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昌贵:关于1976年贵州牛郎追反冤案的说明和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82 次 更新时间:2013-12-26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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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昌贵  

 

2013年3月7日,《南方周末》发表了笔者历经数年调查后写成的《惊天屁案--贵州牛郎追反事件始末》一文(以下简称《南》文),让文革中发生在偏远山区的致死37人、致残263人的荒诞奇案大白于天下,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引起较大反响。但因报纸篇幅所限,很多典型细节不能在文中说明,借此机会作几点补充,兼回答一些读者的质疑。

 

一、荒诞的起因

《南》文说横祸起因于一个响屁,有些人对此产生疑问,认为此冤案的真正起因是龙政云威胁说“要杀你们几个”这句话引起的。

地主儿子龙政云这句杀气腾腾的话引起贫下中农的不爽固然是最直接的原因,但如果没有大家拿他开玩笑寻开心,也就没有他这句话。80后90后的人很难理解当时的年轻人业余生活的贫乏单调,就连放屁也会成为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对于玩屁,笔者是深有体会的。我们小时候玩屁有三种玩法,最常见的是“打屁仗”,就是有屁的时候赶快跑到某人的前面去放。如果仅仅是有屁互放,一般是旗鼓相当,今天你屁多我输,明天我屁多又扳回来,不会引起大的冲突。但如果好几个人集中“火力”放给某一个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恼羞成怒是常有的事。第二种是“抓屁”,就是快放屁时用手去抓屁,迅速放到某人的鼻孔前,自然是臭味浓浓--没有玩过的人不知道,屁是可以抓的,但动作要迅捷。第三种是用屁声开玩笑。屁声会有各种声响,可以利用其谐声胡诌出一句话来开放屁者的玩笑。总之,我们小时很少有大米饭吃,番薯是主食,所以屁就特别多,这为我们用屁来丰富业余生活创造了条件。但一般是小学初中时常玩这种游戏,成年人还在开这种玩笑比较少见。当地有一句俗语:宁可堂前失礼,不可人前放屁,龙政云的尴尬由此可见一斑。笔者初调查时,传言都说是有人抓屁给龙政云闻,但就在放屁现场的与龙政云同寨子的龙海秀说,先前大家已把龙政云说得哑口无言,他突然放一屁后,大家就说他“发气了”,当地方言把‘生气“说成”发气“放即发,屁即气,意义相通。于是大家继续利用”屁“的话题开他的玩笑,由此导致这一惨案。

 

二、梁志根的”伤“是白癜风?

《南》文发表的受害者梁志根照片是黑白照片,但在网上是彩色,其手脚上的疤痕看得清清楚楚,有网友质疑这是白癜风而不是外伤。由于笔者对皮肤病了解不多,身边的人未发现有白癜风,所以在访问梁志根时没有往这方面想。看到质疑后笔者想通过电话进一步确认时,听说梁志根已经于前两年以令人唏嘘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非正常死亡)。我现在仔细看图片也倾向于是白癜风,但笔者查了一下医学资料得知,外伤是可以引起白癜风的。

杨海平、徐丽霞《白癜风病因学研究现状》(载《中国美容医学》2009年第5期):“外伤:是(白癜风)较为肯定的诱因。其主要证据为白癜风常发生在受外伤部位及活动性白癜风的Koebner现象。”①

周晖、陈木开等《白癜风158例临床分析》(载《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科学版,2011年第1期):“(158例中)有81例(51.3%)患者提及与发病有关的诱因,其中精神因素48例(34.4%),睡眠因素35例(22.2%),曝晒14例(8.9%),外伤10例(6.3%)……我们的资料表明约半数的白癜风患者的发病存在一定的诱因,如精神紧张、焦虑、熬夜、失眠、阳光曝晒、外伤、过于劳累或接触化学制剂,其中精神紧张、曝晒、外伤等因素已经在部分文献中有所提及,但分属不良生活方式。”②

