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改革如何过大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6 次 更新时间:2014-01-08 2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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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 (进入专栏)  

    

   在过去的十年中,经济学家吴敬琏坚持不懈地推动市场法治化。在关于中国将往何处去的新一波大争论中,他坚信改革是唯一的出路。他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对中国改革议程的重启,都提出了中肯而切合实际的建议,他的声音和行动影响和推动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

   “您认为今后几年中国政府经济和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金融时报》评出的2011年欧洲年度财长的瑞典财政大臣安德士·伯利,在2013年12月6日访华期间,向83岁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不止伯利,全世界都想搞明白,在中国最高决策层做出全面深化改革一揽子计划后,未来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

   在此前35年的改革历程中,吴敬琏一直坚持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参与制定了一系列的高层决策,被视为中国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智囊之一,他也因此赢得了“吴市场”的尊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决定”中: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一直为市场鼓与呼的吴敬琏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肯定。

   那么,他的回答是什么呢?

    

   增长模式抉择

   在回答当下这个现实问题之前,吴敬琏一直在试图回答一个比这更为重要的问题:中国将往何处去?

   这位经济学者,在过去十年遇到的市场论战,比之前的20多年更多,更猛烈。仅仅一年前,他还忍不住发出预警:“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是什么让他发出了如此尖锐而敏感的声音?

   时光回溯至2004年,中国改革的第三次争论爆发前夕,作为市场经济的主要倡导者,吴敬琏遭遇了他成名以来最猛烈的攻击。

   这一年,香港大学教授郎咸平先后发文质疑海尔、TCL和格林柯尔的企业改制。同年8月28日,在北京的一场研讨会上,郎咸平“点名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经济学者,吴敬琏、张维迎、林毅夫、茅于轼等都在名单之列。

   《吴敬琏传》的作者吴晓波曾这样记述当年的情境:就这样,吴敬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不久前他还被赞颂为“社会良心”,如今却遭到被利益集团收买的指控。

   这一波争论就此升级,诸多学者、媒体、公众都被卷入其中,这场关于改革问题和方向的激烈争论,被认为是继1982年到1984年的第一次大争论、1989年到1992年第二次大争论之后的“第三次改革争论”。

   “改革开放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前途的战略措施,现在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反对,有人要否定改革,否定以市场为中心,去年10月反改革的声音达到高潮,我认为这个是值得气愤的。”第二年的两会上,吴敬琏忧心忡忡地说。

   吴敬琏更为担忧的是,当时经济转型的方向,出现了向重型化工业发展的趋势。早在2000年末,北京关于中关村发展何去何从的讨论,就引起了他对增长模式的思考,而2003年改革开放的另一个代表性城市深圳,也陷入了关于未来发展战略的争论。此后的2004年,吴敬琏对浙江经济发展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研。(《小康》杂志全程追踪了这次调研,详见2004年刊《吴敬琏调研浙江》)

   思潮与现实互相激荡,形势不容乐观。

   2005年12月8日,在首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吴敬琏作了“增长方式转变与全面小康建设”主题报告,他在演讲中说:“对有些人说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扰乱了市场化的方向,造成了各种灾难,我有异议,我认为这个判断根本上说和基本上说都是不对的。”

   在吴敬琏看来,“体制转变要消除这种障碍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政府,政府职能要转变。”他直接指出了其中四个体制上的原因:“第一是政府配制资源,土地资源、信贷资源的权力太大;第二,是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并不是一个全面的协调发展,而是GDP增长;第三,是因为我们的财税制度,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生产型的增值税,而生产型的增值税是直接跟产值连在一起的;第四,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严重偏离,行政定价扭曲,土地资源、信贷资源、水资源等等低估。”

   在2005年底出版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他不仅对2004年兴起的大规模兴建重化工业热潮提出质疑,更进一步明确指出经济增长方式包括集约型增长和粗放型增长,前一种主要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后一种则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他认为,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不仅是一项长期性的战略选择,而且是十分紧迫的现实需求。而其时中国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追根溯源,都与没有能够实现这种转变有关。

   一方面社会上弥漫着怀疑之前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声音,另一方面则是面临市场经济未来发展的歧路之争。在各种观念纷繁芜杂、庞大中国艰难转身的时节,吴敬琏理性思考的声音显得弥足珍贵。

    

   重启改革议程

   从2009年开始,以“中国模式论”为代表的“改革成功论”越来越响亮,而“中国模式论”的核心就是,未来中国需要强化政府、大国企、投资拉动GDP高速增长的发展方式。

   但是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却并不认同“中国模式”的概念,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来源于与市场规则、规律的(部分)契合,而出现的问题则是体制改革还不到位,还存在与市场规则、规律的错位。吴敬琏正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从2009年到2012年,吴敬琏不断地通过各种公众场合发声,他将历经三十多年沿革的经济体制概括为“半统制、半市场”混合体制,对改革停滞及这种停滞造成的多方面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指出如果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化、市场化、可持续发展,反而会倒退成发展水平极低而不可持续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甚至演化为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将往何处去?这正是吴敬琏最为担忧的问题,他说,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

   “中国这些年来,面对着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腐败的问题,以及它们带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都会愈演愈烈。”2012年底,在其新书《重启改革议程》的发布会上,吴敬琏如是说。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后,82岁的吴敬琏在不同场合,多次呼吁“重启改革议程”。他深刻认识到,改革不能仅是经济方面的改革,而应该是全面深入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社会改革。

   有人说为什么要重启改革呢?它不是一直在启动吗?

