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回应桑德尔及其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98 次 更新时间:2014-01-08 10: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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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 (进入专栏)  

  
原编者按:李泽厚先生近期在美国完成一本对话体新著,书名即《回应桑德尔及其他》。

   桑德尔是谁?他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社群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因为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批判而著名。他为更多人(包括中国人)所知应该是因为他在哈佛大学讲授的一门课,课程名字叫《公正——该如何做是好?》(根据讲课内容整理的同名图书已有中译本,中信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20多年来超过一万名学生听了他的课。这是哈佛有史以来听众最多的课程,选修人数曾创下哈佛大学的历史纪录。据报道,他讲课的视频在网上已有超过1000万人次点击,其中包括了大量来自中国的观众。他显然不是纯粹书斋里的学者,他的讲课那样受欢迎,一个原因就是他极善于援引案例来展开讨论。近年来他更是不断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言,比如他的《金钱不能买什么》(中信出版社2012年12月版)甚至讨论了中国医院倒卖门诊号的现象,他最新的著作《反对完美》则是对科技界争议巨大的基因改良问题的讨论。

   正是这样一位哲学家,引起了李泽厚先生的浓厚兴趣,于是有了《回应桑德尔及其他》一书的写作。该书不仅有对桑德尔哲学的批判性讨论,也有李泽厚近年来新思考的集中呈现;它是中西两位著名哲学家的对话,也可说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书中有在普通人看来显得玄远的哲学思辨,也有对现实问题的发言;它讨论了具有世界普遍性的一些问题,也有针对中国的特别言说。

   我们相信,这本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著作一定会备受关注。我们在此选登该书部分内容,供大家先睹为快。

    

   理性与情理

   问:你知道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吧?

   答:知道。九十年代我读过一批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书,也包括他的《民主的不满》等。

   问:对社群主义你如何看?

   答:《己卯五说》(1999)特别是《历史本体论》(2002)中有所评论,已十多年了。迄今看法没有改变。简而言之,认为社群主义是具有长久自由主义传统的发达国家的产物,有参考借鉴价值,但直接搬用,危险甚大。

   问:Sandel近来很红,在欧洲、日本、中国到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被誉为学术世界的超级明星。你愿意以你的伦理学如“两德论”回应一下他的观点和问题否?

   答:可以。我不久前读了他的《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2010平装本)和《What Money Can’t Buy: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2013平装本)。他在这两书中,突出美国等(也包括中国)由市场经济(他赞成)走向“市场社会”(他反对),即一切均可买卖,已无道德可言,对此深表忧虑。他举了很多事例。中国还没到这一步,但已开始了,所以值得注意。当然,中国问题更复杂,市场还不够发达,正因为此,可以未雨绸缪,这也就是我要提出“两德论”的原因。

   问:《Justice》是世界畅销书。你印象如何?

   答:我欣赏它彻底避开了学院语言,深入浅出地触及要害,虽然在理论上并无原创。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Sandel是根据两百多年美国历史和现状,举例论证他的观点,中美在这两方面差异都很大,我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逐一讨论他那许多例证和问题,而只就他的基本观点从中国历史和现状作些回应。

   问:你刚才提到“两德论”,你还提出“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历史在悲剧中前行”、“和谐高于正义”等等,与他的问题相关吗?

   答:相关。这些基本观点可以回应他所尖锐提出“市场与道德”问题。但还得以我为主,从头即从中国传统的“情本体”等命题讲起。“正义”主要是“理”,而“和谐”是“情理”。拙著《论语今读》前言中说,“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是“情理结构”。《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一书又强调以 “行动(‘天行健’)—生命—情理—一个世界”与“逻辑—理性—语言—两个世界”来作为中西哲学、思想的根本性差异,认为“情理”而非“理性”是中国伦理学与包括Sandel在内讲“正义”的西方伦理学的重要区分的哲学基础,也是今天谈论“市场与道德”问题的一个要害。

   问:你不是一直强调“理性”吗?并多次提过Aristotle“人是理性的动物”的“定义”,但又强调“理性”不同于“情理”。

   答:“情”与“欲”相联,“欲”属于动物本能,Aristotle突出了人区别于动物本能的理性。但人又仍然是动物,不是神灵,不能摆脱欲望,所以就有这个“情理结构”的问题。Aristotle和许多西方哲学家如Hume也对人的欲望和情感作过各种细致区分和大量的经验描述,但未在根本上进行讨论。与此不同,中国原典儒学一开头便重视这个问题,并以之为出发点。

   问:但你也说过,汉代便讲“性善情恶”,宋明理学更是“存天理,灭人欲”,贬低情感的地位。

   答:所以我说要回归原典儒学,承继“道始于情”、“礼生于情”而提出“儒学四期”和“情本体”。

   问:看来,在讨论Sandel之前,先得谈谈“理性”“情理”这些问题。例如,什么是“理性”,它从何而来?

   答:这样一来便要扯得很远,的确是从头说起,而且又得老重复自己了。以前我便多次说过,“理性”一词解说纷纭。我基本界定它是人类群体将其活动自身及其对对象的把握加以可重复的秩序化、规范化、形式化,以语言记录保存在群体成员的自觉意识中,并传递给下代,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动物族类的心理构建。而这个“人类群体”的基本活动就是制造—使用工具以获得生存的物质实践,我称之为工具本体。

   问:但你同时又提出和强调人类独有的心理构建。即你所谓的“双本体”论。

   答:后者也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如以前所说,其中包括三方面:A)由语言训令所呈现的群体规范对个体行为以及本能欲求的控制和主宰的理性凝聚即意志;B)由动作到操作—技艺所完成并发展为逻辑和数学的理性内构即认识;C)秩序、规则、形式对个体感知的渗透交织的理性融化即审美。这已讲了几十年了。在这三者中,理性与情感的结构关系便很不相同。

   问:你一直把“理性”追根溯源归结为使用—制造工具的活动。但一些动物不也有此活动吗?