梁志根被抓当天就被打得昏死过去,后与吴炳富一起被关在大队社屋里。因他体格健壮,力大无穷,看守民兵怕他挣脱,就给他上自制的手铐脚镣(同关的吴炳富只用绳索捆绑),即用一根1米左右圆木锯成两半,中间锯成齿状,夹住手脚,然后用蚂蟥钉(木匠用来固定木马和需要加工的木头的粗钉子,呈订书针形)固定,还用铁丝绑几圈。时已有外村人受酷刑死亡,梁志根估计自己已被预谋搞死,就想法逃走。他利用家人送饭时暗叫儿子拿一根木棒来。儿子送饭时把木棍藏在身上,起身临走时故意掉落下来,不想木棍离梁志根有点距离,梁又被一根绳子与房屋柱子绑连在一起,他使劲挪动身子接近木棒,在此过程中手铐脚镣深深地磨破皮肉,拿到后用木棒撬开蚂蟥钉和铁丝。梁志根逃到大山中过了整整42天的野人生活。既有外伤,没有得到良好治疗,又时值盛夏,日晒雨淋,外伤后来变成白癜风,应该符合医学原理,而且梁志根的白癜风刚好生在戴手铐脚镣的位置上。

梁志根挣脱后动员吴炳富一起逃走,吴炳富自认为不是反革命,熬过几次酷刑就能同家人团聚,一逃跑就有理说不清,拒绝了梁志根的好意。他估摸梁志根已经逃远才大呼“梁志根逃跑了”,没想到他当晚就被支书吴炳亮指挥民兵用火药枪“枪决”。

 

三、残酷的刑罚

牛郎追反事件中所施用的刑罚之残酷,真是世间罕见。愚昧并没有影响这些底层的老百姓发挥超凡的虐人想象力。

专案组所用的酷刑主要有破头尖、扑地虎、旋迷迷、跪木马、压滚筒、上咬牙棒、吊半边猪、坐老虎凳、活麻草抽、碱水淋伤、空中弹木、弯弓射箭、猩猩背柱、猴子爬树、猴子搬桩、猴子推磨、野猪啃地、悬梁打秋、竹筒断指、飞锤打油、烟熏老鼠、火苗烤肚、鸭子扑水、飞蛾巴壁等54种,很多是这次“追反”运动的独创。③(见中共铜仁地委文件,地发〔1978〕43号,《中共铜仁地委关于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追反”冤案平反昭雪情况的报告》)

试举几例:

鸭子扑水:把人反剪双手悬吊在路边树枝上拷打逼问,结束时突然放下绳索,受刑者突然从悬空中迎面扑到地上。地上往往有耕牛长期踩过而形成的泥路洼地,有积水和牛粪。人突然扑到积水里,粪水四溅,所以叫做鸭子扑水。四茶大队龙先云遭受此刑,时值盛夏,被折磨数小时的他大汗淋淋,饥渴难忍,扑到地下时他还乘机喝了几口粪水,打手还在一边说:“喝死我不负责!”

飞锤打油:这是模仿农村榨油的土办法。把人反剪双手悬吊在屋梁上,两个民兵抓起受刑者如打秋千,一次一次地猛推受刑者往木板墙上撞。

吊半边猪:把受刑人的左手拇指和右脚拇指或者右手拇指和左脚拇指捆在一起,悬吊起来。大河沙大队毛豆坪生产队的田应炳受此刑时,打手还在他的肚皮上放石头以增加重量。

压滚筒:把受刑者绑在长凳上,用一根一两百斤重的圆木压在受刑者的胸口上,然后从胸滚到脚,又从脚滚到胸,如此反复,直到受刑者屎尿并出,昏死过去。受过此刑的人都终身残废。

飞蛾巴壁:把受刑者的两手伸直,两掌撑开,贴墙而立,然后用两颗大铁钉把受刑者的手掌钉在木板墙上。

牛郎公社红卫大队中农社员杨伯银,时年27岁,被抓进“交待班”备受折磨。1978年平反时对他的身体进行检查,时隔两年后他的身上依然留有外伤疤痕38处,最长的伤口15厘米×0.8厘米,最大的伤口5厘米×4厘米,双手肌肉萎缩,痛感热感迟钝,常感肩痛、胸痛、腰痛,常咳嗽咳血,基本丧失劳动能力。④(中共贵州省委、铜仁地委、松桃县委牛郎工作组编,《情况简报》(第十期),1978年9月14日。)

