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求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5 次 更新时间:2014-01-02 19: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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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琳玲  

  
10月的西湖“湖畔居”茶楼,正午的阳光刺眼。一直忙碌着的妻子小李放下竹帘,恰到好处地遮挡了阳光,又最大限度地保留着窗外的动人景致——微波荡漾的湖中,一片碧绿的荷叶在风中摇曳。

   若按他的新作《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中所论“个体幸福”的3个维度——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汪丁丁无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小李是他的人生伴侣、助手、秘书,和连接这个世界的桥梁与“缓冲”。朋友笑话他,离开他的小李,他什么都做不了。某次友人茶聚,小李有事提前离开,走前凑好两张纸币和几个硬币塞给他,因为“他都不知道怎么付钱给出租车司机”。 在小李全身心的奉献和相随下,汪丁丁得以心无旁骛地在思想王国里自由漫步,辗转于夏威夷、香港和欧洲等地。也只有在小李经营的精致生活里,他能保持一天五千字的“高速学术写作”。

   “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这句汪丁丁热爱的格言,出自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中国士人的精神传统中,从王阳明到梁漱溟、张君劢一路的“知行合一”可找到共通之处。 在梦幻和真实中,汪丁丁是如此思想、也是如此生活的。

    

   一个复杂主义者的心智地图

   接触过汪丁丁的文字和思想的人都会困惑于一个问题:这个人到底读过多少书呢? 10月底,在汪丁丁的新作《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读书会上,他的好友、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周濂半开玩笑地说自己“陷入了知识的汪洋大海,差点不能活着爬上来”。这本六百多页的大开本学术著作,在看似晦涩的学术语言包裹下,直指中国社会当下最敏感和最迫切的问题。它融合了脑神经学、认知心理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宗教和神秘主义,扑面而来的知识模块,令人头晕目眩。万圣书园的经营者刘苏里说:汪丁丁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文艺复兴式的知识人”。

   生于1953年的汪丁丁属蛇,按西方星相学,他的太阳星座落在双子。“属蛇,心灵敏锐,对外界敏感;双子座,天性不稳定,很难始终热衷于同一件事情。”如果不是后天的哲学和数学训练,汪丁丁说自己的探求方向多半会像万花筒一样错综复杂,又会在任何一个方向上进展不下去。 数学专业出身,1990年夏威夷大学经济系博士毕业,在香港大学任教4年,受聘于北大、浙大。如果囿于被现代学术分工框定的轨道,汪丁丁本可归档于“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之列。 1990年代初期,他在经济类核心刊物《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一系列带有原创性的论文,关于交易费用、关于演化论等研究,确立了他作为一名制度经济学家的“合法地位”。 1992年,留学于南半球的韦森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读到了汪丁丁的《评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受该文启发,加上杨小凯的建议,他开始关注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回国任教复旦后,他和汪丁丁成为学术志趣最有认同感的学界好友。

   “丁丁是最早把制度经济学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之一。”韦森说,“从认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研究的‘礼尚往来’、博弈论,道德的起源,最初几乎都是他提出来,国内其他经济学者开始跟进,然后在国内才形成一波又一波的研究风潮。”

   韦森说,在国内,丁丁被公认是对国际上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前沿研究跟得最快的一个。“这一点上,我自愧不如。”

   2003年,汪丁丁和同在北大教授制度经济学的周其仁“分道扬镳”。他将之拆解为两个方向:一为行为经济学;一为新政治经济学。理由是他觉察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没有新的突破了”。历史证实了他的预见——新制度经济学随后停滞了将近十年。该学派的领袖、1993年诺奖得主诺斯也在2005年后转向脑科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方向。

