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救救教育——把教育从官场化市场化的困境中解放出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40 次 更新时间:2008-07-17 11:36

杜光 (进入专栏)  

温家宝总理在3月5日向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教育部分中,谈到“要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用更大的精力更大的财力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强调要“加强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并且表示:“到2007年使西部地区普及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中央财政将为此拨款100亿元,另外投入60亿元实施第二期的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这些都是值得高兴的。

报告提出要“加强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中肯地点出了教育的问题所在和努力方向。在这三方面要求中,“深化教育改革”是关键。“加强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固然有其不同的内涵,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需要通过“深化教育改革”才能实现。教育怎样改革?怎样深化?朝哪个方向深化?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教育的目的。教育不是要培养什么“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是为了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按照蔡元培的说法,就是“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此,需要“循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主义”。(转引自《思想操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94、95页)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大学,也适用于中小学。只有循着这个原则,才能培养出具有“健全人格”和“共和精神”的合格公民。按照这个要求,我们来看看,现行教育体制中存在哪些不利于“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不利于“加强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从中找出哪些需要改革和怎样深化改革的答案。

现行教育体制中存在着两个最大的问题,一是官场化,一是市场化;官场化导致官本位,市场化导致钱本位。这是当前教育陷于困境的两大因素。

官场化可谓渊源久远。建国以后,,各地私立的大中小学先后被接管,纳入政府管理系统。1952年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打破旧的教育传统,代之以苏联的一整套教育方式。经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批判了旧的教育思想,大量教授、教师以至一些校长都被打成右派,完成了共产党对教育的绝对领导,同时也就加快了教育的官场化过程。官场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在批判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和“教授治校”等“右派言论”的基础上,实行党管干部,官僚治校,搬用党政机关的一套办法来管理学校。学校的最高领导者不是校长,而是党委书记或党支部书记,后者具有一切问题的最后决定权。在这样的体制下,,即使是由学者充当校长,也难免受官场潜规则的影响,驯化成为官僚。(二)官本位,等级制。学校有所谓级别,相当于司局级、县处级、科级,甚至是谈不上级别的“未入流”。学校管理人员也按照官职大小掌握不同权力,享受不同待遇。教授、教师被任命为处长、科长、教研室主任、教导主任,则被认为是提拔重用,因而在某些知识分子中造成追逐学官的坏风气。(三)行政与教学的关系成了官民关系。教学是学校第一线的工作,行政工作属于后勤服务系统,应当是行政工作为教学工作服务,行政人员为教学人员服务。但实际上是教学与科研都必须服从行政管理,接受行政部门的种种安排甚至刁难。在住房用车等生活待遇上,也往往是行政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教学和研究人员则往往受到不应有的歧视。某高校曾有一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病重需送医院治疗,却因要不到车而延误,不幸逝世。这是教授不受重视的一个典型事例(四)机构庞大,冗员繁多。在高等学校里,党政两大系统都有完整的机构设置,部门之间,往往是遇事互相推诿,有利争先恐后。各校都有强大的保卫部门,但其主要任务似乎不是保卫学校师生的安全,而是防范异己分子。(五)党化教育,把一套对党内教育的要求搬到学校,推行政治思想一元化。全国解放以前,国民党政府推行党化教育,曾经遭到共产党和一切关心教育的爱国人士的批判,建国以后,却有过而无不及。大中小学的政治课充塞了许多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谬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革除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内容,但政治思想教育的基本格局,仍然沿袭了过去的老一套,把一些必将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被淘汰的陈词滥调,作为金科玉律灌输给学生。指导思想上防止“异端思想”甚于防火防盗。教育官场化的结果,是本应独立的教育事业,却成了政治的附属品。在这种情况下,要“加强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谈何容易!

