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猛:论反腐败的刑事政策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5 次 更新时间:2014-01-06 20: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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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猛  

    

   【摘要】为了更加有效地治理腐败问题,有必要对当前刑事政策作体系性思考。本文从刑事政策概念展开,从横向、纵向两个角度对其体系与结构进行论证。在纵向结构上结合我国当前腐败形势对我国根本刑事政策给予客观评价,并进而在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框架内提出具体建设性意见,旨在构建科学合理的反腐败刑事政策体系。

   【关键词】刑事政策;根本刑事政策;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

    

   一、刑事政策的概念

   一般认为,对刑事政策进行有意识地学术运用,首推被尊为“现代刑法学之父”的德国刑法学理论启蒙大师费尔巴哈(Von Feuerbach,1775—1833),其在1803年出版的刑法教科书中,首次提出了“刑事政策”(德文为Kriminalpolitik)这一概念,将其界定为“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1]

   刑事政策学虽然在我国确立较晚,但是近年发展很快,但是,由于方法、视角、立场的不同,对于刑事政策的概念、研究对象与范围,其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关于刑事政策的概念,学界有广义说与狭义说之分,广义说的代表人物有卢建平、曲新久、梁根林等,如梁根林教授认为刑事政策应该界定为“国家和社会整体以合理而有效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为目标而提出的有组织地反犯罪斗争的战略、方针、策略、方法以及行为的艺术、谋略和智慧的系统整体。”[2]狭义说的代表人物有高铭暄、何秉松、陈兴良等,如陈兴良教授认为:“刑事政策是指国家以预防及镇压犯罪为目的,运用刑罚以及具有与刑罚类似作用之诸制度,对于犯罪人及有犯罪危险人发生作用之刑事上诸对策。”[3]有学者又将广义说分为最广义说与广义说,将狭义说分为最狭义说与狭义说,此不为本文探讨重点,在此就不作深入研究。

   对于二者的异同点,严励教授概括道:“广义说与狭义说研究的起点相同,都是研究犯罪原因;终极目的也是相同的,都是研究犯罪对象,区别在于研究的视角不同。狭义说以探求犯罪的原因为依据,批评现存的刑罚制度及其各种相关的制度,从而改善或运用现行的刑罚制度及各有关制度,以其防止犯罪的对策。可见,狭义说的视角是立足于刑事法以内,在刑法以内研究如何运用刑罚、改良刑罚来对付犯罪。广义说的视角不局限于刑法,而是在探究犯罪原因的基础上,超越刑法以外去寻求防止犯罪发生的对策,可以说一切能够对付犯罪的方法、措施和手段,都是刑事政策研究的对象。这就突破了刑法的范畴,而从更广的意义上来研究应对犯罪的一切对策。其中包括应对犯罪的社会政策,比如教育、就业等与应对犯罪有关的社会政策。”[4]

   严励教授与卢建平教授的观点相同,认为应该采取广义说,如卢建平教授认为,“中国的大多数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往往倾向于对刑事政策作狭义的理解,即将刑事政策视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法政策或策略,或等同于党和国家在处理犯罪问题、对待犯罪时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这种狭隘的刑事政策不仅妨害我国与其他国家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阻碍了我国刑事政策学研究的发展和兴旺,而且也不利于我国科学、合理的刑事政策的制定与实现。”[5]

   笔者认为,犯罪治理是一项综合的工程,刑事法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正是由于单纯刑事法在对付犯罪上的捉襟见肘,作为不大,才使得刑事政策超越了单纯刑事法的范畴,甚至超越了法律的范畴,而成为“刑事政治”。[6]由此,“在界定刑事政策概念的时候,广义刑事政策的视角、理念应当是我们认识和考察刑事政策的出发点和方法论基础。”[7]但不可否认的是,刑事法仍然是刑事政策的重中之重,“刑事政策所关注的重点则是狭义的刑事政策所界定的国家运用刑事法惩罚、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实践,而刑事政策的核心则始终是国家运用刑法预防和惩罚犯罪的有效性和正当性的考量、批判和改进。”[8]本文也正是在以上观点之上,从狭义的刑事政策学出发,在单纯的刑事法范畴内对反腐败的刑事政策进行研究,但是,又不囿于刑事法,还着眼于广义的刑事政策的视角,对于刑事法政策以外的其他政策有所涉及,使得刑事法政策与其他政策有效衔接,使得反腐败的战略与策略取得更大实效。

    

   二、刑事政策之体系与结构

   “刑事政策作为打击和预防犯罪的系统工程,是由不同层系、不同结构的具体刑事政策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而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在刑事政策的整体系统中,任何具体的刑事政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然处于不同层系的政策系统之中。”[9]

   关于刑事政策的内部结构,由于划分标准的不一,自然分类也不同。关于刑事政策的分类,有学者进行了综述,[10]如:

   按照刑事政策制定的主体不同,可分为党的刑事政策与国家的刑事政策;在党的刑事政策与国家的刑事政策中,按照主体的层次,可分为中央的刑事政策与地方的刑事政策;

   按照刑事政策的层次,可分为总的刑事政策、基本刑事政策与具体刑事政策;

   按照刑事政策调整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对某类犯罪行为的刑事政策和对某类人的刑事政策;

   按照刑事政策调整范围的不同,分为全国性刑事政策与区域性刑事政策;

   按照刑事政策指导功能的不同,分为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犯罪处遇政策;

   按照刑事政策的指导效力的时间不同,分为长期性刑事政策和临时性刑事政策;