   浙大经济学教授叶航曾说:丁丁在学术上的前瞻性,别人比不了。你要10年后才能意识到他写的那些文章的价值。 在亚当·斯密的年代,如今掌握话语霸权的经济学只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小分支。在伦理学之下,还有自然神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在斯密之后,经济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用数学来进行量化研究,探讨生产、消费、分配等领域的“显学”。但专业化分工后的现代经济学,安放不下汪丁丁的能量。1980年代在夏威夷读经济学博士时,他就终日泡在图书馆里看“闲书”——对一个热爱哲学的人来说,课堂上那些探讨生产、消费和分配的知识“太简单”了。 他曾说:“陷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里走不出来是很痛苦的,你会觉得能量过剩,没有地方发泄。经济学家就光凭那么一点东西,打算吃一辈子。”

   在社会高度分工和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里,任由一颗好奇心去探索未知,是一件奢侈而有风险的事。汪丁丁在港大时期的同事、知名经济学者张五常曾含蓄地说:“他很好,就是像亚当·斯密一样,全方位地研究经济学不大容易成功。” 汪丁丁清楚走向“边缘”的危险,也曾为“随心所欲”付出代价。

   在中国学术圈,他是出了名的勤奋。和汪丁丁有交往的青年学者刘业进说,他是“视学术为生命”的人,容不得半点含糊与应付。他也把自己和“职业经济学家们”区分开来。“哲学家是天生的,对基本问题的关注是一种性格,是命运的一部分。”在他视野里,好友陈嘉映是中国最富哲学气质的哲学家“他(陈嘉映)透过眼镜死死地盯着你看,然后狡黠地一笑,出其不意地抛出一个问题——把你难倒。”汪丁丁略低首,斜眯一只眼睛,模仿着赵越胜对青年陈嘉映的回忆,接着大笑起来。“文革”期间,他们都是工厂的青年工人。陈嘉映、赵越胜等人常聚在香山上讨论社会、革命等宏大话题,或胡言乱语或针砭时弊。

   在公共空间,汪丁丁跨越于经济学和哲学之间的文风曾引发过持续争议。批评者谓之“晦涩难懂”,经济学家邹恒甫曾公开说自己看不懂。2000年,一位活跃于媒体的青年学者曾以《走火入魔的汪丁丁》,对他猛烈抨击。而有经济学垃圾“清道夫”之称的经济学家、中山大学教授王则柯曾撰文《汗颜说丁丁》,大意是说自己尽管和汪丁丁的学术路径差异很大,但对他的哲学造诣非常钦佩,称赞他是一名“经济学功底深厚的学问家”。

   1998年,汪丁丁在波士顿与世界知名经济学者萨缪尔森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对话。樊纲在自己的文集里提及此事,说汪丁丁是为数不多有资格与萨老进行对话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那次对话中,九十高龄的萨缪尔森也对经济学界专注于狭隘课题的风气进行了批评。

   在汪丁丁的文字和思想中,你很难得到一个简单明确的问题解答。这种观念冲突的紧张感也贯穿于整本《新政治经济学》:效率与正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法治与人治,民主政治与精英政治,理性与情感,一方面提醒要警惕人类的“理性自负”,另一方面也反对消极放任的社会演化论……

   哈耶克曾把思想者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头脑清楚型”和“头脑模糊型”。前者涵盖了大部分杰出学者,他们表达清晰,思想体系周圆,能对各种复杂问题作出明晰而深刻的分析。后者则对于人们熟知一切的概念产生疑惑,习惯于从基础的思想出发,经常处于一种艰苦糊涂的思考过程中。拥有一颗“模糊头脑”的哈耶克称,他们是“社会思想进步的源泉”。

   受教于汪丁丁多年的东北财经大学跨学科中心博士生董加加说,汪丁丁有一颗“有洞见的迷糊头脑”:“他看问题时时常表现出一种复杂性,观点不那么明确。这是因为每当他自己得出一个观点时,他已经意识到这种观点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所以,他在表达观点时呈现出一种矛盾。” 汪丁丁也承认自己是一个复杂主义者。“我不复杂,但是,看问题很复杂。”他把认识世界,特别对中国问题复杂性的理解,比喻为“瞎子摸象”,没有人能洞悉真理的全部。 这也引发了汪丁丁另一个令人费解、也招致批评的重要表达——“回到对话的逻各斯”。逻各斯(logos)是哲学名词,可浅白地理解为真理。因为每个人都只分享到真理的一部分,所以,人们需要通过交往和对话,来“逼近”真理的整体。