   吴敬琏在一次演讲中回应道:“为了避免社会危机的发生,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心,重启改革议程,真实地、而非口头上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法治模式的转型。”他直言不讳地说:“本世纪以来改革出现了停顿,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所以需要重启。”

   在他看来,这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

    

   市场决定未来

   转型为什么会受阻,改革为什么会停顿?

   2009年,在参加第四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时,《小康》记者曾追问吴敬琏:“早在1995年到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规划中,就已经规定了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的任务。2006年到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不但重提这一话题,还列举了转变的具体途径。但为何转变难以实现?”

   “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吴敬琏说,“但成效并不显著的原因不外有二:其一,这一转变遇到了许多体制性的障碍;其二,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还有待建立。”

   吴敬琏给出的建议是,要有一个顶层设计。从2010年到2013年,在提议重启改革议程的日子里,吴敬琏几乎每天都奔波在路上,出席各种会议,参加各种论坛,写各种文章,与不同阶层的人阐述他的改革思路,提出新的改革方向。

   什么样的市场,是吴敬琏理想中的市场?

   2013年11月7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随后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熟悉中国决策层文件起草过程的人们发现,这一《决定》吸收了吴敬琏的许多改革设想和建议。

   但在吴敬琏看来,最重要的是:“对10年的一个大争论,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回答。本世纪初以来,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原来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是不是错的?是不是应该加强政府对经济、对社会的管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资源配置中到底该由市场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

   这个回答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2013年12月19日,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吴敬琏详细阐述了《决定》一文中的关键话语:“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来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决定是个蓝图,它要指引中国在未来的六七年中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呢?”吴敬琏反问我们。他对这句关键话语解释说:“第一,它是统一的,也就是说是统一化的。第二,它是对所有的市场主体开放的,对内对外都是开放的。第三,它是有很强的竞争性。第四,它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是有序的或者说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而且是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是阐明市场、服务市场,而且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等这些要素市场。”

   在吴敬琏看来,一个升级版的2.0市场,是一个消除了条块分割、向所有市场主体开放的市场,一个消除了垄断和行政干预、在规则(法治)基础上实现有序竞争的市场。

   吴敬琏说,这也是他给瑞典财长安德士·伯利的答案。

    

   (本文部分参考《吴敬琏传》(吴晓波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吴敬琏、马国川)等著作)

    

   致敬辞

   他是市场经济一以贯之、不遗余力的鼓吹者,是“中国经济学界良心”,他是吴敬琏。他不屈就权贵和民意,致力于推动经济转型和社会公正,尽力为多数人谋利益。

    

   声音

   “政府在推进改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由于旧体制造成的实际问题。所以要尽量减轻这个短期的痛苦。但是,一定要注意给人民以利益,是一个长远的利益。”

   ——吴敬琏

    

   十年大事记

   2004年1月,再版《当代中国经济改革》,7月,在多个场合警告片面追求“重型化”的战略不可持续,引发“中国工业化道路经济增长方式”的论战;8月,“被动”卷入“国有资产流失”的论战。

   2005年,受聘为麻省理工学院公开课件项目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3月,在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提出“‘十一五’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问题”;2005年底在参加首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时作了“增长方式转变与全面小康建设”的主题报告,这一报告的主旨思想完整地体现在本年末出版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此书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和“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2006年3月,在全国政协大会上,重提国有企业的改革;当年9月出版《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2008年,在《中国企业家》发起评选的“30年最具贡献的十位经济学家”中,以最高得票率当选;当选南方报业集团、英国《金融时报》等“30年最具影响的十大经济学家”;

   2009年8月1日,就任阿拉善SEE生态基金会理事长;9月,在《财经》上发表总结中国60年发展的长文《中国经济六十年》;年底在中国第四届全面小康论坛获选为“中国全面小康杰出贡献人物”。在论坛演讲中,吴敬琏提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重启改革议程,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能够往前推进,那么转型、结构优化就能够做到。

   2010年,1月24日,迎来80岁寿诞;《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第三版出版,与此同时开始构思《重启改革议程》一书。

   2012年,十八大召开前后,在不同场合,多次呼吁“重启改革议程”。年底,他与《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合著《重启改革议程》一书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当下改革方向、未来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思考,引发众多关注。

    

   来源:《小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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