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道萃:改革行进中的劳动教养制度功能与性质之整合性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6 次 更新时间:2013-12-20 23:26:36

进入专题: 劳教制度   国家本位   社会规训  

孙道萃  
也与《立法法》第8条第5项“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相违背。所以,“刑事类措施”必须采取司法化原则的对策,这应当成为现代刑事政策的基本立场,劳动教养在实践中是作为一种显性的“刑事类措施”而存在的,这就决定了其在本质上是一种保安处分性质的人身强制性预防措施。特别是从法治化原则、司法化原则与比例原则看,劳动教养制度非“刑事法”莫属。[29]易言之,从劳动教养制度的既存做法看,并且从刑事制裁的司法化这一人权保障原则看,现存和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归属于刑事制裁领域。这不仅正面肯定了寄养在劳动教养制度之上的国家本位下的集体主义规训策略的合理部分,也从司法权运作的角度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必须循着司法化改革这一基本立场。

   (二)劳动教养制度的保安处分化图构

   坦言之,对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刑事制裁,首先必须纳人到司法化轨道,这是国际人权标准和宪政要求。或言之,劳动教养制度的司法化改革是一个基本走向,偏离司法化的改革路径则无法充分地借助司法权的终极裁判性来更好地保护人权。反而,一旦纳入到了行政法领域,则很有可能在保障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上处于劣势,也无助于从根本上纠正劳动教养制度所处的法治困境。而且,考虑到劳动教养制度的适用对象、期限等关键因素,将劳动教养制度纳入到刑事处罚领域更为可取和妥当,能够很好地衔接刑罚与刑事处罚措施之间的“空隙”。毕竟刑法作为一种“事先法”而非“保障法”,[30]其旨趣在于以一种更为科学的实质性价值判断路径来提高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法治成本,从而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考虑到我国刑罚体系改革的现代化坐标是超越主附加刑模式,这就要发挥广义保安处分制度的整合性机能,与改革后的传统刑罚体系融合为二元的刑罚制裁体系。[31]所以,在保安处分制度中国化趋势日趋明朗之际,将一个正处于“存废”与“改革”之中的劳动教养制度纳入到保安处分制度,不仅符合相对合理主义的司法改革观,也有助于促成我国刑罚体系的现代化进程,进而促成以人身危险性为核心的行为人刑法体系成功“入驻”到刑法典。诚如长期关注劳动教养制度的储槐植教授所指出的,劳动教养是我国司法领域中最富有中国特色、最引人争议、最具有社会功效的制度,劳动教养的性质是一种中国式的保安处分制度。[32]该观点是科学的,在我国,保安处分制度还处于上升发展期,劳教制度的社会管理或集体规训功能与保安处分制度的教育、矫治机能是殊途同归的。劳教到保安处分是一种“等值替换”,这是两者之间的创造性转换的理由。

   当然,即使在靠向保安处分之际,各自的方案也是不同的。或是将劳动教养更名为保安处分,并在刑法典中设置保安处分专章;或是以保安处分特别法的形式进行规定。[33]还有的认为,可考虑以刑法修正案形式增加刑事禁止令,也即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可为增设单项保安处分措施提供必要的立法经验,具体可置于《刑法》第37条,并作该条之一项的形式加以规定。[34]而有的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当在进行相关制度的改革后加以废除,劳动教养在治安处罚和刑法之间没有存在的空间,保安处分制度的系统化和司法化将促成我国刑法的刑罚与保安处分之二元化格局。[35]其实,该论者的方案是建立在“现代国家的刑法一般都实行刑罚和保安处分的二元制”和“劳动教养和治安处罚大体包括国外刑法典中的轻罪和违警罪以及部分保安处分措施”等一系列基础之上的。[36]客观地讲,立法技术的形式层面之争,并非劳动教养制度走向保安处分化的关键所在。反而,改造劳动教养所必须遵循的最低限度的实质标准才最为重要,具体是指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法官保留原则、程序公正原则等实体法层面和程序法层面的基本准则。[37]否则,劳动教养制度的保安处分化就可能偏离正轨。鉴于此,改造后的劳动教养制度暨保安处分的权力归属应当是法院而非公安机关。[38]总之,只要在保安处分制度上达成了共识,技术方案也将会迎刃而解。

