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仰光:马克斯·韦伯与当代中国人的法律信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6 次 更新时间:2013-12-31 23: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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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仰光  

    

   当代中国是指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自1982年国家第三次全面修改宪法开始,中国进入到一个大规模立法的时期,而且在1993年之后进一步加快了立法的速度,{1}其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16个字{2}。

   但是,恰如快速的城市化和快速的工业化都离不开国家权力的推动,快速的法制化也是举国体制之下的一场运动,它使中国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获得了和西方国家在表面上一样完整的法律体系。然而,由于西方法治社会中的法律制度大都是在与社会生活中的人的需求长期磨合的过程中缓慢地发展完善的,因此法律本身与社会理性高度吻合,人们对于法律的依赖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对于任何一个政治派别或宗教信仰的依赖。站在法律的立场上,人们会发现,政党或宗教的主张往往意味着脱离社会实际的某种未加证实的理念,而对于这些理念的相信则多少需要人们动用一些非理性的力量,因而是不可靠的。

   相比之下,当代中国依靠国家权力推动的法制建设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客观来说,由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复杂程度迅速提高,任何制度都难以在与社会生活充分磨合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主观来说,各个层级的立法者也并未意识到尊重社会现实需求的重要性,反而以某种目的性很强的“理想”强行拖曳着社会向某一个方向发展。这样做的危险性在于,如果人们有朝一日发现影响立法的“理想”其实是一个目光短浅的“理想”,或者根本是一个定位失当的“理想”,那么此时由立法所造成的社会损害已经十分巨大而且难以挽回了。某种程度上,中国在当下面临的大多数棘手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归因于此前某些过于草率的政治决策。由于法律总体上被人们视为国家对其政治决策的一种具有固定形式的表达,所以很自然地也被视为酿成各种社会危机的源头。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对于法律的敬意荡然无存。

   另一个方面,由于中国的大量立法建立在忽视社会理性的基础上,即便浓缩为16个字的立法指导思想也并没有表明法律为何是社会合理化的惟一形式,这就如同建造高层建筑没有打地基而是从平地上一层层地摞起来一样,法律总是以某种既高不可攀又摇摇欲坠的姿态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处于城市边缘的人们对于法律的依赖似乎仍然比不上人们对于自身所处于的社会组织体的依赖,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则仅仅以一种非常功利的态度对待法律,这导致人们对于出现在身边的各种违法行为很是淡漠,甚至从内心给予实施违法行为的人以很大程度的包容和理解。这一切都使得法律无法获得应有的尊严。

    

   一、法律与信仰的关系

   (一)信仰的类型

   信仰大致有三个类型。其一为“供奉型”,即人以卑下地位供奉高高在上的偶像,其驱动力源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其二为“降临型”,即认为神背负着拯救人的使命从天而降,其驱动力源于人类追寻未知的心理;其三为“弥漫型”,即相信真理弥漫性地存于世间的每一个角落,其驱动力源于人类受到忘我境界的吸引。处境不同的人可能受不同驱动力的影响产生不同类型的信仰。

   这三个类型的差别在于,人在“供奉型”的宗教情怀之中仅怀有片段性的物质性期待,在“降临型”之中则怀有整体性的精神性期待,在“弥漫型”之中则毫无期待。由于不同宗教倾向于不同的信仰类型,这之间才有了“入世”与“出世”的分别。但是,并没有哪一种宗教纯粹属于某一个信仰类型,而与其他类型完全无关。实际上,这三个类型同时存在于几乎每一种宗教当中,但是必有某一种类型处于支配性的地位。

   (二)以理性为中心的法律信仰

   问题在于,如果代表着理性生活方式的法律可以成为一种信仰,那么它将倾向于哪一个类型?韦伯认为,天主教毫无疑问地将自身定位于“降临型”,而作为其对立面的新教则恰恰将另外两个类型,即“供奉型”和“弥漫型”,有效地结合了起来,由此重新规划了人们心中的信仰。具体来说,新教将其宗教的(出世)层面由公共领域转移到私人领域,使每一个人都可以不被干扰地保留自己对彼岸世界的关怀和期待。除此之外,“供奉型”促使新教引导人们把注意力转向现世的功利, “弥漫型”则要求新教阻止人们因追逐功利而产生享乐性期待。也就是说,谋利本身不再是生活的手段,而成为了生活的目的,甚至被理解为终极的人生意义。由此,新教在其伦理的(入世)层面形成了一个封闭性的结构:人因为理性而谋利,同样因为理性而节欲。

   就在人们将宗教层面的信仰从公共领域转移到私人领域的同时,人们对于新教在其伦理层面的信仰从私人领域转移到了公共领域,韦伯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精髓,而法律就是对这一精髓的规范化表达。因此,遵守法律便是信仰理性,这是人类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行为的惟一出路,因而是通向自由的惟一出路。相比之下,完全纠葛于一得一失之间的功利主义或是完全超然脱俗的出世精神都不是这种信仰存在的基础。

   (三)法律信仰中的逻辑悖论

   然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新教伦理这个以理性为中心的封闭性结构内部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悖论。

   从个体角度来看,一个理性人若想谋取利润必须建立在他人的欲望不断膨胀的基础之上,因为这意味着消费需求的不断更新和市场的不断扩大。因此,那些受到这个理性人的诱导、宣传和刺激而引发新的欲望的他人实际上已经变成非理性人。同时,这个理性人还必须保证自己的欲望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并时刻避免自己受到其他理性人的诱导、宣传和刺激而引发新的欲望而变成非理性人。在这里,理性人所要做的并不是促成他人成为和自己一样的清醒的人,而恰恰是把他人改造成为和自己不一样的盲目的人。这一过程所暴露出的道德上的瑕疵,正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原罪”进行清算的起点。

