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精神流浪汉”的传统和命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2 次 更新时间:2013-12-21 22: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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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俊曙的书放在我这里,已经好几个月了。直到昨天才抽出时间,仔细读了一遍。今天早上,照例地提前醒来,想起这本书,突然引发了许多的记忆和思考:关于北大,北大里的“精神流浪汉”;关于我和北大的关系,我和俊曙的交往——

   自从二零零二年八月退休,我就很少来北大了,除一个月来一次看病取信,没有特殊的事或机缘,都尽可能地远离校园。我在《与鲁迅相遇》一书的“后记”里,有过一个解释:“现实的北大对于我是越来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将心中的北大推到远处,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忆,一个永远给我带来温馨的梦。”

   记不得是哪一天,大概是几年前(三年?四年?)的某一日,我来北大中文系取信,突然被一位年轻人拦住,说他在北大当保安,却很着迷文学,也读过我的书,想和我聊聊:这大概就是我和俊曙的第一次见面。不知为什么,在我惊愕不已的那一瞬间,突然有了一丝感动。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好像是另约了一个时间,我专门赶到北大来,和他见面的:这大概就是一种机缘了。以后还谈了好几次,其中一次是和俊曙的中学启蒙老师田老师一起聊的。在谈话中,俊曙告诉我,他原在河南某大学就读,毕业后,找了一些工作,都不甚如意,原因是忘不了自己的“北大梦”,于是,就到北大来,寻了份保安的工作,作为实现北大梦的第一步:先感受一下北大的气氛,同时利用北大的条件,听课、读书,准备考研究生。那么,我就在无梦的中国和逐渐远离梦的校园里,遇到了一位还在做梦的青年人了。在进一步的交谈里,我发现,俊曙对于文学,对于思考,有一种痴迷,一份神圣感,同时又有找不到出路的迷茫。于是,我断定:这又是一位“精神流浪汉”。

   这就唤起了我的历史记忆:我在一九九四年写过一篇《保留一块精神流浪汉的圣地》的文章,谈到当时就接触到的一批没有机会读大学的年轻人,出于精神的渴求,来到北大附近,一边打工谋生,一边“蹭课”,做编制外的旁听生。我把他们命名为“精神流浪汉”,并且认为在八九十年代的商品潮中,出现这样的“精神流浪汉”,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文化、教育现象。文章特地指出,在蔡元培“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校风熏染下,自由听课,对不注册的旁听生的宽容态度,是“北京大学的教学制度,以至教育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谈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大精神流浪汉时,我举出的例子是沈从文。最近,我在研究三十年代的大学文学教育时,又接触到一个材料:胡适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一三一号“编后记”里,把当时北大所在的“沙滩一带”,称为北平的“拉丁区”——“拉丁区”在法国巴黎,从一八三零年起,就成为举世闻名的“穷文人街”,那里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艺术家;现在,胡适在北大附近也发现了这样的精神流浪汉:这些北平“拉丁区”的居民都是北大的“偷听生”。胡适认为,这是北大“最有趣的制度”:“偷听是不考的,不注册的,不须缴费的。只要讲堂容得下,教员从不追究这些为学问知识而来的‘野学生’。往往讲堂上的人数比点名册上的人数多到一倍或两倍以上。”更令人感动的是,胡适自己就亲自关照过一位来自贵州边远小县务川的名叫寿生的苗族偷听生,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在所主持的《每周评论》上先后发表了寿生的十篇小说和十二篇时事评论文章,并多次在“编后记”里热情推荐。我在一九九四年所写的文章里,正是依据这样的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五十至七十年代中断,到八九十年代又重新续接的精神流浪汉现象,做出了两个概括:

   精神的超越物质的追求,是出于人的本性、本质。当大多数人趋向于物质的享受时(用自己诚实的劳动追求物质享受,这本身也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也总会有人做出逆向的选择,更渴望精神的丰富。尽管是极少数,而在我们这样的十二亿人口的大国,也会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量。

