈利分红问题,批评张闻天的意见是“资本主义路线”。高岗回国后,东北局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召开常委会讨论关于供销合作社的目的、方针、入股、盈利分红、是否对非社员做生意等问题,并作出规定,但没有改变供销合作社盈利分红的做法,会后以高岗的名义报告中央,中央批示同意。1951年8月,高岗在东北合作贸易会议上作了《关于合作社若干问题》的报告,9月报给中央。没多久,高岗传达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的意见,说在供销合作社盈利分红问题上,毛主席明确表示支持张闻天的意见。1953年春,赵德尊传达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毛主席关于供销社、关于国营商业与合作社的关系等的意见,同时,中财委也提出了关于批发问题的意见,至此,供销合作社的工作才基本走上轨道。

    

   四、在“高岗事件”的漩涡里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到外交战线工作。1950年1月,毛主席没征求张闻天的意见就决定派他为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而且当即对外公布。张闻天也是从广播中才知道对自己的任命,就赶紧向刘少奇提出可否另换人,但是没有被采纳。(何方:《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与此同时,张闻天也肯请高岗代向中央反映意见,希望继续留在东北工作。高岗很无奈地对张闻天说,中央一定要你去,我也没有办法。2月13日,张闻天前往北京,在沈阳停留半日,向东北局交代工作。高岗对张闻天的调任深感惋惜,傍晚,他亲自到车站为张闻天夫妇送行。1951年4月,张闻天出任驻苏联大使。在高岗秘密访问苏联期间,张闻天与高岗经常会面,讨论朝鲜停战等问题。张闻天向高岗表示,他非常关心国内情况,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情况,请高岗设法送些这方面的材料。回国后,高岗让东北局秘书长马洪给张闻天带去一批农村、城市经济情况的资料。在出任驻苏联大使期间,张闻天对国内工业化建设提出许多积极建议。1953年3月26日,张闻天回到北京述职。3月28日、30日,张闻天前去看望刚刚调来北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高岗(1952年11月,高岗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同高岗谈计划工作。张闻天表示想在计委搞经济工作,高岗当即表示欢迎,并答应向毛泽东反映。随后,张闻天去安徽、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参观考察,历时一个月。5月25日,高岗请张闻天去国家计划委员会,参加听取纺织工业、轻工业部门的汇报。6月14日上午,张闻天去高岗处,对计划问题的报告提出意见。6月18-26日,张闻天受高岗委托代他起草《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大纲》,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此稿未被采用,但稿中的一些思想被采纳。

   在6月-7月初,张闻天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但7月初即因病离开会议,到北戴河修养。张闻天后来回顾说:“1953年6月中央召开财经会议,毛主席要我参加,说好捞一点资本回去,所以我参加了。”与张闻天一起回国的何方(时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长期做张闻天的助手)回忆说:毛主席要张闻天参加6月份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说让他“捞一点‘资本’回去”。这正合乎他想做经济工作的愿望,所以开始表现挺积极,找计委主任高岗和一些经济部门负责人了解情况。高岗还请他帮助起草了一份要在会上作报告的提纲(不过后来没有用)。会议开了不到一半,他就感到味道有点不对。一方面会议根据毛主席指示在批判薄一波;另一方面高岗在闲谈中又对他说了些“刘少奇在党内有个摊摊”之类的话,好象有点反对刘少奇的意思,但他却不摸底,也不便多问。因为他是被党内斗争特别是宗派问题吓怕了的,现在财经会议上这场斗争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生怕被卷进去。正好这时他得了感冒,于是就请假去北戴河休养,病一好也回大使馆了。

   1953年的全国财经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党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权威论著一般的论述是:这次会议上,由于高岗利用中央对财经工作的批评,把薄一波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上纲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其矛头暗指刘少奇、周恩来。这是借批评薄一波而影射攻击刘少奇。高岗篡夺党和国家更高权力的图谋在财经会议上已经露头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58—259页。)这次财经会议原定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但毛泽东在会前就决定:财经会议要从讨论年初引起极大争议的“新税制”切入。[1]会议第一阶段的进展还是比较正常的,讨论比较正常会上没有过激的争论。高岗还提醒参加会议的东北局的同志态度要谨慎谦虚,不要说过头的话。7月1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全国财经会议进行情况。毛泽东指示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13日,薄一波在九次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作关于财政、金融、贸易政策和工作的检查。14日起,与会代表对薄一波进行“批评与帮助”,会议气氛从此紧张起来。(《周恩来年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以检讨“新税制”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倾”错误。与会代表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上纲越来越高,涉及和批评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批评的不少人发言相当尖锐,如黄克诚批评薄一波有圈子;李先念说薄一波是“季诺惟也夫”;谭震林拍着桌子说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批评在7月中旬达到高峰。薄一波接连两次检讨都没有过关,他拒绝再做检讨。对薄一波的批判,还联系到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及关于东北富农等问题的讲话,会议形成了“批薄射刘”的局面,有了“批薄另有后台”等传言,会议出现了一些复杂局面。华东局的第三书记,向有“谭大炮”之称的谭震林甚至直截了当地对毛泽东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着党权(组织、人事部门)、政权(政法部门)和财权(财经部门);另一个是以你为首的司令部,大权旁落,这很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2]很明显,这话是冲着“华北山头”的安子文、彭真、薄一波等来的。王鹤寿认为:“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少奇一贯不稳”。会议期间,当一些大区领导和部队负责人集体(约二、三十人)在高岗带领下去看望在西山养病的林彪(有种说法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时,林彪“对少奇的问题提得很尖锐”,明确表示说“刘少奇在毛主席身边确实很危险。”[3]他们的话在不少领导中间有共鸣。

8月6日,陈云和邓小平先后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发言。8月7日,高岗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上发言。据张明远(时任东北局常委、秘书长)回忆:高岗的发言稿是他找几个人研究后,由马洪起草的,经过张闻天修改,事先征求过我的意见,言辞并不尖锐。高岗说,他的发言稿不但请周总理看过,还经过毛主席审阅修改,也给刘少奇看过,他还同少奇当面交换了意见,他向少奇表示,为了弄清是非,即使因此受处分,去当县委书记,也要坚持原则斗争到底。还说这一次少奇同意了他的意见和发言。高岗发言后,薄一波曾去找他交换意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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