   按照刑事政策调节的法律部门不同,分为在刑事诉讼方面的刑事政策、在犯罪方面的刑事政策、在刑罚方面的刑事政策、在行刑方面的刑事政策;

   按照结构组成的不同,将刑事政策的横向结构分为定罪政策、刑罚政策和处遇政策,纵向结构分为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

   笔者比较赞同从横向、纵向两个角度对刑事政策进行分类。在纵向结构上,可以将刑事政策分为根本刑事政策、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

   在横向结构上,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实体刑事政策和程序刑事政策。首先,刑事法律分为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两部分,刑法是实体法,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程序法保证实体法的贯彻实施,二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在我国,刑法学者研究、关注刑事政策学的人不少,而刑事诉讼法学者则凤毛麟角,此分类有利于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去设计诉讼制度,更有利于保证刑法的贯彻实施,共同起到控制犯罪的作用。其次,李斯特于百年之前就提出了“整体刑法学”的理念,而在我国,储槐植教授也曾提出“刑事一体化”的主张,其基本要点在于,刑法和刑法的运行处于内外协调状态才能实现最佳社会效益。实现刑法最佳效益是刑事一体化的目的,刑法和刑法运行内外协调,即刑法内部结构合理(横向协调)和刑法运行前后制约(纵向协调),是刑事一体化的内涵。[11]梁根林教授也在其著作《刑事政策:立场与范畴》中提出了要在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去研究刑事政策学,所以,实体刑事政策与程序刑事政策的提出也符合刑事一体化的思想。最后,刑事法的目的是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是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如果单纯从实体法的角度讲刑事政策,则犹如无水之舟,所以,只有站在刑事政策的高度合理设计刑事诉讼模式,才能保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所谓实体刑事政策,就是与定罪、刑罚、行刑处遇以及犯罪预防等实体法相关的各种反犯罪斗争的策略、方法等。所谓程序刑事政策,就是与刑事诉讼程序、刑事证据等程序法相关的各种反犯罪斗争的策略、方法等。实体刑事政策与程序刑事政策是刑事政策的一体两面,实体刑事政策是与程序刑事政策相伴而生,相随而亡的,两者关系极为密切,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同等关系,无论是实体刑事政策,还是程序刑事政策,对于解决社会冲突或纠纷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实体刑事政策是内容性政策,程序刑事政策是形式性政策。刑事政策学发端于刑法学,刑法学者关注、研究者居多,在我国也属于起步阶段,刑事诉讼法学者则对其探讨不多,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其实,任何一种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都是为了更好、更有效地与犯罪作斗争,其当属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

    

   三、反腐败之战略——根本刑事政策

   1.根本刑事政策与战略、刑事战略

   所谓根本刑事政策,学者观点大致相同,如:根本刑事政策是国家和社会整体组织对犯罪反应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具有全局性和终极性指导意义的根本活动准则。它体现在刑法明文规定的目的和任务、基本原则以及国家和执政党提出的其他法律文件或政策性文件中。[12]又如:根本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和社会整体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的全过程,即犯罪防控的全过程,具有全局性和终极性指导意义的根本活动准则。[13]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战略”一词的含义之一是:“比喻决定全局的策略。”[14]该词源于战争或军事行动,其本身包含了谋划、谋略、计划、策略、战术等多重含义。20世纪中叶以来,战略已经远远超越了战争领域,被人类的多种行动所采用,从战略的本意来看,主要是用于一种复杂性、困难性的任务,并为这一任务的完成提出一个策略性、系统性的计划。战略思维包括目标导向、重视环境、关注长远、重视策略和对策。[15]

   根本刑事政策由于其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在刑事政策中具有战略性的意义或者战略性的地位,所以笔者也把根本刑事政策等同于战略。有的学者也使用“刑事战略”一词,该学者将刑事政策分为刑事战略、刑事策略(刑事方针)和刑事战术三个层次,其与根本刑事政策、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相对应。[16]

   2.我国反腐败之战略

   腐败的历史由来已久,人类与其斗争的历史漫长。“有关腐败的报道与日俱增。这清楚地表明,尽管世界上的很多地区都在进行着抑制腐败的努力,但是腐败实际上仍在增长。这一点还表明,腐败并不是发展中国家所独有,或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如果说腐败问题在工业化国家十分严重的话,那么在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腐败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危机。”[17]

对世界反腐败的形势以及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确立正确的反腐败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也曾经看到有一些学者写的《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的文章,笔者认为,制度创新无可厚非,但是要根治腐败却是没有认清形势。按照学者的分类,反腐败有四种状态,第一是腐败程度高且不可维持,第二是腐败程度低但不可维持,第三是高腐败程度但可以维持,第四是低腐败程度且可维持。[18]“透明国际”组织就曾指出:腐败的存在历史和人类一样长,在反腐败方面,最高的期望是腐败能够被控制在可容忍的限度之内。如果孤立地执行一些反腐败政策,就不会产生什么效果。[19]“反腐败成功的目标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能够使腐败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这种控制的程度或者是高腐败下不失控,或者是低腐败下难以持续;第二层次是能够实现低腐败状态下可持续;第三层次是把腐败彻底消灭并不再复发。”[20]第三层次可以称为反腐败的应然状态,但是也是一个遥不可及、难以实现的状态,或者是一个理想;所以,第二层次就成了反腐败所追求的较为现实的目标,而世界多数国家在现阶段要实现的目标就是第一层次。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低腐败的状态,其战略就应该着眼于保持这种目标并使其可持续,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高腐败的状态,则其战略目标应该选择成功控制腐败,使其达到低腐败程度,并使其实现低腐败状态下的可持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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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刑事杂志》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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