   “在中国,人们一旦有了精神的追求,就常常把眼光转向省城京都里的学苑。北京大学就这样成为一切精神流浪汉(在广义上,我们大家都是精神流浪汉)心目中的一块圣地。”中国经济越发展,越“需要精神的圣地”,这不仅是北大,而且应该是大学学院的基本功能与职责。文章结尾,我还发表了这样的感慨:“在当今之中国,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已经是不合时宜,甚至是滑稽可笑的。但我仍然要坚守这一块精神的最后的立足之地——如果再退一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话说得有点悲壮;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大概当时就有了不祥的预感。但不管怎样,此后我一直在紧张地关注这些北大精神流浪汉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观察北大的命运。而且我也没有中断过和形形色色精神流浪汉的个人接触,也给他们中的几位朋友的书写过序。今年初,我还给一位当年的“小朋友”写序:他是九十年代的中学生,却在中学老师的启蒙下,进入了“八十年代的文学时代:他对文学和人生的理解和追求,都属于启蒙时代”,就自然和九十年代的时代气氛格格不入,于是,拒绝参加高考,于本世纪初,来到京城,也成了北大的精神流浪汉。我在书序里,对他这样的新“拉丁区”居民的命运,做了这样的描述与概括:“心在八十年代,却成长、生活于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这是命运对他最为残酷之处。”(《文学时代凄婉、美丽的回响——我读王翔〈夜雪〉》)

   现在,我又遇到了俊曙。他的年龄应比我的这位“小朋友”小,至少他是在此后的最近几年才来到北大的。在他身上似乎也有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烙印(大概也是他一再提到的中学启蒙老师给他的);但或许还更有新的时代特点:这正是我想探讨的。于是,俊曙这本书里的几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

   首先是他对当下的北大的观察:因为住在北大校园内,就有了零距离的感受。他仅写了三篇,这有点遗憾:他是可以写得再多些的;写的都是小事情,却留下了很大的遐想与思考空间。第一篇是《从“校友桥”到“状元桥”》,讲这些年北大成了旅游景点,人们争先恐后地要跨过北大西门内的那座桥,美其名曰过“状元桥”——俊曙说,这桥原名“校友桥”;但在我这个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记忆里,它却是无名的。这其实并不重要,值得深思的是,“状元桥”命名背后的北大理解与想象:俊曙尖锐地指出,这是在将北大“贵族化,官僚化”、“名利化,金钱化”,“这也正是‘校友桥’的悲哀,北大的悲哀”!读到这里,我的心为之一震:这不正是十多年来,我为北大和中国教育忧心忡忡的症结所在吗?径直说,从二零零零年当时的执政者、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教育产业化”的目标后,中国的教育(从大学到中小学)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变成了营利的工具。包括北大在内的大学,都由此走上官僚化、商业化的不归路,实利主义、实用主义、市侩主义、虚无主义……泛滥成灾,理想、信仰、精神、圣洁、宁静致远……这些构成学院的基本元素,都在事实上被逐出了校园,大学的“民族精神圣地”的基本功能与职责,都被彻底消解:这是真正的“釜底抽薪”。正像俊曙所观察与敏感到的,人们,相当多的家长与学生,向往、报考北大的原因,不再因为它是“精神的圣地”,而在乎它是一座“状元桥”,由此可以通往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层,达到“做人上人”的人生目的。这样,北大就不可避免地要培养出“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并以此作为国家和包括学术与教育在内的各行各业各部门的接班人,那就真正要危及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了。——听说我的这个判断曾在网上广泛流传,我的心却一直在流血:“精神的最后的立足之地”坚守不住,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谈到整个中国的精神溃败,北大,中国的大学教育首当其冲,早就溃败了。