让我们摘录一下1978年省地县沙坝公社调查组对沙坝公社桐木大队莫家坪生产队吴秀宽死亡情况的调查材料,就可以大致知道专案组酷刑之烈:

吴秀宽在交待班22天时间里,曾受到大队副支书龚××和民兵连长陈××等专案人员的长期关押和多次审问、捆绑、吊半边猪、坐老虎凳等,四肢肿胀、溃烂,行走受限,吴秀宽受刑不过多次自杀未遂。约在8月15日下午,吴秀宽被捆绑悬打了一天后,实在难以忍受,在被关押的禾梨坪生产队社屋上吊自杀,后经群众发现,砍断绳子,自杀未死。约8月28日,专案人员杨××等4人将吴秀宽押去莫家坪寨子附近的一个岩山上找所谓的“喝鸡血酒”的证据时,找了一天,没有找着鸡毛和破碗,就进行捆绑毒打。在这种逼迫下,吴秀宽跳岩自杀,被杨××一把拉住自杀未成,接着被捆押回交待班。后在8月30日上午约6点多钟,吴秀宽要求上厕所,到厕所后就跑了出去,被看守发现,看守立即喊“吴秀宽逃跑了!” 听到喊声,大队副支书龚××立即吹哨子,叫喊“吴秀宽逃跑了!凡是附近的民兵听到我喊的都要立即出动去抓吴秀宽!”于是龚××和民兵连长陈××等专案人员和附近的几十个民兵迅速出动追抓吴秀宽。当追到莫家坪对面半山时,陆××(民兵排长)等人看见吴秀宽仰靠在山腰老坎边的荒草上,陆××就用扦担打了吴秀宽一扦担,吴秀宽又往半山前跑去,随后在山脚的龚××朝天打了一土枪,并喊吴秀宽投案自首。这时吴秀宽站住了,随后就自己下山来。

吴秀宽下到山脚,全部民兵从各处围拢过来。有的喊“用树藤把他捆住!”有的对吴秀宽拳打脚踢。站在傍边的龚××  骂道:“妈那个×  ,叫你跑。”就用土枪枪管打了吴秀宽的后脑壳,当时就打出了血。随后龚××就和民兵押着吴秀宽从大路走回。走到莫家坪屋坎脚桥边时,吴秀宽就从路旁深沟跳下去(约一丈多高),接着向竹林山方向跑去。龚××、陈××就给民兵下令说:“他要跑,就打死他!”说后,民兵就用土枪打了十多枪未中。陈××杨×军杨×秋吴××四人就从桥上走向莫家屋坎脚竹林里去拦吴秀宽,并分别下山寻找。当追到离吴秀宽一丈多远时,杨×军打了一土枪未响。这时站在山脚外边的吴××听到龚××在对面喊:“妈的,兴娃(吴××的奶名),你怎么不开枪打?”于是吴××就瞄准吴秀宽的背部开了一枪,把吴秀宽打到在地。这时追在后边的杨×军杨×秋来到吴秀宽身边,杨×军就抓住吴秀宽的一只脚,杨×秋便说:“你使劲拖。”杨×秋就向前抓住吴秀宽的手,用尖刀杀了吴秀宽一刀。随后两人就将吴秀宽推滚下斜坡,当滚下一丈多远时被树草挡住,吴秀宽俯倒在地,这时陈×× 又拉着吴秀宽的脚滚下来,拖到水沟边的一个岩板上。这时,吴秀宽的腹部还在呼吸,口唇吐了很多白沫,尚未死亡。陈××便用一个六、七斤重的岩石砸了吴秀宽的腹部,吴秀宽不见动了。吴秀宽死后,站在陈××后面的宋××又用土枪打了吴秀宽的上腹部一枪。

