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铁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兼论中国发展模式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7 次 更新时间:2014-01-02 21: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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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铁城  

    

   [内容摘要]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市场的万物商品化逻辑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并已造成全球规模的生态危机、频发的金融危机和各国的社会危机。鉴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国际经济一体化最终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重申波拉尼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对当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唯有将全球化的市场逻辑重新“嵌入”社会整体的组织原则之中,才有可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为此,必须“找回国家”,重建国内社会并在国际体系以及区域层面加强国家间公正的和开放性的合作以建立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对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求“崛起”的中国来说,外部区域合作以及内部制度型福利国家建设的社会民主主义方向应当成为未来发展模式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 全球化 商品化 市场逻辑 社会逻辑 发展模式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国际体系最大的现实背景。它推动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极大地提高了资本积累的规模与效率; 但同时也给人的生存环境、给身处其中的民族国家及其国内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冲击和侵蚀。“全球化究竟是什么?”“如何应对全球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对于民族国家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一背景下寻求正确的国家方向或曰发展模式,以获得外部的安全环境、内部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本文旨在阐释全球化的真正意涵,在此基础上指出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 思想对当代所具有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并在最后部分以欧洲和日本分别作为正反参照,浅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

  
 

   一、全球化的实质: 自我调节市场逻辑的全球扩张

   全球化是一个体系性现象,因此,对于现代世界体系本质的认知是真正理解全球化的前提。而借助“世界体系论( world system theory)”这一认知框架,我们可以更透彻地把握现代世界体系的本质。作为理论代表人物,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将现代世界体系的实质恰当地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既然这个体系究其根本是经济的且是资本主义的,它就必然遵循资本积累的逻辑,换言之,就是“万物商品化”和“利润至上”的市场逻辑,这也是推动该体系不断向外扩张的根本动力所在。“积累啊,积累,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表达的即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这种本性的洞悉和讽刺。

   沃勒斯坦认为,这一体系起源于15 世纪后期的欧洲,它在空间上不断扩张,到19 世纪后期囊括了整个地球。 西蒙·克拉克( Simon Clarke) 亦指出:从重商资本主义以来,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它依靠从中国和印度至大西洋沿岸的欧洲国家的贸易网络,突破了国家和地方政权的限制,不断发展壮大。资本向生产的渗透进一步加强了资本在各个王国内部的统治,并指向世界市场。17世纪和18世纪的商业扩张,为英国的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工业革命的动力来自于英国资本对于世界市场的控制,把世界市场作为不断扩大的产品销售地点,并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支付的自由化,把资本积累扩大到世界范围。19世纪成为资本主义自由扩张的时代,并在那个世纪末将地理范围扩大至近乎整个地球———当然是通过掠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手段。列宁论断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对我们这些身处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人来说,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却并非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虽然资本主义体系生来就带有国际性的胎记,但它从广度和深度上真正成为全球性的体系却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因此,沃勒斯坦称它为一个“历史体系”(当然,沃勒斯坦用“历史体系”来指称现代世界体系也表达出其终将消亡的意涵) 。实际上,也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视野之中,才可以真正理解作为体系资本积累最新阶段的全球化的实质及其所带来的影响。说“万物商品化”和“无休止的利润追逐”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原动力,仍只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式表述,若要分析其具体的动态的扩张过程,就必须谈到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简言之,资本主义经济会出现周期性的生产过剩-一般利润率下降危机,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先天痼疾。危机导致的停滞与萧条阻碍着资本通过增殖来实现其自身,因而必然要寻求各种方法来突破危机。正是这种内部张力推动着资本积累逐步扩张直至全球规模,所以,全球化虽不是自动的,但却是资本积累动力机制不可避免的表现。沃勒斯坦用“等级式商品链的经常性调整”来解说这一过程,认为资本主义体系解决生产过剩的方法向来是调整生产体系,使资本主义有机体吸进新鲜氧气以实现自我维系。新鲜氧气是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它通过商品链的经常性调整而实现,即“下放”商品链等级结构中的一部分业务,从而把资金和努力集中到利润率较高的商品链的创造性环节上去。把等级中某些特定过程“下放”,经常导致生产在地理位置上的重新配置,也就是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这种解说是和它的体系经济空间三区域划分( 中心- 半边缘- 边缘)相对应的,也就是说,国家和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为资本的这种积累创造了可能条件。如此,资本主义体系在克服生产过剩危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心- 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全球性商品生产链和市场; 另外,经济停滞也势必导致过剩资本通过向欠发达地区借款和各种金融投资( 包括投机)的形式来实现其自身。总之,扫除一切障碍,实现最大程度的自由流动是资本积累的内在需求,而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逐步扩大的将自然、货币和人不断“商品化”的过程,是一个市场逻辑不断伸张的过程,当代的全球化即是迄今为止资本主义这一过程所达到的最高阶段。

    

