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志 袁彬: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关系的调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3 次 更新时间:2013-12-19 21: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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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志 (进入专栏)   袁彬  

    

   【摘要】刑法调整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刑法是相关部门法的保障法。我国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在静态的法律规范和动态的法律调整范围方面大体协调,但也存在着刑法的前提性规范欠缺、法律制裁的衔接不合理、刑法的入罪根基不牢固等缺陷,应通过完善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法律用语、规则、制裁,坚持动态上的适度犯罪化和适时非犯罪化方向,合理调整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

   【关键词】刑法;相关部门法;调适

    

   部门法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一国现行全部法律规范所作的分类。[1]尽管学理上对于部门法的划分标准迄今仍存有一定的争议,但普遍认为,宪法是规定我国社会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的地位、职权范围、组织与活动原则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宪政生活的基本问题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根本大法;[2]而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程序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环境法和军事法等是我国部门法的基本类型。[3]

   从不同法律之间的关系上看,宪法与刑法的关系较为明确,系母法与子法、基本法与具体部门法的关系。[4]但对于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部门法的关系,无论是刑法理论上还是其他相关部门法理论上,都存在较大的争议。近年来,随着刑民交叉、刑行交叉案件以及民事、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现象的增多,刑法与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环境法等相关部门法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并且逐渐成为我国刑法立法、刑事司法领域的热点问题。如何正确看待和恰当处理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也成为我国刑法理论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一、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划分的标准

   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法理学上一直存在着多种标准说[5]、主辅标准说[6]和惟一标准说[7]之争,其中多数学者持主辅标准说,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首要标准是法律所调整的不同社会关系,其次是法律用以调整的不同方法。[8]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是确定不同部门法律关系的基础。基于法理学关于法律部门划分的一般标准,笔者认为,对于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法律调整对象: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关系划分的实质标准

   在法理学上,法律的调整对象是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范围和种类是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9]不过,对于刑法是否有其独立的调整对象,理论上曾存在较大的争论。这是因为,刑法所保护和调整的社会关系范围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0]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哲学家和刑法学家(如启蒙思想家霍布斯、普芬洛夫、边沁、卢梭和德国刑法古典学派大师宾丁、意大利现代刑法学家克里斯皮格尼等)都认为,刑法没有独立的调整对象,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11]

   现如今,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法学界已无争论,但对于刑法的主要调整对象,仍然存在较大争议,“广泛的社会关系说”认为“刑法的调整对象不限于某一类社会关系,而是调整各个领域的社会关系”[12]“罪刑关系说”认为“罪刑关系应该是刑法的基本命题,也是刑法的调整对象”[13];“刑事法律关系说”认为“刑事法律关系是刑法所调整的对象”[14]。笔者认为,刑法的调整对象是社会关系,但并非所有的社会关系,而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社会关系。

   第一,刑法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而并非罪刑关系或者刑事法律关系。

   我国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阶级即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和应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15]犯罪、刑事责任、刑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刑法的基本内容。从这个角度看,“罪刑关系说”、“刑事法律关系说”所主张的刑法调整对象是“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犯罪人与国家追诉之间的关系”,这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应该看到的是,这些关系是刑法的内容,但并不是刑法的主要调整对象。

   正如民法也要解决民事违法行为与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但民法的主要调整对象仍然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16]。刑法规定了“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但目的是要通过这些规定来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我国《刑法》第1条关于刑法目的的规定和第2条关于刑法任务的规定都清楚地表明,刑法主要是为“保护人民”、维护社会利益与秩序服务的。因此,刑法的主要调整对象是社会关系,对罪刑关系、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只是刑法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

   第二,刑法调整的对象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而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具有广泛性,解决的是社会关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涵盖了个人、单位、国家之间关系的所有内容。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既包含了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包含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具有广泛性。但刑法并不调整所有的社会关系。只有那些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社会关系,才是刑法调整的对象,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性质上特别重要的权利。以这类权利为内容的社会关系是刑法保护的天然对象。例如,生命权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是刑法保护的对象,任何对生命权的不法侵害都会被视为犯罪,要受到刑法的制裁。此外,在现代社会,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人身自由等权利都具有这种特性。二是程度上较为重大的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并非所有的权利都具有天然的重要性,有些权利的重要性与权利受侵害的程度密切相关。例如,财产关系能否成为刑法的调整对象,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看财产权受侵害的严重程度。一般的小偷小摸、数额不大的诈骗、过失毁坏财物的行为,通常认为不会对财产关系造成严重侵害,因而不是刑法的调整对象,只有那些可能受到严重侵害的财产关系才会被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

