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像戒毒一样戒除管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7 次 更新时间:2014-01-02 10: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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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进入专栏)  

    

   编者按:"为什么要像戒毒一样戒除管制?"2001年春天,赵晓博士受托就放松管制问题对张维迎教授进行了长篇访谈,13年过去,我们发现绝大部分内容仍然非常适合今天。经授权,我们重新加以摘要编发,以帮助读者理解正在进行的新一轮审批制改革的内在逻辑。

    

   政府管制的恶性循环

   管制者消灭了市场秩序中自我维持运转的力量和机制后,会不断为自己创造需求,管制的引入和加强将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你管的东西越多,社会上的信誉就越差,坑蒙拐骗就越多,弄得你反过来进一步加强管制,不断地增加人工的超经济的手段。

   赵晓:你说"要像戒毒一样戒除管制",全盘否定管制,是不是有些绝对?

   张维迎:现在全世界都在恢复自由企业制度,自由经济秩序,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为什么要像戒毒一样戒除管制?就是因为政府管制像抽鸦片,会上瘾。管制创造出大量的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们会雇经济学家、雇学者来为自己的存在"证明"合理性。这样,管制将内生性地膨胀,越来越厉害。这是客观上的问题。

   主观上呢?普通人往往不容易认识到管制的危害,在出现问题时,往往想到的是这个该政府管,那个该政府管。他不明白,当一个市场被政府管得太多的时候,就可能完全丧失免疫力。

   政府管制会导致人们大量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讲信誉就很难。如果大家都不讲信誉,就会有人站出来说,需要政府维持秩序。这也就是说,政府或者说管制者其实是自己在为自己创造需求。他们把猫打死了,结果耗子满街跑。然后,再假装学猫叫,来吓唬耗子。无奈耗子还是越来越多,于是就不断地增加学猫叫的人。这样,管制消灭了维持市场竞争、市场秩序的最重要的力量后,自己的力量却内生性地不断膨胀。

   当然,中国的问题有点复杂,原来我们建立了许多消灭市场的部门、替代市场的部门,这些部门在转轨时期摇身一变,现在又以规范市场的管制者的面目出现。但是他手里的权力范围并没有削减。这样的话,规范市场、管制市场本身可能变成对市场的最大的损害,因此,戒除管制就更是重要了。

   赵晓:我想将你的比方作点发挥。如果把猫比做市场竞争,它当然会消灭耗子,无奈计划经济把猫消灭了,而人们习惯了狗拿耗子。转轨之后,猫还来不及繁殖,耗子多了起来,但人们误以为狗太少,于是呼吁进一步养狗,可是狗太多,猫就没法活了。

   张维迎:这也就是说,管制者消灭了市场秩序中自我维持运转的力量和机制后,会不断为自己创造需求,管制的引入和加强将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你管的东西越多,社会上的信誉就越差,坑蒙拐骗就越多,弄得你反过来进一步加强管制,不断地增加人工的超经济的手段。本来你可以正常吃饭,维持生命,现在有人对你说,你得病了,肯定是没吃好,我把你的嘴堵上,给你打葡萄糖吧。然后就成天给你打吊针,结果发现你的身体越来越弱,他却认为葡萄糖打的还太少,应该加大量,这样一直到你死为止。

   赵晓:最后完全扼杀了市场经济的活力。

   张维迎:为什么越管制,管制越多?一个原因是被管制者变成了既得利益者,它会以维护社会利益的名义要求政府不断加强管制,来保护自己。这些法定垄断者没有挑战者,没有监督者,不会受到威胁。尽管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不兼容,却会编出好多说法,证明市场是多么的不完善,管制是多么的好,多么的重要,糊弄老百姓。所以管制的自我膨胀是很自然的。

   弗里德曼以前讲过,印度那些大商人老告诉政府,竞争不好,垄断好,看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是竞争对他不好。这里我顺带说一下,就是好多地方政府,名为保护"地方利益",实际上保护的不是地方利益,而是地方官员的利益,顶多是地方某些既得利益部门的利益。