    

   你怎样思想,就怎样生活

   对汪丁丁而言,知识过程和人生体悟是纠缠在一起的。 他的父母是早年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给了他一个充满自由和爱的童年。1969年,16岁的汪丁丁怀揣一本《电子路线》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不久,他从查哈洋水利工地上“逃跑”了。3个月后的一个清晨,他背着装满香肠、糖果的旅行袋,无奈地回到白雪覆盖的北大荒。

   在团部的7天“学习班”接受教育后,汪丁丁被分配到连队的厨房打杂。他能用一根扁担挑4桶水,每天清晨从一里地外挑水灌满厨房的两口水缸,外加十天半月追杀一头肥猪。没几天,他就被师傅夸奖为“尿性”,意思是“能干”。在一位哈尔滨知青的小提琴声和他带来的《莎士比亚选集》中,惆怅的少年寻索到一些精神的慰藉。

   在波谲云诡的1971年,汪丁丁“逃回”北京。赋闲在家的3年里,他读遍家中堆放的马列著作,数百本商务印书馆翻译的各国历史、世界通史、希腊悲剧和罗马历史,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巴尔扎克、雨果、杰克·伦敦等名著。

   大规模的“批林批孔”展开时,汪丁丁已在应用电子技术研究所的工厂当工人。他被指派参加领导工人“理论写作组”,自学了政治经济学说史、剩余价值理论和高等数学。

   1977年高考恢复,汪丁丁第一志愿是北大世界史专业,最终被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最让他着迷的,还是哲学。在大学的图书馆里,他读得最多的是黑格尔和罗素的书,罗素让他认识了休谟,由休谟又到康德。这让他在欧陆哲学之外,接触到了美国逻辑实证主义的传统。

   1980年代初,这个国家开始呈现出一些早春气息。应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要求,马洪领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进行了一项名为“2000年的中国”的研究项目,参加这个项目的成员们如今大多是中国经济决策部门的重要人物。因为缺一个懂数学的研究人员,汪丁丁被吸收进项目,他当时是中科院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的研究生。

   在“人口与就业”专题组,汪丁丁负责建立中国“劳动与就业”的经济发展模型。那时还没有个人计算机,他跑到商务部和物资部“蹭机”。此时还未成为他妻子的小李在商业部计算中心工作,坐在机房帮他敲数据。

   第一次拿到的结果令他目瞪口呆——按“最优控制原理”得出的数据荒诞得离谱:到2000年,“就业”的数字翻着番地往上涨,每年要增加的就业机会高达数千万。

   每天,“劳动与就业”组组长姜洪抱着汪丁丁的计算结果回家研究,从中找出一些合乎经济学原理的东西。后来汪丁丁对他说,你指导我读《资本论》吧,只要我懂得了经济学,我自己就可以把经济预测模型做好。

   他对经济学的兴趣由此迸发,边读边写下《资本论》第一、二卷的读书笔记,并根据马克思的思路建立了“两部类”经济增长数学模型。看了他的读书笔记,姜洪吃惊地说:丁丁真是很少见的学生。

   在那些明亮的日子里,这个年轻人充满自信,觉得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体系。等读到第三卷,他同样陷入了“价值转型问题”无法自拔——马克思到底是怎样推导出“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结论呢? 他把自己建的数学模型拿给马洪看,几经辗转,到了丁宁宁手中。有一天,丁宁宁把他约到办公室谈话,对他说:中国那么大,有那么多天才人物,苏联甚至有更多的天才人物,他们研究了那么多年《资本论》,对社会发展和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有什么作用吗?他认为,这些研究没有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热情被泼灭后,汪丁丁有些抑郁。在一名北大经济系学生的建议下,他开始读厉以宁著的《西方经济学源流》,“觉得里头没有什么哲学的东西”,接着又读高宏业翻译的萨缪尔森三卷本《经济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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