大家回家后,吴秀宽的母亲杨桂秀从家里出来发现儿子死后,便一个人翻动吴秀宽的尸体,看见吴秀宽的上腹部有一核桃大的枪眼,左肋下又有一个拇指大的枪眼,左额上有两处小孔。身上旧伤溃烂结痂。其他地方因她一个人翻不动没看到。随后就有民兵小分队两人看守,不准任何人来看,然后叫四类分子抬走埋了。⑤(省地县沙坝公社工作组《关于对吴秀宽被打死情况的调查综合报告》,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二日)

施刑者中以沙坝公社党委委员、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吴××最为凶狠。他亲手打死3人,打残7人,打伤6人。沙坝公社沙坝大队新庄寨的熊××被关52天,被吊捆48夜。熊××在一次受刑后回仓,发现仓角落有瓶农药敌敌畏,此时熊的双手已不能动弹,他爬过去,用嘴咬开瓶盖,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之后喝敌敌畏自杀,民兵赶过来才没有死成。一次他被吴××等人施用酷刑后,因大热天出汗过多,熊口渴难耐,向吴××讨口水喝,吴××竟然脱下裤子,屙尿淋熊的嘴。

据受害者曾汉祥回忆,那段时间,每当他们在山上生产队的庄稼地里劳动时,远远地看见一队民兵背着枪朝庄稼地里走来,社员们就停止劳动,两手握着锄头把撑着下巴,木呆呆地看着民兵由远而近,每个人都担心来抓的是自己。等到民兵叫某某人到土坎边,噼里啪啦一阵捆绑踢打声过后民兵扭着“反革命”离去,其余的人确认这次不是自己,这才无精打采地继续劳作。

曾当过牛郎公社四茶大队专案组记录员的龙斌昌说,当时民兵经常巡逻,往往枪不离身。四茶大队龙汉培是草药师,一天有个民兵的儿子被毒蛇咬伤,这个民兵扛着枪到龙汉培家请他帮忙采药,该民兵一脚踏进门,龙汉培一下瘫软在地。

这次残酷的追反运动让很多家庭家破人亡。沙坝公社红星大队凉风坳生产队陈祖前、陈仁培、陈祖武三兄弟都在受刑中死亡。陈祖武死时,其妻胡菊英正值产期,因无力养大5个子女,只好把两个女儿给人当童养媳,一个托亲人抚养,一个送人,自带刚满月的孩子外出乞讨。因贫病无奶,不久小孩饿死。农历9月27日,胡菊英在悲恨交加中气绝离世。

陈仁培曾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中,他是志愿军第12军第92团4连副排长,因作战英勇立功受奖。这位在战场上英勇负伤的“最可爱的人”,没有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却无谓地惨死在邻居同胞的毒手。而一手制造这起惨案的区委书记龙文飞,抗美援朝时正是志愿军第24军第70师的战士,在1952年底,参加了上甘岭防御、金城等战役战斗。

 

四、 胡耀邦领导平反?

《炎黄春秋》1998年05期发表署名许人俊的《胡耀邦正确处理信访大潮》一文(以下简称许文),其中“’屁案‘荒唐离奇、奸人一一受惩”一节专门写牛郎追反事件。笔者细读此文,发现该文是对中共贵州省委信访处《苗乡风云》一文的摘录⑥(载于《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花雨集》(上),309--320页,群众出版社,1981年,北京),作者未做任何查阅档案和实地访查的工作,因此跟着原文犯错。令人不解的是,作者似乎为抑华(华国锋)扬胡(胡耀邦)而刻意含混表述一些事情:

1、许文说:“审讯员、记录员、看守员、巡逻员共达415人,各司其职。”--“415人”数字是许文抄错,《苗乡风云》原文为435人。

2、“菜园大队的青年们疲惫不堪”--原文错为“菜园大队”,许文跟错。实际是四茶大队,大茶园、四茶园、岩拉坪三个寨子是其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生产队。放屁者是四茶园寨子的,该寨子也简称“四茶”,因而大队也简称“四茶”。