教育市场化的出现,主要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以北京大学打开南墙为标志的学校大办企业的潮流,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好事,它有利于科研成果转化为物质财富,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但这不属于教育市场化的问题,因为它只是教育机构外加了一定的经济职能,教育本身还没有市场化。教育市场化是提出教育产业化以后才出现的。应当指出,这个口号是很不科学的。教育本来就是一种特殊产业,按照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林丕教授的产业分类法,把精神生产从第三产业中划分出来,列为第四产业,教育就是第四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教育在第四产业中又有它的特殊性。因为它是培养人才、培养合格公民的产业,而国民素质又是国家民族的命脉所系,国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又必须为社会服务的政治机器,必须承担起教育发展的责任,为未成年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这个责任不能转嫁到人民大众身上,不能让民众像在市场上购买商品那样,用金钱来购买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教育是主要应由国家承担而不能市场化商品化的特殊产业。正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特殊产业,所以它不需要什么产业化;提出教育产业化,只能把它引导到市场化商品化的邪路上去。事实也确实如此,提出教育产业化的最显著的后果,就是学校成了学店,有些还是哄抬物价、宰你没商量的黑店。很多学校的领导人热中于“创收”,把有钱可图作为办学的出发点,巧立名目,变相勒索,正规的高学费之外,还有所谓赞助费、借读费、建校费、提档费、补课费等等宰人招数。教育成了穷人难以涉足的特供市场和无法购买的高价商品,各地城乡的很多优秀学生,仅仅因为家境贫寒而被拒于校门之外。在市场化商品化的影响下,有些教师也染上了唯利是图的市侩习气,追名逐利,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学术腐败的丑闻层出不穷。本应是圣洁的教育园地,却成了铜臭熏天的商品市场。如此而欲求“加强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不亦难乎!

“深化教育改革”,就要革除教育体制中一切官场化、市场化的陈规陋习,把教育从官本位、钱本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此,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实现现教育独立。教育行政部门,从教育部到各地教育厅局,对学校只实行原则领导,依法监督。它们的主要任务是为教育服务。不要搞一些劳民伤财的评比、工程、检查等形式主义的花架子,而是要老老实实地为学校排忧解难。

第二,改革学校领导体制,变党管干部、官僚治校为教授治校、教师治校,实行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校务委员会成员中,教授、教师应占三分之二以上,校长由校务委员会遴选或招聘。

第三,解除学校党委或党支部对学校的领导责任,党组织只从事本身的党务活动,督促党员做好本职工作,在校内外发挥模范作用。当然也有责任对学校的教学和行政工作进行监督,提出建议。

第四,把政治思想课改为公民课,编写一套中小学的公民课本和大学的公民读物,使学生从小树立民主、自由、独立、平等的权利观念,和尊重他人、服务社会的义务观念,帮助他们在踏上社会之前就能明确自己的权利和责任。

第五,实行学生自治。把学生会从目前的御用组织改变为自治组织,在组织各种课外活动的同时,承担一部分管理职能。学生自发组织的社团,可在学校和自治会备案,不需经过任何批准手续;社团所办的壁报和印刷品,按照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不受任何审查。不同意见可以开展平等的自由的讨论,不得以行政权力加以压制。

第六,精简机构。撤消党组织的各种专职机构,党内职务一律兼任,不再设置专职的党务干部和政工干部。压缩行政机构,对现有的规章制度进行清理,废除一切管卡压的规章制度。

第七,开放思想管制。学校是独立自由的教育园地,不应存在“舆论导向”,也不需要“同中央保持一致”(党员须在组织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党外则无此义务)。在教学与研究中,倡导“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特别是在大学课堂上,可以允许不同学派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让学生独立思考。

第八,限制学杂费的标准。小学初中全部免费,高中每学期不得超过500元,大学不得超过1000元,禁绝一切学杂费以外的收费名目。国家财政应进一步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在经费分配上,应当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当前的重点是解决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第九,鼓励私人办学。由于学杂费标准有了严格限制,杜绝了一切以赢利为目的的市侩办学企图,对有志于办学的企业家、慈善家,教育行政部门应该给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在经费扶持方面,对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应一视同仁。有条件复校的教会学校,应当允许他们复校,可以接续过去的办学传统,也可以继续同国外的教会、基金会保持经济上学术上的联系。

第十,在国家的指导思想上,要转变长期以来的重经济轻教育的偏向,把教育发展状况列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首要条件,克服认为经济是硬任务、教育是软任务的错误思想。

长期以来,在领导人的讲话和领导机关颁发的文件中,都一再强调要把教育放在国家建设的战略地位上,但在实际工作中,包括国家的财政拨款,却都未能充分反映它的战略地位。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使我们看到了领导机关对教育的重视。希望能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深化教育改革,把教育从官场化、市场化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以实现人们对“加强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和“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期望。

200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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