   刑法调整对象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刑法与相关部门法之间既存在密切的联系,也存在一定的区别。作为其他法律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能否成为刑法的调整对象,要视其特殊重要性而定。

   (二)法律调整方法: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关系划分的形式标准

   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的,因而所有的法律调整方法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所有实施侵犯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行为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干预。但在所有的法律调整方法中,刑法的调整方法是最为严厉的。[17]刑罚不仅可以剥夺犯罪分子的财产,限制或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剥夺犯罪分子的政治权利,还可以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因此,如果说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特殊重要性尚不能明确划分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那么“刑罚就成为了区分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惟一的外部标志。”“刑罚这个概念,在逻辑上也成了一切刑事法学的基础;是否与运用刑罚有关,是从形式上界定刑事法学和其他学科唯一的标准。”[18]

   但是,国家为何要赋予刑罚制裁这种特殊严厉性呢?从根本上看,这是为了实现国家对一些重大利益的进一步保护,防止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对这些重大利益保护的不足。这使得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具有了一种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独特地位—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保护法或者保障法。正如有学者所言,“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指导、以部门法为主干、以刑法为保障的内部严谨、外部协调一致、相互有机联系的法律规范的整体”。[19]“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保护法,没有刑法作后盾、作保证,其他部门法往往难以得到贯彻实施。”[20]“刑法在根本上与其说是一种特别的法律,还不如说是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力量。”[21]

   刑法的保护法地位表明,只有相关部门法无力有效地调整的、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社会关系,才可以被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当民法、行政法等相关部门法手段足以实现对相关社会关系的保护时,就没有必要动用刑法手段。

    

   二、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衔接关系

   刑法作为相关部门法的保护法地位,决定了刑法必须与相关部门法保持良好的衔接。而这种衔接,既体现在法律规范上的静态衔接,也体现在法律调整范围上的动态平衡。

   (一)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静态关系考察

   从静态的法律规范上看,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不同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方面。

   1.行为模式的衔接。行为模式是法律规范的核心要素。从总体上看,我国刑法与相关部门法规范在行为模式上的基本衔接方式是:相关部门法规范作为刑法的前提性规范,与刑法保持衔接。具体而言,这种衔接又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全面衔接。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典之间的衔接就具有全面性。《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刑法》的前置性规范,在许多条款的表述上与《刑法》完全一致或者基本一致。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关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组织淫秽表演等条款的表述就完全一样。两部法律之间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22]二是部分衔接。这主要体现在刑法与其他行政法、民法、金融法、军事法等部门法的关系上。在这种关系衔接中,刑法规范的设计需要部分地以相关部门法的规定为前提,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刑法明确地将相关部门法作为其规范的前提。这主要体现在空白罪状上。空白罪状需要借助其他法律规范来明确犯罪的行为要件,其标志是罪状表述上存在“违反某特定法律法规”。在空白罪状中,由于所参照援引的非刑事法律规范对犯罪构成起着补充说明的作用,因而也被称为补充规范。[23]我国《刑法》中的空白罪状总共多达70多处,且表述各异。其中,有的只概括地表述为“违法规定”、“违反国家规定”、“违反法律规定”等,有的则明确规定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规”、“违反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违反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管理规定”等。这些规范多属行政法律法规的内容,是认定行为是否违反刑法规定的前提。例如,我国《刑法》第322条规定:“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根据该条规定,行为人构成“偷越国(边)境罪”的前提是“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否则即便行为人越过了国(边)境,也不构成该罪。

   第二,刑法暗示性地将相关部门法作为其规范的前提。这种情形中,刑法没有明确将相关部门法作为认定犯罪的前提,但条文中隐含了这一内容。例如,我国《刑法》第139条之一规定:“在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从内涵上看,哪些人属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显然需要依照相关部门法的规定。又如我国《刑法》第261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对于这里的“扶养义务”,也需要依照我国《婚姻法》等相关部门法的规定。

此外,我国刑法条文的许多用语,包括常用术语、常用的但在法律中有其专门含义的术语、专门法律术语和技术性术语,[24]都需要参照相关部门的规定。例如,金融诈骗罪中的“集资”、“恶意透支”、“金融凭证”、“有价证券”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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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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