3、“被人称为彭霸天的武装部长,却因’追反‘有功,升为区委副书记”--原文是:“而彭忠胜,则是一个打砸抢的人物,外号叫’彭霸天‘,是参加铜仁大规模武斗的牛郎武装连的总指挥,因杀人不眨眼而发迹,提为区委副书记。”这里原文说彭忠胜是靠武斗发迹提为区委副书记的,许文却说是靠“追反”有功才升为区委副书记,显然篡改了原文。

彭忠顺,1961年任区武装部副部长,1971年任区武装部部长,1973年任松桃苗族自治县县委委员、牛郎区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部长⑦(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79〕松检起字第010号)。据笔者调查,彭忠胜并没有此外号,称其 “彭霸天”“杀人不眨眼”属于那个特殊年代丑化反面人物的叙述风格。文革武斗他是牛郎造反派“区联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联合指挥部”)的头头,但在1969年5月29日的铜仁大武斗中(铜仁地区历史称为“五·二九”事件),把牛郎区死亡10多人的账算在彭忠胜的头上,是不符合事实的。那次事件是以铜仁军分区武装支持的松桃造反派“县联指”为主力,与铜仁“三红派”一起,把地革委支持的“支红派”打败并夺了权,而彭仅是松桃县牛郎区武装部副部长(进攻铜仁时担任牛郎民兵的副营长,正营长是田银芝),他是积极参与者,但不应该负主要责任。⑧而1976年牛郎追反冤案纯粹是区委书记龙文飞和县委书记石孟明为捞政绩而制造,看过《南》文的读者自然知道彭忠胜在其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4、“冤情简报迅即送进中南海,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批示严肃查处”--文中模糊地说 “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批示严肃查处”,但在“胡耀邦正确处理信访大潮”的全文标题下,让人们误以为该案的平反是胡耀邦领导下的结果,其实不然。

中共松桃苗族自治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松桃苗族自治县历史》(第一卷)第381页⑨(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有这样表述:2011年,省地县工作组“于7月26日赴牛郎区开展工作。工作期间,接到了华国锋主席和邓小平副主席对牛郎’追反‘问题的重要批示。”何况许文明明写着“1978年12月15日上午8时,胡耀邦正式走马上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是在国庆之后;《苗乡风云》一文(在该书319页)说“平反昭雪大会的这一天,正是国庆二十九周年前夕”,据笔者所查是在1978年9月27日(见《中国共产党松桃苗族自治县历史》(第一卷),382页,中共松桃苗族自治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可见牛郎追反冤案的平反在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之前。

 

五、沉痛的教训

荒诞离奇的牛郎事件的发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官员畸形的政绩观。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以“运动”治国,以“反革命”的名义把政治对手或不喜欢的人加以打倒,是高层权力斗争的常态。于是上行下效,全国“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分子”成千上万,层出不穷。1976年4月5日爆发的“天安门事件”,公安部关于“追查谣言”和“追查反革命”的两个紧急通知,对牛郎“追反”运动有着不可低估的催生作用。

由此而来的是当时官场的畸形政绩观:破获的“反革命”案件越多、“反革命”集团越大、“反革命”分子职务越高,政绩就越突出,就越容易升官。在牛郎“追反”运动期间,仅7月份有关部门向县委汇报的“反革命”案件就有:19日龙安云汇报长兴区“虎渡口电站现行反革命”案件,23日县委冯恩栋副书记汇报的甘龙区大石坡大队刘廷周参加“反革命集团”案,27日公安局汇报的乌罗区“红旗党”案件。其中“虎渡口电站现行反革命”案件中职务最高的是军长,大有超过牛郎区之势--其实那不过是一起火灾事故;乌罗区“红旗党”案件报捕11人,上面只批逮捕2人,为此乌罗区党委还很有意见。

