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 :全球化下的中国选择:“单极”还是“多极”秩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01 次 更新时间:2005-06-11 01: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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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虽然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我们都说那标志着中国正式重归世界舞台,但实际上在过去几百年里我们的生活并没离开过世界。六百年前郑和下西洋时当然没有“全球化”这个说法或这个理念,但不管怎样,从那以后甚至在海禁期间中国也没断开过与世界的联系,只是在诸如海禁、文革这样的年代里与海外的联系是偷偷地非法地进行。那么,加入WTO这一事件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它跟以前中国与世界的接触又有什么区别?当我们受惠于国际贸易之时,是否真正理解这一切的背后所依赖的世界秩序呢?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究竟选择何种国际战略,去追求“单极”还是“多极” 国际秩序?哪种秩序对中国经济最有利?,竟来自何处到OD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吗?世界上曾经的单级

  

  回顾500年的全球化进程

  

  有关全球化的问题现在越炒越热,或许还存在不少误解。要想更好地理解全球化的意义,我们必须清楚它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欧洲和东南亚基本上没有来往,陆地来往是有,但其规模无足轻重,而美洲还没被人们所知晓。也就是说,1492年以前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是很不一样的。虽然那时候还没人有“全球化”的眼光、也不知道“全球化”这个词汇,中国是600年以前最有可能、也最有能力推动全球化的国家。郑和下西洋已经为世人熟知,他们曾经远到西非,这样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无人能及,但是由于明朝政府迁都至北京以及宫廷的内部斗争,使得当时的海军远洋船队失去了经费与政策支持,进而扼杀了中国推动全球化的可能性。当时的政府不仅不再允许大规模出海,而且限制造船的吨位,并且将已有的大型帆船与郑和出洋的资料销毁,这使后人无法考察当年的历史。由于这样的变故,中国失去了成为当时全球贸易大国的可能。

  

  那么,欧洲当时的状态呢?由于全球一体化是人类本性趋势所至的,虽然中国错失了推动海洋贸易的机会,但欧洲却在慢慢摸索。当时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就积极从事航海技术的研究并致力于发展海上贸易。他们之所以加快这一进程,就是因为马可波罗给他们带去了对东方中国的极大憧憬,这一憧憬激励他们想从海上寻找到中国最近的航线。于是,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于1492年起程了,他们阴差阳错地发现了美洲大陆,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拉开大西洋贸易的序幕。随着16世纪中叶英国、荷兰也加入大西洋贸易,世界各大洲之间逐渐被联系起来,在世界历史上那还是第一次。

  

  全球化对于当时的国家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在全球化进程以前,世界各国的发展基本上只能依赖自身的自然资源以及依附土地的农业。海洋贸易的到来使他们有可能利用全球资源来共同发展,通过跨国贸易重新整合财富与自然资源,达到更合理的配置。而且,人们的政治意识、生活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也在这一过程中趋同。当然,起初的跨国贸易是很少的,比如,1500-1599年这100年中,通过海运完成的欧洲与东南亚间的国际贸易船只仅有770次,也就是说,那时候每年只有不到8艘货船从欧洲的港口驶向东方的中国、印度或日本,而且那时帆船的载重很小,再加上航海技术的落后,使国际海洋贸易在那100年中发展十分缓慢。到了1600-1699年这一阶段,欧亚之间的海运次数增长到3161次,但也仅仅意味着每个月有不到3次欧亚海上贸易,交往还是甚少,谈不上全球化和人们的政治意识与生活方式的国际趋同。进入十八世纪后,国际海洋贸易显著增长,那100年间海运达到了6661次。随着工业革命在十八世纪后期的爆发,特别是十九世纪初铁路渐渐地出现,铁路开始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作用。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仅靠海运发展贸易,恐怕只有沿海和沿江地区才能受益,比如,中国的沿海省市与长江沿岸城市历来相对其他地区要富裕,原因之一就在这里。但铁路的产生就加强了一个国家内部的物资与人员的交流,构成了内部流通的架构,进而可实现国家内部的一体化,我想这是全球化第一阶段最显著的成就。国内市场的一体化也为国家内部地区参与全球化提供了可能,到十九世纪末汽车的发明更是为之提供了动力,因此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全球化更多的是让每个国家内部在经济与社会方面更加紧密、更加一体化,铁路、汽车、电报、电话等交通和通讯工具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没有一国内部的一体化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在国际间发挥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以及本国不同地区的特点。

