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华:教育不平等的身心机制及干预策略——以农民工子女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2 次 更新时间:2014-01-03 19:5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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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华  

    

   摘要:基于问卷调查、深入访谈、参与观察和现场实验等多元方法,发现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平等的两种社会心理机制:家庭中父母期望的自证预言效应和学校中遭遇的刻板印象威胁;而身体机制则体现为农民工子女的不良健康状况及其被贬低的行为习惯。针对教育不平等的身心机制,设计了提升农民工子女学业成就的两种简洁有效的干预策略,即传授智识增长论和建构多元评价体系。这两种干预策略能够有效提升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成绩,改善其学业认同,并降低刻板印象威胁体验。期望干预策略也能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利环境。

   关键词:教育不平等;身心机制;自证预言;刻板印象威胁;干预策略

   作者高明华,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哈尔滨150028)。

   本文为方文教授主持的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11JJD840003)的部分成果,并接受哈尔滨商业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感谢乐国安、方文、卢晖临、熊易寒、张晓、王甫勤等师友的指导和匿名评审人的中肯意见。文责自负。

    

   国内有关教育不平等研究大多关注高等教育,认为基础教育阶段的阶层不平等受教育扩展“饱和定律”的作用已明显下降,不平等集中体现在高等教育阶段。

   学者们讨论一个令人忧思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机会总量增加,特别是高等教育机会扩大,却并未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明显缩小教育不平等的差距,相反,教育不平等有日益扩大的趋势。一些向中下阶层倾斜的“补偿原则”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善这些阶层成员在较高教育阶段的不利状况。

   这背后的原因被归于体制因素,即机会分配“市场化”和选拔机制“精英化”的教育体制改革。前者导致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成本不断攀升,那些拥有丰厚社会经济资本的家庭经由资源转化模式而实现优势积累;后者则体现为严格的逐级考试制度和系统化高难度的教学内容,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家庭通过文化再生产模式维持和提升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

   国内有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一般将农民工子女在教育上的不利处境归于户籍制度歧视。已有学者批评这种取向是“对于户籍制度与农民工问题之间关系的本质化的理解和处理”,其在揭示农民工问题的一个面相/维度的同时,遮蔽了其他面相/维度,而后者并不因户籍障碍的去除而得以解决。

   国内教育不平等研究及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教育不平等研究集中于高等教育,忽视了存在于初等教育中的不平等状况。事实上,弱势人群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利地位是低教育阶段不利的延续和集中显现,而不是突生结果。“在大学生群体中,人们看到的是社会出身影响的最后合力”。

   其次,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偏重于宏观结构或制度因素的束缚作用,缺少对微观心理机制的探究。在教育不平等的宏观视角中,学校内部和家庭内部成为不被关注的“黑箱”,而正是在其中运作的心理动力机制导致教育机会扩张并没有带来教育平等。

   既有研究不仅缺乏对心理机制的关注,而且未能看到身体化的不平等在教育领域中的作用。社会阶层位置在学生身体(健康状况及行为习惯)上雕刻印记,不平等不仅是资源占有的分化,也是身体化的。

   再次,已有教育不平等研究重视消极社会因素的存在,缺少对提升学业成就的积极干预策略的探求,或者只是给出结构层面的变革建议。一些政策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因此这些政策建议的实施需有复杂的程序支持。在社会身份和阶层位置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的现实条件下,可以通过简便的社会—心理干预策略,帮助不利群体学生抵御负面社会力量的作用。这些策略通过改善那些独立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因素而达到提升学业成就的目的。

   …………

   五、对相关研究的意义

   (一)社会不平等研究的新路径

   身体和心理是社会不平等研究的新路径。本文讨论了心理因素如何卷入阶层不平等的再生产。实际上,在性别不平等背后,存在着同样的心理机制,即父母的低层次期望和学校中的消极刻板印象。在资源有限的底层家庭中,父母对女儿的期望远低于儿子。在科目选择和不同科目的学业成就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生不擅长数理化”是广泛存在的一种刻板化观念,女生也明确知道这一消极社会信念的存在。既有研究表明,在数理科目上的性别不平等不是源于性别之间的能力差异,而是刻板印象威胁导致的结果。

   (二)干预方法的广泛适用性

   本文讨论了以社会心理干预提升农民工子女学业成就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以干预方法改善不利群体处境,同样适用于已经进入职场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面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工作干预正在并将持续地成为推动中国劳资关系转型的力量。

   可变论或发展论思维方式的积极作用并不局限在个体层面,同时也能够扩展至人际关系层面;指导人们正确看待社会交往方面的困境和挫折,并努力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社会归属干预策略的目的。在现有劳动力体制和独特的工厂政体双重规制之下,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会丧失社会归属感和价值感。在这种境况下,实施社会归属的社会心理干预必要且紧迫。

   (三)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存在不足。第一,对于干预研究的效果,缺少长时段跟踪研究的考察。多元评价体系的积极效应局限于实验室场景;对于传授智识增长论的干预研究,笔者虽然进行了跟踪,但持续时间仅为一个学期,更长时段的效应有待证明。尽管国外已有研究证实了这种长期效应的存在,但在中国弱势群体学生中,干预效果的稳健性尚需后续研究检验。

   第二,因人力和财力限制,干预研究实施的规模较小,在本文总结的干预程序作为一种规范性程序推广前,尚需较大规模的研究来检验和修正,以使其更加简洁、精致和规范。在将其应用到更大规模样本时,需要加入前测的程序,这有助于剥离前期差异的影响,也能进行前测与后测的对比,它将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对比构成互补,更好地考察干预研究的效果。

   第三,本研究对象属于小学阶段学生,而中学阶段的研究尚待补充。农民工子女进入初中后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初中学生的构成比小学生更具异质性,他们会接触到更多的城市学生。接触会带来融合,但也可能产生偏见和歧视。其次,由于高考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中的很多人不能在当地城市参加中考,因此,在升入初中后,他们面临更加紧迫的人生抉择。所有这些都会给他们带来不同于小学阶段的心理后果和身体意涵。

   第四,相对于宏观结构视角,从微观机制讨论教育不平等有其局限性,例如,它可能会忽略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所总结的教育不平等的身心机制只是对宏观视角的补充,而不是替代。面对日益增长的流动儿童群体,干预能够改善的范围有一定限度,所以需审慎看待干预研究的效用;社会心理干预策略是在结构层面的改革缓慢推进期间可以利用的降低不平等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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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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