   当然,或许还有另外一面。俊曙讲了两件北大小事。一是他的亲身经历:许多老师和同学在知道他干着保安准备考研时,都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他从中感受到了“尊严上的平等和人道上的关怀”,于是,就写了篇文章,题目叫《北大的人文》。还有一篇《那些人,那些猫》,讲北大校园里的流浪猫的“幸运”:学生专门成立了“猫协”来照顾、管理校内和园区中的流浪猫,更有许多在职和退休老师无微不至地照料,其中一位甚至被叫作“猫爸爸”。诚然,这不仅是北大人,许多普通老百姓都是这么做的,这就用得上前面说到的话:这样的对生命的关爱,都是属于“人的本性”,并且最能显示“人的本质”。俊曙却愿意把它解读为“当世俗的观念日益浮躁时,有群老师和同学在守望着人文精神,如此说来,北大幸甚”。这或许有俊曙出于他“北大梦”的着意夸张,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我由此想到了自己的另一种经验:这些年,也总是不断有北大的学生(他们都是我退休以后入学的),或上我家,或请我到北大去,和他们聊天,或给他们讲点什么,就在几天前,就有我中学母校南师大附中考上北大的一群学生(各年级各系的都有),就南京大屠杀和中日关系和我做过一次座谈。这些聊天、讨论涉及的话题相当广泛,而且也很深入,我从中感受到北大人所特有的人文关怀和独立思考与探索热情。对这些学生的自发活动,我都是欣然应邀,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自在自如,仿佛依然生活在北大的传统中。我因此也就明白:我所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只代表了一部分北大人,问题是他们正在被着力培养和重用;也许和我接触的这些学生,以及和我没有交往但有着同样追求的学生,也只是一部分人,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北大的传统是不可能被摧毁的。俊曙说他们是“守望者”,这是准确的:可以说他们是在前述北大精神、大学精神整体溃败的情况下,坚守精神的追求。既精神溃败,又有人坚守: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当今北大和中国大学的真实状况,忽视任何一方面,都可能形成遮蔽。

   把俊曙的追求置于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看出其意义和价值:他也是溃败中的坚守者。我因此常常发出感慨:一部分被视为,也自认为“天之骄子”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其实是远离北大精神的;倒是俊曙这样的某些人不屑一顾的保安,却继承着北大的传统。当然,作为一个“精神流浪汉”,俊曙的坚守,是远比北大在读学生更为艰难的。于是,就注意到了俊曙笔下的《车轮下的翅膀》。文章的副题是“试以象征示人”,并且有这样的“补记”:看到车轮下的鸟的尸身,不能不联想起“自己的经历或命运”,“岂不是被撞击、碾压下的麻雀”?那么,这只“已经不再飞翔,也不能飞翔”,却“把自己的血肉、羽毛,连同渴求的飞翔献给了大地”的精灵,不就是今日的俊曙们的象征?这已经不是前述世纪初的“凄婉美丽的回响”,而是更为惨烈的呼救:中国的精神流浪汉几乎已经走到绝路了。他们所要承受的,不仅是强力的压制,生存的艰辛与危机,更有与全社会的商业化气氛格格不入所带来的精神的孤独、枯寂,以及不堪忍受的冷遇。

   最大的痛苦与折磨,更来自自身。坦白地说,连我自己,在这里肯定与赞扬俊曙们的坚守时,也在不断地反躬自问:这是不是误导,会最终贻害、耽误了这些年轻人?不错,启蒙时代的乌托邦理想,是弥足珍贵的,但却是必然破灭,又必须超越的,这样才能达到对社会、人生,以及人性方面最为严酷的一面的正视和清醒。而在面对现实以后,又面临更为艰难的选择:是因此走向虚无、颓废,或沉湎于市侩主义、享乐主义,或成为怨天尤人、故作激烈的“愤青”,还是既正视又坚守,在反抗绝望中寻求新的出路?而路又必须自己去寻找,绝不能指望任何人指路。这就需要自身的生存能力与精神力量的强大。还是鲁迅说得好:“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与温饱是发展的基础与前提,而发展则要仰赖更为自觉的精神的不断升华。我读俊曙的书,在为他对文学与思想的执著追求感动的同时,也感到他在这两方面修养的不足,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我还想起了鲁迅的另一句话:“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就以此语赠俊曙和他的朋友,并请相信,在你们艰难寻路中,会有一位老人始终在关注、支持你们,并给予默默的祝福。

   来源: 《读书》二〇一三年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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