  

  生活在当今社会,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各国人们在生活方式上的趋同以及观念意识上的同一化。可是在几百年前,不同地区的人的思维方式非常不同,语言、甚至方言的差别也极大,这样的状态很不利于沟通、交流与贸易往来。正因为没有往来,几千年下来世界各国的确能保留自己的文化与生活方式,野蛮也好、独裁也好、公平也好、不公平也好,反正各国间没有往来,谁也不知道别国怎样,即使知道也无法怎样。而且人们在单一的社会环境下,往往限制了新式思维方式的产生以及经济的发展。比如,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中国和欧洲各国都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全球海洋贸易间接激发了欧洲民主意识的产生,但中国由于闭关锁国就丧失了这样的机会。也许我们一直要埋怨明朝皇帝终止郑和的远洋活动以及乾隆皇帝锁国的政策,但正是因为全球化的不发达与通讯的落后,使得中国皇帝无法了解到全球贸易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进而采取了错误措施,浪费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当西方在十七世纪产生代议制政府的时候,中国仍然深受专制的压迫而且不会受到外部的谴责,这如果发生在当今世界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没有往来,那时一个国家的主权确实很绝对,你压迫也好、民主也好,反正谁也看不见、谁也无法管得了谁。这就是为什么野蛮与专制在世界各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持续了几千年。

  

  但,今天不一样了,一个国家的行为已经不能我行我素,飞机、汽车、轮船、铁路,还有互联网、电视、电话把世界每分每秒都连在一起,任何社会群体受压迫时,其他国家的人看到以后即使不想管也很难良心上过得去。中国必须参与全球化,我们的很多变化实际上也是全球化所影响的。今天跨国交往的速度与成本,通讯容量与速度都是几百年前无法比的。有了这种层面的国际交往,经济一体化、生活方式的趋同、观点意识的趋同,这些趋势无人可挡。虽然许多人拒绝承认这些趋同,但事实上这些趋同都在发生,看看你每天用的、行的、住的、甚至于吃的,有多少保留了200年以前的原样?有什么没有受到外来东西的影响?这些是“用”的、是硬件,那么软件、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呢?其它不说,我们的辫子没了,洋务运动后出现的种种意识形态差不多每一种都是外来的。这些都是有利的,关键看我们怎么面对这些观念的引进。过去一百多年,在“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思想指导下,以为全球化带来的东西真的像超市买菜一样,你只挑你想要的东西,结果如何呢?结果是我们中国过去一个多世纪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怎么也没弄对。这些血的教训应该已经告诉我们:你要么就不碰全球化,要么就得一篮子收,是套餐。

  

  我们也要反思现有的一些政策,比如人为地用户籍制度将劳动力的转移加以限制;对投资流向的限制;对某些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垄断,这些都妨碍了我们国内经济的一体化。倘若国内经济没有做到全面的一体化,又怎么可以合理地配置资源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呢?这些年建设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系统使我们在硬件上已达到了国内一体化的要求,但在软件和制度设置上还需要改进。美国在19世纪初农业人口占95%,但到1900年降到了20%左右,我们可以想象这对于经济的推动力有多大,这都是其国内经济一体化的后果。这对我们今后经济政策的制定应有所借鉴。

  

  晚清中国为什么没能成为“世界工厂”?