   答:这问题已回答了很多次。使用—制造工具活动的普遍性(无之必不然,即人不能生活)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使用—制造工具的多样性成为人类生存的充分条件(有之必然,使人类生活不断发展),这就是区别于黑猩猩等动物使用—制造工具不同的地方。有此普遍性和多样性,上述“理性”才能产生或出现。

   问:所以你强调“学而第一”,使用—制造工具并非天生能耐,是需要经过“学”才能获有和传递。

   答:《论语》一书,强调的便是“学”。《论语》当然不是强调学制造工具,而是强调“学做人”。这恰恰就是伦理学。伦理学的对象是人的行为,即使在原始状态,规范人的行为也先于规范人的认识,这一点我在八十年代已讲过。“礼”就是行为规范。孔子一生讲“礼”,“学”什么?学“礼”。人要“立于礼”,就必须“学”,“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这个“学”就不只是“学”获得“理性”,而是“学”如何构建塑造人区别于物的“情理结构”。为什么原典儒学重礼乐并行,即以此故。所以我说不是神秘的“天”,也非先验之“善”,而是脚踏实地的“学”,才塑建出人的“情理结构”,构成了人类本体。

   问:你一贯强调“理性”不能替代“情—理”,逻辑、语法不能等同于心理。大脑大于意识,意识大于理性。

   答:这也是中国哲学传统,既重视人是理性动物,同时重视人是具有本能欲求和自然需要的生物体,不能用某种道德的理性理念将它们抹杀。今天的市场经济打开了这个本能欲望的魔盒,有效地、充分地满足并制造出人的各种欲望,以至“物欲横流”。光用理性原则和道德律令,不讲情理结构,不能解决问题。Freud发现了超我对本我的压制。各种宗教教义和各种主义教条以理性律令来压制情欲。八个样板戏里无爱情,但今天重来,恐怕行不通了。

   问:因此你想以“情本体”、“情理结构”来建立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独特地位?

   答:它其实更是对当代西方流行、中国学界也效颦不已的后现代反启蒙反理性哲学思潮而发。大家知道,我一向反对反启蒙反理性,非常肯定理性与启蒙,但同时又强调不能止于理性与启蒙,认为理性如何与情绪、欲望发生关系、产生人性,才是更重要的课题。后现代反理性是破坏性的,我讲“情本体”、“情理结构”,再度提出人性问题,是建设性的。并认为它来自中国传统,却有世界普遍性,希望它与在现实实践中的中国之路能相交会配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如此。

   问:你的“情本体”或“情理结构”作为哲学性概念是否同一?

   答:不同一,着重有所不同。“情本体”是就它对人是有根本价值、地位而言。“结构”是就它与“理性”具体交织而言,突出的是“情理”关系的各种不同比例、比重和变动不居,这也就是复杂的人性。

   问:今天心灵哲学已经把“心灵”研究弄得细致了,你提出这种模糊笼统的“情本体”、“情理结构”又不去细化,有何意义?

   答:我是从“人类如何可能”探究“人性是什么”才提出“情理结构”、“情本体”等宏观概念和问题,与心灵哲学可以沟通但并不相同,上面似乎已经讲过了。宏观视角不解决问题,但试图给人启发。

    

   情·欲·钱

   问:因此,你也是说,不同于Sandel,你是在中国传统基础上提出“情理结构”来谈“市场与道德”等问题?

   答:可以这么说。总命题是“人性”。亦即是“何以为人”?这恰恰也是伦理学的命题。我已反复说过了,我不赞同上帝造人,也不赞同自然演化(biological evolution)。我不承认有天赐的“良知良能”,不管这“天”是自然、是上帝还是理性,人的伦理道德也是如此。人包括其伦理道德都是自我建立和生成,这个“自我”也决非“原子个人”,而是群体社会,是历史和教育即社会性的成果。我比较喜欢Heidegger的前期和Wittgenstein的后期,因为他们都抓住了“人生在世”的“此在”和“生活形式”、“生活之流”(语言之本)。我想由之进而探求这个“人生在世”和“生活之流”其中便包括伦理—道德的来龙去脉,其中“动”、“度”、“情本体”便成了重要环节。与好些研究中国哲学大讲传统的学者不同,我不采取对西方哲学隔绝、疏离、不闻不问的态度,而是主张尽量吸收其中养分来发展自己的传统,并以此突破希腊—欧洲哲学的话语主流统治世界的局面。Sandel举了大量金钱所不能或不应买的事例,但他恰恰没突出“情”是钱所不能够买的。

   问:Sandel突出和反对市场对道德的无孔不入的侵害。他并不反对市场经济,却未提出反对这个“侵入”的底线,即市场和道德的分界线在哪里,或到底什么是金钱不能买或不能买到的?

答:如上所说底线或金钱不能买的就是情感(emotion/feeling)。市场原则是理性的“平等交换”、“自由贸易”,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回应Sandel要一开头从“理性”和“情理”、中西哲学差异讲起的原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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