   管制者会从供给一方推动管制的膨胀。施蒂格勒曾经分析过"管制俘虏理论(capture theory)",证明好多管理者和被管制者到最后,本身变成了管制的既得利益,他们总是会找到更多的借口,建立起更多的规则,利用政府赋予的合法权力来创造出更多的管制来。仅这一条就使得管制完全变了味。

    

   政府管制必然失败

   政府管制的基本假设,即政府是无所不知、大公无私、言而有信的政府,是不成立的。实际上政府可能是自私、无知、言而无信的,由此导致管制失败。这就是从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都进行所谓经济自由化,对原来的管制重新考虑的原因。

   赵晓: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倾向于让市场自己调整自己,而不是靠政府管制,为什么?

   张维迎:这是因为,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因为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都面临着激烈的生存竞争,竞争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讲究信誉,否则就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

   经济学越来越倾向于让市场自己调整自己,而不是靠政府管制,还在于认识到管制的失效性。传统上,当人们主张政府管制时,他们隐含地假定:第一,管制者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大公无私的,仁慈的(benevolent);第二,管制者是无所不知的(omniscient),拥有完全信息,譬如知道消费者的偏好,知道企业的生产成本,知道需求弹性,知道最优的价格订在什么地方,等等。第三,管制者说话是算数的(pre-commitment),管制政策具有公信力。不过,经济学家们现在已经发现,这几个条件根本不存在。

   政府管制的基本假设,即政府是无所不知、大公无私、言而有信的政府,是不成立的。实际上政府可能是自私、无知、言而无信的,由此导致管制失败。这就是从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都进行所谓经济自由化,对原来的管制重新考虑的原因。

   赵晓:请举出一个管制失败的具体例子?

   张维迎:弗里德曼曾经研究过美国政府医药管制的实例,发现负责医药管理的那些官员,负有极大的责任――如果他们审批后,发出许可的药出了问题,那是有责任的,但是,药卖了多少钱,他并没有收益。这样,对一个理性的官员来说,把新药的申请报告压在抽屉里,就是最合理的选择。只要不批准,就不会有新药,当然也就不会有假药。因此,在实行药品管制后,美国新药上市的速度大大减缓,其后果是很严重的,用弗里德曼的话说,大量患者因为吃不到更新更有效的药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远远超出了政府防假药减少的死亡人数。这可以说是管制失败的一个具体例证。

   如果没有政府管制,靠市场竞争及其信誉机制,更多更有高效率的新药完全有可能及时推出,减少的死亡人数有可能更多。所以我这里想强调,我们经常赋予政府太大的责任,这不是一件好事。实际上,在市场当中你应该是让直接的行为者去承担责任,而不要让政府承担太多的责任。

    

   管制越多骗子越多

   管制越多,越是骗子就越有积极性贿赂政府,因为骗子贿赂成本低,只要拿到政府的批文,他就可以赚钱,而老实巴交的商人、守法诚实的商人,他们受自我约束,或者没有额外的资金去贿赂政府,反而进不了市场。所以管制多的地方,反倒是好人难进去,骗子更容易出现。

   赵晓:你说过"法律和信誉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个互补的基本机制",市场秩序必须以信誉为基础,同时强调"对信誉的挑战来自政府"。管制与信誉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张维迎:这是个很重要的话题。总的来说,信誉机制靠市场竞争而形成,而管制常常会阻碍这一机制的形成,甚至完全破坏这一机制。对于市场的运作,我相信大多数批评市场的人远远低估了市场本身维护其运转的力量,特别是信誉机制的力量。

   我有两个判断,一是管制最多的地方,一定是骗子最多的地方,原因就在于管制消灭了市场本来应有的信誉机制。第二就是管制越多,越是骗子就越有积极性贿赂政府,因为骗子贿赂成本低,只要拿到政府的批文,他就可以赚钱,而老实巴交的商人、守法诚实的商人,他们受自我约束,或者没有额外的资金去贿赂政府,反而进不了市场。所以管制多的地方,反倒是好人难进去,骗子更容易出现。