  

  今天的世界跟过去不同,也可以表现在其它方面。比如说,中国今天能吸引大量的外资成为世界工厂,但晚清、民国时期却不能,为什么呢?晚清时期中国人口也多、人力成本也很低,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可能吸引大量的外资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原因之一是在100年以前,整个世界的技术环境与工业布局跟现在大不一样。首先,100年前制造业正在兴起,也是欧美的优势,他们主要的比较优势就是机械化大生产,中国想凭借低廉的人力成本取代这样的优势是不可能的,在当时还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愿意将大工业搬到中国或其它国家,因为他们自己还没有挣够钱,并且那时的工业技术还没有全球的标准。所以,当时的洋务派虽然理论上也可以通过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换取工业化的进程,但那时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中国劳动力的技术训练也有限。再有,当时工业品的全球运输成本很高,这也造成了中国那时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工业地位。另外,我们要理解为什么当时的英国要拥有世界第一的海军。正如第10章谈到的,因为那时的世界秩序基本由武力维持,国际化的法治还没有根本的发展,英国在海外有那么多的经济利益就必须有强大的军队保护。而当时的中国要发展大工业、走英国的道路,也就需要同样强大的军队为可能分布全球的贸易利益保驾护航,这在当时怎么可能呢?虽然洋务运动使中国军队开始向近代化迈进,但这离保护海外贸易的要求还相去甚远。因此,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为什么当时的中国没有像今日中国这样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我认为,虽然清政府的腐败也是重要原因,但也因为他们没有今日中国所遇到的机会。

  

  我们以往总善于纵向的比较不同时期政府的好坏,于是常常得出结论:1949年以前的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为清政府和国民政府很腐朽。这一结论本身肯定是对的,但这种单纯纵向的比较很片面,倘若我们横向地比较不同时期的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就能明显地发现:不同时代的政府所拥有的发展机遇是很不一样的,当今我们的机会在100年前绝对没有。100年前,西方国家自己还正在完成其工业基础的巩固建设,还没成熟到可以把制造业往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地步。因此,今天中国的成功模式是晚清无法效仿的。

  

  随着工业技术的成熟,西方国家通过制造业能得到的利润越来越少,于是他们开始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移植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此我们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这种机会是晚清和民国时期都没有的。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今天集中精力于产业链前端和最后端的发展,最前端包括理念的创新、最新技术的发明、知识产权的维护、企业融资、资本市场等,最后端也就是营销,这两部分是经济增加值最多的阶段。再有,他们更加强调各种制度的完善,并不断追求经济增加值和利润率最高的领域。

  

  中国应追求哪种国际秩序?

  

  既然今天的发展机会是来自于过去几百年西方与国际社会共同建立的秩序,也来自于西方技术创造的工业化基础,那么在我们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上就应该以保护和改善这种秩序为基本立足点,至少不应该去主动摧毁让我们赖以崛起的秩序。那么,如何理解今天讨论最多的“多极”与“单极”世界秩序呢?从中国自己的经济角度讲,究竟应该追求哪种秩序?

  

  我们可以从过去几百年的世界历史中找到答案。一般认为,1492年到1800年左右是全球化的“预备期”,十九世纪是全球化的第一期。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第一期全球化就告一段落。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结束后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称这一段为全球化的最黑暗年代。第二期全球化开始于1980年代初期,特别是在苏联于1989年解体之后全球化算是进入新的全面高潮。

  

  自1700年左右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时的世界基本是英国主导的单极国际秩序。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人不能忘记在鸦片战争以及随后的一百年里英国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也不应该原谅他们的罪行。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或许也可以看看那时的跨国经济关系,比如,在那时的单极秩序下,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机遇如何?国际贸易状况如何?数据表明,当时贫困国家的发展机会要比今天好。比如,1913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总额50%流向当时的发展中国家,46%流向发达国家;而现在全球FDI只有15%流向发展中国家,80%流向发达国家。这说明在大英帝国当道时期,发展中国家拥有比现在更大的发展空间。由此我们就产生出疑问:在四、五十年代消灭殖民地之后各国是平等了,但这是更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各国的发展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大英帝国时期的贫困国家反而得到相对更多的外资呢?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十九世纪殖民地国家的公司不仅能像英国本土公司一样在英国融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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