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艰难转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3 次 更新时间:2013-12-20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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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 (进入专栏)  


《国步艰难》以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选择和转向为线索,梳理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过程的演进逻辑,充满了呕心沥血的思考,同时又有对未来发展的展望。

萧冬连最近出版了一部新书《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5月),是一部浓缩版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作者用15万字的字数梳理了中共治国60多年的历史,偌大乾坤一袋装,这份治史的凝练功夫绝非一般学者可企及的。萧冬连治史,素有宏观观照的学术情怀。

在1993年,林蕴晖教授和他的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的同仁们,曾出版了《风雨兼程--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一书,试图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去认识这段历史,当时在学界很有些影响。萧冬连就是作者之一。20年后,萧冬连独力完成了《国步艰难》这部书,无论是史实的丰富,还是识见的明晓,都是更上一层楼了。该书提纲挈领地概括了从1949年以来中共的执政历史,用笔严谨,开合自如,有细节,有概括,有血有肉,有文有质。在关节处,要言不烦,几句话就点明了旨意。可以看得出,作者对这段历史吃得很透。我与萧冬连是在学术上声气相投的朋友,时常会通个电话讨论一些治学问题,非常赞赏作者所持的学术态度。这就是本书开篇所说的:力求每一判断都立于可靠坚实的材料之上,收敛过度解读的冲动,对历史的复杂性抱持一种敬畏;着重于发掘历史本身的逻辑,而不是做简单的道德和价值评判,拒绝用某种既定框架框定历史。持这种研究态度和价值立场的著作,自然不同凡响。

社会主义是一个大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道路,是中国当代史的历史主轴,十分复杂而又高度敏感。其发展道路是大起大落,一波三折,歧路亡羊,但始终在现代国家的门槛之外踟蹰徘徊,逡巡不前。《国步艰难》以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选择和转向为线索,梳理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过程的演进逻辑,充满了呕心沥血的思考,同时又有对未来发展的展望。历史学家与理论家、政治学家的著述方式不同,他不是从现有的理论框架出发的逻辑推演,而是根据原始的文献史料进行的历史梳理,首先强调的是历史史实的准确性,避免了空疏的议论。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的写作,写字数多的书比较容易些,写字数少的书是很难的。因为写的字数越少,对史料和史实的提炼和概括的水平就越高,难度就越大。

社会主义是一个大题目,既是一种价值观念,又是一套制度体系,还是一个现代化的运动路径,亦真亦幻,亦实亦虚,研究起来殊为不易。《国步维艰》从中国社会主义路径选择的实践方面,提出了本书的叙述逻辑:即实现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体制-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转向改革开放。对这个叙述逻辑是否合适,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它划出了一道比较清晰的历史主线,可以看到许多问题的来由,评述不乏有点睛之笔。

笔者印象最深的主要有四点。一是对历史的概括和提炼,具有深刻的哲理性,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书中对大跃进的评价说:任何时候都应对人类理性的局限保持一份警惕,谨慎对待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作社会试验,必然带来灾难。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这类精彩的语言,俯首皆是。二是对历史的叙述平和冷静,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客观公允,关照到了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如书中讲到邓小平的改革时,在肯定之中也客观地指出了相关问题。作者认为:邓小平几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主要着眼于提高行政效率,而不是民主化,更不接受西方式民主的模式。他可以允许自由,但底线是不能挑战共产党的合法性。邓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为自由设置底线。不可否认,邓有力地控制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但也留下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推进的诸多问题。作者对毛、刘、周,乃至对林彪的评价,也力求做到爱不溢美,恶不贬损的客观性和公允性。三是在叙述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是史实的平铺直叙,而是深入历史活动的肌理,有针对性的观点,有准确的问题意识。如讲中国改革的起步时,作者在叙述了“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的观点后,指出:改革初期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在某种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许多情况下是实践推动政策走。市场机制具有为自己开辟疆域的力量,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所谓“与时俱进”也可称之为“顺势而为”。这个观点是非常到位的认识。四是对关于社会主义和当代中国的历史演进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深度思考,梳理出了一条从过去到未来的历史发展逻辑,具有哲学家的冷峻与深刻。

作者提出了在人们心中萦绕不去的一些根本性大问题,如:20世纪社会主义何以兴起并成燎原之势?中国能否告别革命?中国为什么会搞计划经济?为什么会走运动治国的道路?作者认为原因有四,1.目标模式上的“理性的自负”。把马克思提出的未来社会理想,当作现实的选择。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梦想超过列宁,甚至超过了斯大林。为了实现高尚目标,可以超越于法律之上采取任何强制手段。2.革命化造成了激进主义的持续泛滥。革命能够带来平等观念,推动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具有推动民族国家重建的意义。革命激进主义的负面作用,是使“不断革命”成了革命后的持续主题,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左倾政策都带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胎记。3.计划经济的致命弱点。计划经济模式动员资源的能力很强,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却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效率低下。特别是它将所有社会成员都固定在特定区域和单位之内。人们得到了某种安全保障,却以失去自由为代价。这种体制的运作,必然要依靠强制动员。4.作者特别提出了毛时代的政治运动治国成为常态的原因:一是用运动为强制性制度变革扫除障碍,二是用运动反对体制性的官僚主义,三是在运动中进行权力再分配。这些认识都是非常有深度的。

来源:《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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