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仪方:从侵权法的局限性看合规药品致害之国家责任

——基于龙胆泻肝丸事件之展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7 次 更新时间:2013-12-21 22: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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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仪方  
国家应负有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义务,与之对应,公民也应具有法律上的请求权:这种请求权既可以表现为一种事先的预防请求权,使公民超越法律的层次,直接运用宪法上的基本人权来攻击某些活动,法院也可以不必以法律存在为前提直接裁决;[61]也可以表现为一种事后的救济请求权,运用宪法上的人权保障条款而请求法院判决政府承担赔偿或补偿的法律责任。[62]如果照此思路延续,公法上的法律责任将与行为渐行渐远而只关注于损害结果本身,换言之,法律上和政治上国家责任的分界将由此变得模糊,而这无疑会导致法律责任理论和制度的重大变革。

   为此,在损害频发的风险社会,如何重构国家责任以及救济制度的法理,将会是今后亟需回答的课题。

   Abstract: Longdanxieganwan Event caused the remedy problem of damage inflicted by compliance drugs. On the level of civil relief, the drugs are up to National Standard, which the drug defect cannot be identified and the duty of care has been recognized as fulfilled, so the civil responsibility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which caused damage inflicted of compliance drugs cannot be investigated from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level. In the administrative remedy level, due to lack of possibility of foresight in reduc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and public authority and special sacrifice element in administrative compensation, it is hard to achieve administrative remedies. Although the rise of equity compensation responsibility theory in risk society can achieve the remedy of compliance drugs, it also could cause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state responsibility concept and relief theory.

   Keyword: damage inflicted by compliance drugs, risk society, legal remedies

    

   注释:

   基金项目: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风险行政中的国家责任”(项目编号12CFX031)、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风险监管的行政不作为责任”(项目编号12YJC820021)的阶段性成果。

   [1]参见新华每日电讯: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3-01/04/c_132078381.htm,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1月5日;方舟子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2e4i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1月5日。

   [2] 相关报道可参见《龙胆泻肝丸—清火良药还是“致病”根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2/23/content_740961.htm,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月5日。

   [3] 合格药品不良反应是指因药品未被发现的内在缺陷或者因患者的特异体质而引发的损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药品“副作用”。

   [4] 在药品不良反应致害的问题上,世界各国和地区提供给我们风格各异的救济途径,主要可以分为以德国瑞典为代表的保险模式以及日本台湾为代表的基金模式等。上述救济方式确实在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救济效果,但是由于已经脱离了传统法律责任的范畴,本文在此暂不作探讨。宋瑞霖:《完善中国药品不良事件救济机制研究》,中国法制出版2011年版,第150页。

   [5]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10年版《药典》在2005年版的基础上,做了大幅度的修订和新增品种的工作:2010版药典共收载品种4567种,新增1386种。其中一部收载品种2165种,其中新增1019种、修订634种;二部收载品种2271种,其中新增330种、修订1500种;三部收载品种131种,其中新增37种、修订94种。药用辅料、标准新增130多种。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相关规定可参见:国家药典委员会网站,http://www.chp.org.cn/cms/home/,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1月5日。

   [6]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our law is that loss from accident must lie where it falls", OLIVER WENDELL HOLMES, THE COMMON LAW, 76(1963).

   [7] Hearing on Drug Safety Before the Sub comm. 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of the House Comm.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88th Cong.,2d Sess.,pt.1, at 147(1964)。转引自[台]朱怀祖:《药物责任与消费者保护》,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09页。

   [8] 相关研究可参见金自宁:《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合规抗辩——从一起环境污染损害案例切入》,《北大法律评论》2012年第13卷第2辑;傅蔚冈:《合规行为的效力——一个超越实证法的分析》,《浙江学刊》2010 年第4 期;解亘:《论管制规范在侵权行政法上的意义》,《中国法学》2009 年第2 期;宋华琳:《论行政规则对司法的规范效应》,《中国法学》2006 年第6 期,等。

   [9] 学者约瑟朗德提出形成风险说,参见:H. & L. Mayeaud/Tunc, Traitéde la responsabilité civile, I, 1965, N. 336-361。转引自朱岩:《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立法模式研究》,《中国法学》2009年第3期。

   [10] 房绍坤、郭明瑞:《民商法原理(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65页。

   [11] 国家环保局在对湖北省环保局请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是否以过错和违法性为条件的批复((91)环法函字第104号)中指出:“至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只是环保部门决定单位是否需要缴纳超标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而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界限。”参见周和敏:《环境侵权违法性要素问题探讨》,《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4卷3期。

   [12] 曹明德:《环境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13] 苏永钦:《再论一般侵权行为的类型》,载于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9页。

   [14] 参见:Clayton P.Gillette&.James E.Krier,Risk,Courts,andA gencies,138 U.Pen.L.Rev.1O27,1028(1990).转引自傅蔚冈:《合规行为的效力——一个超越实证法的分析》,《浙江学刊》2010 年第4 期。

   [15] 傅蔚冈:《合规行为的效力——一个超越实证法的分析》,《浙江学刊》2010 年第4 期。

   [16] 例如,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第二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90页;杨立新:《侵权法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185页;刘士国:《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7~78页。房绍坤、郭明瑞等《民商法原理(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9页。等等。

   [17] 宋华琳:《论政府规制与侵权法的交错——以药品规制为例证》,《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2期。

   [18] 参见:Teresa Moran Schwartz, The Role of Federal Safety Regulations in Products Liability Action, 41 Vand. L. Rev. 1131(1988);[台]许宗力:《行政法对民、刑法的规范效应》,载[台]葛克昌、林明锵主编:《行政法实务与理论》,2003年版。转引自宋华琳:《论行政规则对司法的规范效应——以技术标准为中心的初步研究》,《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7条:“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其他标准是推荐性标准。”以及同法第14条:“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

   [20] Hearing on Drug Safety Before the Sub comm. 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of the House Comm.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88th Cong.,2d Sess.,pt.1, at 147(1964)。转引自[台]朱怀祖:《药物责任与消费者保护》,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37页。

   [21] 当然,药品制造商也可以在可能出现的两难境地中选择停产停业从而尽到“注意义务”,但是这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而言显然承担的义务过重。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32条。

   [23] 可以说这种观点代表了我国行政法学界目前对行政规范分类的基本认识。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139、142—169页。

   [24] 宋华琳:《行政法视野中的技术标准》,浙江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8页。

   [25] 而大陆法系的主流学说根据行政所制定的抽象规范有无形式上的法律规范性将这类规范分为“法规命令”和“行政规则”。参见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253页。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48条。

[27] 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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