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前门庄严的地毯，哲学还有一道晦暗的“后楼梯”；除了人来人往的议事客厅，政治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后花园”；除了那能派上正经用场的石料，历史还有很多被有意无意丢弃的“边角料”。那砖石铺成的是车马大道，人人都从那儿经过，是一种“常道”，由“边角料”凑起来的当然只能是“羊肠小道”，或者叫做“非常道”了。余世存编著的《非常道》中，收集了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历史的“边角料”，带给了读者别样的惊奇。
我不认识余世存，尽管早就读过他的文字，并且印象深刻。我一直认为这个使命意识超强的同时代人有着非同寻常的襟抱——这也是一种“非常道”。对他来说，写作似乎不得不成为一件艰难的事情。然而，当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了几分吃惊：一个年轻的急切欲言的人，在这么一本二十多万字的著作里，没有留下属于自己的一个文字，他成了一个编辑家，一个不加半句废言的收集者，或者干脆称为一个历史边缘的沉默而坚忍的“拾垃圾者”。我时常悬想这么一个热血而赤诚的人，是如何耐住自己的性子，舍弃了城市虚假的灯火辉煌，搁置了闲情逸致的乡村理想，在如同“城郊结合部”似的暧昧地带逡巡，在似乎见不到自己意志和创造力的工作里见证自身的“在场”。当年，鲁迅曾劝英文极佳的林语堂多做一些翻译的工作，林语堂还极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创作力衰弱的“老人”干的事，鲁迅为此还生过气。郭沫若的外文也不错，他骨子里同样看不起翻译，认为翻译者不是自己在创作婴儿，而不过是个“助产士”而已。这两小块“边角料”好像逃过了余世存的视线。但在我看来，余世存的选择既隐含着苦衷，又包含着慎思的明智。在一个“说，还是不说”、“道可道、非常道”的时代，有时候真实的表达只需要一个回声，只需要让曾经存在过的声音重新召唤在场就行了。
哲学家康德那“哥白尼式革命”的思想大旨无非是，要让原理、原则、范畴之类走在原始的材料前面，“强迫自然回答它的问题，却决不只是仿佛让自然用襻带牵引而行”。不是把观念看成是符合对象的，而是对象看成是符合观念的，对象其实是观念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康德召唤回来的人的“主体性”。没有自己的眼光和理想，余世存所面对的那一大堆“边角料”也就无多大意义，所以在选择、取舍、编辑过程中，余世存其实已经呈现了自己的主体性，已经表达了他自己的“非常道”。这里早已深刻地打上了他自己的印记。还是鲁迅先生，当年就说过，当一个“选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事情往往是这样，不着一字，方能尽得风流，不置一评，可以胜过万言。
而且话也说回来，在话语的制作和流播过程中，其实没有哪一个文字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我们所写的、所说的，无非都是前人写过、说过的话。纵观今天形形色色的“创作”，又有哪些不是在重复中篡改，在篡改中重复？像余世存这样，认认真真地再现那些枝节的原貌，反倒还更诚恳一些，至少在“历史的真实”面前他还不至于显得过于狂妄。
坦率地说，我对于“历史的真实”一直心存怀疑。存不存在一个“历史的本体”？“真实是不是可以还原”？这种问题显然有些迂腐了，没有机会过多展开。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书写的历史、叙述的历史并非历史的本体，有的书写和叙述反而使得“历史”更加远离其自身。至今为止，经典的历史叙事都是遵循着一种逻各斯中心的统辖，在主流价值观（“常道”）的笼罩之下存活。历史似乎是内蕴着一种强硬的、必然的、自我证明的、自我合法化的所谓逻辑，历史的写法同时也是逻辑的写法，历史与逻辑是统一的，历史就是逻辑的展开。这种黑格尔本质主义的历史精神统治着我们的思想。因此，成为文本的“历史”、进入叙事的历史，必定是要用那结实的砖石砌成一堵合理的墙，铺成一道充满独断性的道。在这里，所有“不重要的信息”，所有的“边角料”，都被排斥、被屏蔽、被淘汰、被筛掉、被掩埋、被遗忘了。历史仿佛成为一个活物，沿着一条其实是人为设置但被认为自明的线索或“常道”或“进程”往前游动。经典历史文本的狭隘和可疑在此显露无疑，人人习以为“常”的“常道”之“霸道”也可见一斑。那种“历史”所拒绝的不仅仅是一些细节，而是存在本身的丰富性。因为如果有真相的话，那么真相的使者常躲藏在细节处，隐匿在宏观历史的巨眼和聚光灯照射不到的角落里。存在本身（或历史本体）是巨大、无边的旷野，所谓“历史”只是在旷野中犁开的一条道路，只是走的人多了，遂成为当然不二的主干道（常道）。事实上，还有大量的小径被风沙掩埋，还有大量的支路被有意无意地遗弃，当然，更有许多无路的荒野，在那里，只有前人留下的几个若有若无的脚印。余世存的写作提示了那些小径的存在，他收拾的杂乱脚印也呈现出了“历史”的其他可能性。