   当骗子越来越多时,政府不会感觉到是因为他不该管,管的太多,反而误认为他管得还太少。这样,管制会自我强化、变本加厉,最后令信誉机制赖以形成的市场竞争无立足之地,企业信誉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赵晓:是不是取消了管制就一定会有信誉呢?西方放松管制,是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我们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这样。

   张维迎:我们现在的麻烦就在于,由于这么多年的计划经济、政府管制,市场啊信誉啊这些好东西都被消灭了,一旦放开的确有可能更乱。好比这么多年,猫都杀绝了,狗抓老鼠,现在老鼠很猖獗,你说让狗回家休息,人们就担心短期内猫也没有狗也没有,会不会全是耗子。但如果老这么拖下去的话,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所以我们面临着一个长痛与短痛的选择。如果着眼于眼下,那就维持这个状态;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不逐渐放开,信誉机制就不会建立起来。

   信誉的建立依赖于稳定的预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就像我曾经举过的栽树的例子,不是说今天这树产权归你的,你就有积极性栽树了。如果你预期明天政府就会把树收走,你仍然不会有栽树的积极性,相反你会先砍了树再说。因此,稳定预期的形成变得非常地重要,但在这个过渡阶段可能会有好多困难。

    

   管制越多腐败越严重

   政府获得权力之后,这些权力最初的目的和它的使用方式可能完全不一样。好比说我们授予管制者权力,本是出于非常善良的目标,希望它维持市场秩序。但是管制者有了这种权力之后,由于这种权力带着租金,别人必然会来寻租,就会形成一种钱权交易。

   赵晓:管制与腐败是什么关系?

   张维迎:各国的经验均表明,只要存在着政府管制,腐败问题就会随之而来。管制越多腐败越严重,腐败问题越难解决。

   这是因为,腐败主要是权力造成的一个问题,而管制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政府获得权力之后,这些权力最初的目的和它的使用方式可能完全不一样。好比说我们授予管制者权力,本是出于非常善良的目标,希望它维持市场秩序。但是管制者有了这种权力之后,由于这种权力带着租金,别人必然会来寻租,就会形成一种钱权交易。

   为什么会有贿赂行为?这对贿赂者和管制者来讲是个"帕累托改进"。权力在你手里,可能分文不值,因为你不能直接使用这部分权力。现在我送你1000万,我拿到这个权力后,我可以捞2000万,也就是说,这个权在我手里值2000万,除去贿赂成本我还可以赚1000万。但这样的"帕累托改进"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一种损失,譬如有人能用这个权力创造3000万、4000万,但他们的贿赂渠道不畅通,得不到这个权力。这样,社会资源当然没有用好。

   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不同之处在于,官员追求自己的利益,并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诱导他,使得官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变成对社会利益的追求,因此官员们利用管制权力谋取自己的私利,就容易构成对社会的净损失。

    

   把本属个人的权利归还个人

   审批制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最危险的一点,就是以规范市场的名义继承了计划经济的作法。我一再呼吁,人们一定要有创业的自由、签约的自由,这些权利一定要由政府转移给老百姓。我想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赵晓:那么,戒除管制应该从何做起?

   张维迎:削减权力。削减权力其实是把大量的本来就该属于个人的权利应该归还个人。这门是我们家的,现在你把着门,我进自家的门还要给你小费,你说合理不合理?像这样的管制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当务之急,要尽快消除各种各样的审批。审批制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最危险的一点,就是以规范市场的名义继承了计划经济的作法。我一再呼吁,人们一定要有创业的自由、签约的自由,这些权利一定要由政府转移给老百姓。我想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赵晓:美国政府放松管制后,导致了"新经济"的出现,放松管制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否会有类似的促进作用?

   张维迎:我问过大量的企业领导人,他们平均50-60%的企业时间都花在对付政府上,而且这个成本每年都要重复。所有的管制、审批制度解决之后,会产生多大的增长力量?我原来说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实现增加30%,我现在还要更乐观。来源:人文经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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