   二、全球化的后果

   威廉·格雷德( William Greider)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一书中,形象地将全球化比作一部强壮、庞大而可怕的机器。它“穿过开阔的地带,置熟悉的边界于不顾;……在向前挪动中,这部机器抛出大量的财富和施舍物,而与此同时,却留下巨大灾难的沟壑”。的确,全球化代表着市场逻辑的全球性扩张,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财富,但同时也将自然环境、货币与人抛进了由买与卖的逻辑所主宰的市场之中。一方面,市场的经济逻辑以资本积累为最高原则,要求资本畅通无阻地自由流动,全球性资本积累则要求资本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流动,要求自然、货币以及人的完全商品化。而这必然会给自然生态环境和民族国家的国内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冲击;另一方面,跨国资本集团主导的商品生产链的全球再配置所形成的中心- 半边缘-边缘结构,使处于商品链下游的国家或变成粮食、原料和能源的供应地,或变成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而财富却大量流向上游国家,在体系层面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严重失衡,并大大激化了民族国家之间为力争上游而进行的竞争。

   跨国公司为逃避母国的各种工业规制而将重污染生产向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转移,造成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恶化; 为获取廉价原料而进行的过度开发,导致自然资源的快速耗竭(自然生态环境的“商品化”) ; 为获取廉价劳动力而采取的转包、外包生产,在边缘和半边缘乃至中心国家内部重新复活了19世纪式的“血汗工厂”。这些国家既有的社会结构在市场的冲击下逐步解体,大量失去旧有生存根基的人被抛入市场的洪流,其实无非是在复制如今的中心国家曾经走过的“野蛮”道路,也就是将人彻底变成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人的“商品化”)。另外,虽说大量财富流入中心国家,但并不意味着财富向中心国家所有阶层的均等扩散,准确地说,是更多地流向了少数的所谓精英阶层和食利者,而普通劳动者阶层面对的却是愈来愈严酷的失业危机。全球化在非中心国家造成了人的“商品化”,同时亦在中心国家社会内部导致了人的“再商品化”。

   二战后的欧美国家在社会民主主义原则下建设福利国家,将劳工工资水平与资本利润挂钩并积极扩大和完善公共福利,致力于通过社会政策实现人的“脱商品化”,从而形成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热气球”型社会。20 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跨国公司为突破资本积累危机而实施的生产跨国化以及在国内采取所谓“弹性积累”方式,致使中心国家普遍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现象并引发国内劳动市场的一次大重构。据许多美国和英国公司的报告,到20世纪90 年代中期,其生产率和利润的提高主要是通过降低( 劳动) 成本和加大劳动强度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革新、研究和开发来实现的。 戴维·哈维( David Harvey)认为,这次重构将劳动力划分为“核心”与“外围”。“核心”是指“具有全日工作时间、永久身份”的并且“对于机构的长久未来而言是主要的”雇员。这个群体享有更大的工作保障,良好的晋级与技能再培训的前景,相对丰厚的养老金、保险和其他附加权益。“外围”包含了两个不同的亚群体:第一个亚群体由“具有技艺的全日工作的雇员”构成,“他们很容易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如办事员、秘书、日常的和次要的熟练手工工作”,这个群体大多以极高的劳动力周转为特征。第二个边缘群体包括“全日的、不定期的、固定条件的合同工作人员,临时的、转包合同的和公共津贴资助的受训人员,它比第一个边缘群体的工作保障更少”,而这后一种边缘群体在近些年显著增加。换言之,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储备大军”中的一员。虽然也有人鼓吹服务业将会代替制造业吸收“剩余劳动力”,但正如菲利普·布朗( Phillip Brown) 和休·劳德( Hugh Lauder)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大部分“剩余劳动力”只能被低端服务业所吸收,其职业模式的特点就是无法保证收入的不断增加,同时缺乏内在的安全保障。

   毕竟,诸如会计、审计、律师和金融等高薪服务业只属于少数精英而已。如此一来,中产阶级受到挤压逐步缩小,少数人向上流动,收入显著增加,而绝大多数人却向下沉沦,收入急剧降低,社会的收入分配从“热气球”型变为“沙漏”型。甚至曾以收入分配平等而著称的日本,自20 世纪90 年代初以来,社会结构也出现了相同性质的巨变,以至于200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下流社会》的书,作者三浦展在书中用翔实的调查数据表明了日本社会的中产阶级正在全面地向下流动,曾经的“一亿中产阶级”的平等社会正在慢慢变成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更严重的是,贫富的两极分化(量变)正慢慢演变成为心理的两极分化( 质变) ,威胁着社会安定。有识之士指出,长此以往,堕入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绝望感将撕裂日本社会。另一方面,金融化同时是“沙漏”型社会的结果和加速器,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则加剧了金融化的进程。在我们这个被称为“赌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时代,金融性资本的全球流动达到了耸人听闻的规模,跨国金融集团和金融投机家们操纵着货币经济( 货币“商品化”的极端表现),达到一定程度时,赌博式经济就会跌落,并从根本上造成实体经济的不稳定,使整个世界一片恐慌。

全球化是市场逻辑在全球范围内的空前扩张,它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美国政治学家谢尔登·S·沃林( Sheldon S. Wolin)所说的“颠倒的极权主义”,即经济力量—市场逻辑—成为支配性的力量,它加剧了体系层面国家和地区之间财富分配的巨大失衡,同时在全球范围导致了自然、货币以及人的“商品化”。当代所面临的深重的生态危机、国家以及民族或种族之间的冲突、各国的国内社会危机以及频发的金融危机就是其外在表征。关于市场逻辑肆虐将会带来的社会恶果,波拉尼早在60多年前就曾深刻地认识到自我调节市场是一个“撒旦的磨坊”,是一个“乌托邦”。他指出,劳动力、土地( 人的自然环境)和货币三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他( 它) 们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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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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