确实，读余世存的《非常道》，常常会有一些感到突兀的发现，如同看到了历史背后的更多秘密，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前脸”的“后脑勺”。温文尔雅的蔡元培居然会冲着学生大喊“决斗”，狂妄的哲学家熊十力竟然在争论哲学问题时与废名扭打在地，金岳霖痴情到在林徽因死后多年举宴为其过生日，没想到蒋介石年轻时候也曾经历过那种痛苦的理欲冲突，而代表反动势力的山阴县令李钟岳受到良心折磨以至于在秋瑾被处死后百日自杀身亡，更有吴宓的爱情笑话、戴笠的家乡受辱……在所谓的正史之外，中国自古就有“掌故”的传统，那也是被称为“野史”、“笔记”的，其中也许多多少少有演义的痕迹，但这些有着“山海经”风格的文本有可能更加接近于真实的本体，因为它们并未受到主流价值观或逻辑常道的无情修剪，它们不是盆景，而是野花野草，自有其不屈不挠自在绽放的生命力。
当然，书中还有更多苦涩的记录，那种黑色幽默的东西只能存活于如此这般的叙事之中。俞平伯等人被游斗时得挂牌，写上“走资派何其芳”、“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等字样，大家公推俞平伯来写这些字，“因为他的字最有功力”。田汉在监狱般的医院里去世之际，没有人来跟他告别，而当时的广播里却狂热地播放着他写的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为保卫北京古城，梁思成和林徽因与吴晗激烈争吵，梁被骂得哭了，林则在肺病严重的情况下据理力争至于噪子失声。陈独秀为保全大气节在贫病中度过最后时光，临死前为乞食为一地主抄写家谱。慈禧竟然自以为是“最聪明之人”，智慧要远远过于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诸如此类，让人苦笑，让人痛哭，让人忧愤，更让人沉思。
记得多年以前，从舍斯托夫的书中读到托尔斯泰是个逐利的市侩、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个凶狠贪婪之徒时，从罗素的书中读到马丁路德的蛮横、哥白尼的懦弱时，还有培根的道德缺陷和卢梭的放诞无行时，甚至从种种叙事中发现沈括的小人伎俩和唐伯虎对于“扬州瘦马”的赞美时，内心里都深深地感受到人的复杂性、历史本体的丰富性和历史叙述的不可靠。我有一种无意中看到“后脑勺”的偷窥之感。真实与否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竟然也可能真实。
这样的信念早该确立起来了：历史之流绝非清澈而是始终有些浑浊的，历史之树绝非如修剪过后那般整齐而是枝枝桠桠的，历史之路绝非曾经以为的那样“非如此不可”而是充满了种种别的可能性的，历史之墙也绝非严整贴合恪守逻辑而是有着许许多不为人所察觉的缝隙的。所谓历史单调的宏大叙事只是一种人为的架构，历史的决定论也只是一根强行楔入的木桩，人们借以可以系住许多东西。而那绝对的真实本体就像“物自体”一样藏匿，永难得到显现。但是复调多调的叙事话语可以尽可能地还原本相，对于细小之处、对于支路和缝隙的重视，能够让我们朝着真实之境趋近。
人是怎样与固执的定见相搏斗啊！
余世存写作此书，显然不是纯粹出于一种趣味的引导，他其实是在重建一种更健全、更多元的话语。这些话语并无明显的理性秩序和价值等级，也无所谓什么中心意旨，它们只是以相对的原生态，呈现出自己的存在，就像大地上野草疯长，天空中乱云飞渡，留下的不过是一个痕迹。面对这种全息性的话语，很多时候也许只有一声叹息。
其实，无论是登上“后楼梯”，迈入“后花园”，还是瞥见“后脑勺”，在无意中也许都暗合了“后”现代的某种旨趣。至于余世存本人是否有此种自觉，却无关紧要。
（《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余世存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