1976年7月19日至20日,牛郎区召开牛郎、沙坝、木寨“三社”(三个公社)会议,总结前段“追反”情况,部署下阶段的“追反”工作,把其他还没有追查出反革命分子的公社排除在外。在会上,龙文飞表扬了“追反”成绩最突出的牛郎公社,说沙坝是中间分子,委婉地批评木寨公社。受冷落的银岩公社不甘落后,以吴炳称为突破口,加大“审讯”力度,破获师长团长营长一大堆,终于后来居上,超过牛郎、沙坝、木寨三个公社;公社武装部长藤久先于7月24日开枪打死“反革命”分子吴金恩后被提拔为公社副书记,公社书记龙金城也因此被提拔为区委副书记。同年牛郎区被评为“先进区”,松桃县在全地区评比中也被评为“先进县”。

第二,官僚主义者漠视他人生命。

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体制,让实权官员能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各种利益,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能使磨推鬼,这促使人们为争官不择手段,使得官场成为不见硝烟的战场,官员不惜以用兵之法来治政。实权官员往往高高在上,任人唯亲,任人唯顺,偏信偏听,不深入基层,不深入调查。从牛郎追反事件来看,牛郎追反当然不是出自省委地委的本意,但省委地委不深入调查,光听汇报,始终认为牛郎确有反革命组织存在,直到9月20日省地县派人下去调查后才得出绝大部分人是冤枉的结论。即便确认搞错了,也不给予平反,不给伤残者医治,更不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龙文飞依旧当他的区委书记,石孟明还升任铜仁地委副书记。任凭受害者千上访万告状,告了两年,平反问题还是老大难问题。老大难,老大一抓就不难,华国锋一签字,省委地委立马解决了。

为升官不择手段。仅仅为了升一格半格官,不惜牺牲他人生命。龙文飞仗着自己与上级某些领导(县委书记石孟明和省委书记吴向必--省委书记排名第四,牛郎籍)的良好关系,为了能接替石孟明县委书记的位置,不惜屁菅人命,制造惊天冤案。

他们漠视的仅仅是别人的生命。上级追查责任的时候,他们上推下卸。他们内心懦弱,怕受皮肉之苦,还没等到用刑,他们就像竹筒倒豆子,一个个老实交待,低头认错。

第三,口供至上的追证传统。

几千年以来,刑讯逼供都是我国侦破案件的先行手段,因为它不需要多高的智商,不需要复杂的推理,顺着口供去寻找物证即可。正因为迷信口供,改革开放以后屈打成招的冤案仍然层出不穷,如杜培武、李化伟、腾兴善、佘祥林、赵作海(还有王子发、郝金安、闫国旗、孙万刚、吴大全、林帝安、李久明、孙学双、胥敬祥、齐晓晖、杨宗发、呼格吉勒图、张辉和张高平叔侄)等等。在牛郎事件中,专案组规定“一个人供就听,两个人供就信,三个人供就定”,光靠口供就已经确定了,根本不需要物证。

 

注释:

① 杨海平、徐丽霞《白癜风病因学研究现状》,《中国美容医学》2009年第5期。

② 周晖、陈木开等《白癜风158例临床分析》,《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③ 中共铜仁地委文件,地发〔1978〕43号,《中共铜仁地委关于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追反”冤案平反昭雪情况的报告》

④ 中共贵州省委、铜仁地委、松桃县委牛郎工作组编,《情况简报》(第十期),1978年9月14日。

⑤ 省地县沙坝公社工作组《关于对吴秀宽被打死情况的调查综合报告》,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二日。

⑥ 中共贵州省委信访处《苗乡风云》,载于《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花雨集》(上),309--320页,群众出版社,1981年,北京。

⑦ 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79〕松检起字第010号。

⑧ 1969年5月29日的铜仁大武斗详情系亲临武斗现场的曾任“毛泽东思想松桃苗族自治县联合指挥部”指挥长、县革委副主任麻树清告诉笔者。

⑨ 中共松桃苗族自治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松桃苗族自治县历史》(第一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

 

 

作者简介:

麻昌贵,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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