   从整体角度来看,社会分化为“理性的”和“非理性的”两个群体,理性群体一方面从非理性群体身上赚取利益,另一方面必须防止非理性群体理性化。因为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一旦非理性群体完全消失,理性群体的谋利也就变得不再可能。然而,非理性群体实际上并不会消失。这是因为,客观来说,除了上帝之外,恐怕没有哪一个俗人可以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保持全然理性。一个在某领域处于支配者地位的理性人(头脑冷静的推销者)很有可能在另一个领域处于完全丧失理性的被支配者的地位(热血沸腾的被推销者)。这意味着,所谓的理性人其实都是片面的理性人。所以,以分工无限细化为特点的社会发展必将导致非理性群体变得越来越多。这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哈耶克或卢曼的某些观点,以理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一套线性发展的机制,它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创造、自我发展以及自我拯救的能力。

   主观来说,人们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现,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理性的”和“非理性的”两个方面,只有每一个人都理性地看待自己非理性的一面,并且理性地服从其他理性人对自己非理性一面的支配,谋利才有可能。换言之,要想从别人那里谋利,就必须对别人敞开自己享乐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中的非理性群体实际上总是被人们理性地维护着。这或多或少地表达了纳什或哈贝马斯的某些观点,人们在交互行为中所施展的理性比那种从个人出发的单向度的理性更接近于社会的真实情况。

   相比之下,尽管新教人世观对于人类理性的阐发显得粗陋,但是韦伯大体上肯定了它就是资本主义最初的启蒙思想,因为它的确为人类的世俗生活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准。理性世界之中,无论宗教、道德还是其他的社会权威,都体现着理性,都值得信仰,由于法律恰恰是对理性最为集中也是最为纯粹的表达,所以法律必须首先被信仰。可以说,这一理念已经成为西方多元化社会中各种思潮的共同前提。

    

   二、法律不被信仰的三种情况

   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3}这句话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十分流行。实际上,对于信仰,人类大概只能作出实然性判断,即仅有“有”或“没有”之分,而不能作出诸如“必须”或“不必须”的应然性的判断。如果脱开上下文去理解伯尔曼说的这句话,其意思便可能是:法律惟有被意识形态化之后方能奏效。对于处于快速立法进程中的中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强烈的误导。

   那么,伯尔曼所谓必须被信仰的法律究竟是什么?伯尔曼指出:“法律不只是一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它是分配权利与义务、并据以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4}因此,当法律不是一系列活动,不是一些有用的程序,也不是活生生的,而恰恰就只是一套刻板的规则的时候,法律并不是因为不被信仰而形同虚设,而是本身就形同虚设。

   (一)前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不被信仰

   法律如何才能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从而不形同虚设呢?社会学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只有当法律成为社会形成的根本原因的时候,二者才能融合。反之,如果实现社会整合的力量来自于法律之外,无论是宗教、文化的传统(传统型社会),还是政治领袖的个人魅力(卡里斯玛型社会),{5}那么法律便只是一个缺失主体性的可有可无的社会工具。当人们不以合法性作为决定是否采取行动的第一考虑的时候,法律并非不存在,而仅是没有灵魂的存在,当然不被信仰。或者说,“前现代社会”中的人并非没有信仰,但他们信仰的并不是法律。这是法律不被信仰的第一种情况。

   (二)名义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不被信仰

   而在一个名义上由法律统合(united)而非整合(integrated)起来的社会之中,法律的主体性意义在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受到教条主义的压抑,而法律的工具性意义则被不适当地夸大。与此同时,由于法律并未真正促成社会形成内部协调的系统,法律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严重偏离社会生活的实际需求,这导致私人不得不为满足这些需求自谋出路。这唤起人们对于目的(工具)理性的崇拜:人们开始把法律仅仅视为一种策略。每一个人都在法律能够帮助自己达到目的的时候利用它,而在法律不能帮助自己达到目的的时候抛弃它。由于法律不可能同时有利于两个利益相冲突的人,因此每一个纠纷中总会有一方试图用其他替代性策略来逃避法律责任。这使得法律在每一个纠纷中都无法同时得到双方的尊重。即便是在法律上有利的一方,他除了要考虑如何用法律说理之外,还要考虑如何应付对方可能采用的替代性策略,当然不排除采用比对方更低级的替代性策略。由于人们仅以极其功利的态度对法律抱以暂时的信任,因而人们必将在法律上处于不利的时候,或者是其他替代性策略比法律更为有利的时候,背弃对法律的信任。“名义现代社会”之中的法律不仅不被信仰,而且不受尊重,甚至遭人厌弃。这是法律不被信仰的第二种情况。

   (三)现代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信仰与法律不被信仰

惟有一个真正由法律整合起来的社会才是一个具有合法性的社会,法律才能成为主体性的存在,而不是为目的理性支配的各种策略之中的一种。法律化身为真理,但既不是那种为信徒供奉和膜拜的真理,也不是那种从天上降临的真理,而是弥漫在世间各处的无需人们刻意发现的真理。这意味着,法律所规定的恰好都是社会生活所需求的,少一分则疏,多一分则繁,人们甚至不能明显感受到法律的存在。由于法律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完全不具有可替代性,人的精神除了合法性之外无所依附,因此而任何背弃法律的行为都是不可想象的,这等同于主动脱离整个文明世界,与自杀无异。法律成为社会中一切事物合法性的来源,同时也成为其自身合法性的来源。这种情况下,人们遵守法律,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法律是法律而已。最终,当合法性成为人理解自身存在意义的基础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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