   与此同时,将劳动教养制度纳入到保安处分制度内,不仅有助于继续保留劳动教养制度的社会管理职能,也直指教育、矫正等具有“康复性”、“社会化”的社会防卫措施。显然,保安处分制度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实现预防犯罪功能,是为了更好地防卫社会安全,这在风险社会里显得尤为迫切,而这也是劳教的功能蜕变轨迹。就劳动教养制度的晚近功能转型看,决策者赋予其维护社会稳定(包含截访)的新功能,既是迷信“威慑力和效率都非常高的管制手段”的不当结果,也是仰仗劳教法律制度的必然结果。客观地讲,承继于“稳定压倒一切”的基本国策,特别是社会转型之际的中国社会需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加之当前的刑事司法制度处于一个“失信”的严峻形势下,刑法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39],必须挺身而出且有所作为。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劳动教养制度已经成为了“准”刑事制裁措施,弥补了现存的刑事制裁体系与刑罚之间的“真空”。而且,除去“安置就业”这一特定时期内和已被废止的功能外,再立足于劳动教养制度所针对的对象,从早期和晚近中的劳动教养制度所形塑起来的社会管理功能的内在旨趣看,实为一种预防犯罪的目的观念,尤其是特殊预防目的。也即,针对那些“屡教不改”、“游手好闲”、“生活无出路而扰乱社会秩序”以及吸毒、卖淫、嫖娼等行为人,劳动教养制度的确起到了防卫社会的功能。由于我国刑法典采取“定型+定量”的立法模式,所以,刑罚体系的“起点”较高,在针对这些威胁社会安定、团结和谐的行为时就显得“无能为力”,决策者选择由一个具有中国保安处分之属性的“劳动教养”予以替补,并用于规制数量庞大、危害程度不低的“违法行为”,这显然是对劳动教养制度的真实运作逻辑的合理“还原”。换言之,劳动教养制度回归到保安处分轨道上,是一个颇具“返璞归真”的合理选择。

   (三)《违法行为矫治法》的“保安处分化”归属之倡导

   2003年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直接导致收容教育制度的废除,这也成为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一个重要导火索。如有论者指出,要从根本上改革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其现实选择是建立统一的以消除行为人再度侵害社会的危险性为目的的强制性社会预防措施的法律体系和实践运作管理体系。[40]客观地讲,强制性社会预防措施的本质基本上“贴近”了保安处分制度,都是一种针对危险行为人的规制手段,两者之间有着不言而喻的“天然亲缘性”。保安处分的宗旨就是社会防卫,无论是刑罚、保安处分一元制或二元制,都不影响保安处分直指人身危险性的本色,不削弱保安处分“管辖”轻微刑事犯罪的强大功能。所以,可以说,“孙志刚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劳动教养制度保安处分化的进程。与此同时,立法者所中意的《违法行为矫治法》也开始进入了理论界与公众的视野。2005年2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用以取代劳教制度的《违法行为矫治法》已经列人当年的立法计划。但在2005年4月,由于受到某些部门的抵制,草案因未能如约进人常委会审议而被搁置下来了。然而,《违法行为矫治法》(草案)在搁置两年后再次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立法计划。对此,中国劳动教养学会理事屈学武指出:“这部法的立法宗旨应该是矫治犯罪边缘化行为,进行全面的社会防卫,更好地维护人权。”[41]显然,该法案的旨趣与保安处分制度不谋而合。2009年3月,一些人大代表继续提案,而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将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制度。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已经列人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在2010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中,吴邦国委员长在人大报告中称将《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列人今后一年的工作任务。[43]该法案还处在起草阶段的消息既令人兴奋,也同时引发了其与劳动教养制度的关系定位问题。与此同时,正如司法部官方出版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立法研究》一书指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是对违法者进行的强制性教育矫治措施,不具有刑罚与行政处罚的惩罚性或处罚性,是介于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之外的一种独立的法律处分,是以预防犯罪为价值取向,主要针对常习性违法者,是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法律处分的一部分。显然,按照一些官方的倾向性意见,《违法行为矫治法》将取代劳动教养制度,并以一种独立的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法律处分而存在。但是,这也将诱发该法案与保安处分制度之间的辨识难题,即其究竟是独立的还是属于保安处分制度。

进言之,明确《违法行为矫治法》的性质归属很重要,这直接关涉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方向。其实,很显然的是,闻如其名,“《违法行为矫治法》具有西方典型的保安处分特征”[44],或者说,以教育矫正为核心内容的《违法行为矫治法》与保安处分制度是有着显而易见的“亲缘关系”。据此,“违法行为矫治体系”宜隶属于行政刑法(属于刑事法域)[45]之列。理由很简单,在刑罚和保安处分并行而进的趋势下,保安处分制度具有很强的包容性[46].对此,高铭暄教授也颇具远见地指出,无论是废除还是停用劳动教养制度都应依法公开进行,对现有的劳动教养人员,原则上应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地予以处理:视情况可以转人强制戒毒场所或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犯有罪行的应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比如判处管制或缓刑,实行社区矫正。[47]在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废除)后的具体衔接问题上采取行政处罚或刑事制裁的“二维分流”方式有其合理之处,与现存的行政处罚、劳动教养、刑罚所组成的法律制裁体系相契合。当然,这都是建立在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将被解分为行政处罚和刑罚两个不同的部分的基础上。[48]所以,那些行将转化为保安处分的“劳动教养”部分,需在类型化上有所作为,而不是一股脑地全部予以保安处分化,只有那些稍微严厉而又不符合但书的情况才需保留下来,而且,还应重点关注那些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社会成员。由此,就不仅维护了“定性+定量”的立法模式,也为即将转人保安处分的那部分劳动教养内容“减负”。当然,这个类型化“作业”需由立法者加以最终决定,但也需学者们从理论上加以一定的归纳和整理[49],这同样是当前制定《违法行为矫治法》的立法任务之一。然而,将《违法行为矫治法》全部划归到行政处罚的观点也不妥当。如有学者认为,应将“违法行为矫治”看成是介于刑罚处罚和治安处罚之间的特殊的司法矫治处分[50],主要用于矫治一些违法不断、危害不小,却又不够人罪的行为人。[51]而有的认为,违法行为矫治应属于一种“行政强制措施”。[52]但是,正值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社区矫正制度、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等一系列刑事司法改革背景下,劳动教养制度的归宿应是刑事法领域而不宜归属于行政法领域。否则,《违法行为矫治法》将与现存的《治安处罚法》、《行政处罚法》等发生不必要的功能重合。或言之,在行政法领域已经具备了分梯度、有层次的行政制裁体系,如果再将《违法行为矫治法》加进去则显得有些多余,甚至模糊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措施之间的界限。其实,将《违法行为矫治法》纳入到保安处分制度的归属中之所以更为妥当,这也是法律制裁的司法化原则的要求所在,毕竟刑事制裁在程序上严于行政制裁。而且,以保安处分为导向的《违法行为矫治法》,也将与刚建立的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合作、配套关系。如有论者认为,经由劳动教养与监狱和社区矫正间的吸收并合,形成重刑改造、轻刑管教、微刑矫正的刑罚执行的“三分层格局”。[53]该观点很好地揭示了行将改革的劳动教养制度与社区矫正、保安处分之间的“亲和性”与“兼容性”。其实,至少在执行阶段,社区矫正将是保安处分制度的首选方案,亦宜作为违法行为矫治的首选。[54]总之,为了与劳动教养制度的保安处分化趋势相衔接,并与勃兴的社区矫正制度相对接,《违法行为矫治法》宜定位为保安处分制度,这符合劳动教养制度的司法化改革的基本立场;而一旦独立为一种法律处分,则难免在刑事(法律)制裁体系的内部再生逻辑混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劳教制度   国家本位   社会规训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刑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674.html
文章来源:《法治研究》2013年第10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